一代故人

梅　娘

加拿大温哥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诺尔曼·司密斯立意研究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东北女性文学，他在阅读了若干部东北女作家的作品之后，写信给我说：“我在深思一个主要的论题，我想那个两个字‘忍耐是正好。我觉得您们满洲女作家特别了解忍耐，也许比别的中国人深沉的……我真的不知道您在那里找到了怎么庞大的忍耐。”(此信是用中文写的，见下页)

这位碧睛褐发的西方青年，用西方的思维方式，理解了东方女性的苦难，挖掘出来东北女作家的忍耐，且是庞大的忍耐。设如作为东西方文化沟通之点之线，可以说是起点不凡。

使司密斯困惑的、不知道东北女作家从那里找到的“忍耐”，对生长在东北大地上的女作家(包括我在内)来说：既简单又明晰。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有记忆的一天起，便是满洲国康德皇帝的臣民了。这个康德，除了他在诏书上使用的传国御玺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当时，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由满洲国的厚生省(相当于民政部)管。厚生省的主管是日本人，取暖的煤、裹腹的米，统统支援“大东亚圣战”去了。就是我们这些能读得起中学、属于上层社会的仕女，三餐中也有两餐半是高粱米，那半餐是苞米プ印苞米面。幸而肥沃的黑土地能够收获土豆、萝卜，才免得我们吃草。白米，一般是朝鲜人种的，黑市价格高得吓死人。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得了肠癌，渴望喝上一碗白米粥，却直到闭眼，也未能获得一撮白米。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忍耐”伴着生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