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健
现代人是一些平视的人。看滚滚红尘,看公路上有关汽车行驶的各种标志,看别人的眼睛里的天气阴晴变化。向上看则有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潮涨潮落,低头俯首则看脚下会不会突然出现别人遗失的钱包,是否别人在使绊子?谁注意柏油路旁边泥土中的小草“当春乃发生”,多少人抬头问“明月几时有”?像深度近视的徐志摩那样突然见到满天星斗而漾出激动情怀的人少而又少,浪漫主义已成文学史教科书上的回忆。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利益为半径,以自己的精力、时间去划圆周,完成人生”据说被称为“形势所迫、势在必行、不得已而为之”,如此等等,他人加之奈何?这似乎有形成潮流的趋势,时值此际,徐刚写成了他的《地球传》(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
这是一个不合时宜、自不量力的举动。不合时宜,上面已有所言。以徐刚笔力,攒小说人物传记(徐刚曾有《谭嗣同》在香港《大公报》连载,读者甚多)、随笔等等,呼风唤雨于文坛,未尝不可;写电视剧、做电视晚会、专题片的策划、撰稿,收入想必颇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他却偏偏与“环境题材”搭上了边。有关环境,问题繁多,资料散乱,从“坎坎伐擅兮”到1958年大跃进的“烟囱好似大毛笔,描绘祖国好春天”,金钟倒挂,史不绝书。联合国倒是有个环境署,但洋文资料谁给提供谁来翻译让你无偿使用?所以在此之前我们不闻有为地球作传者,应在情理之中,大约人人都感到“力有所不逮 ”。确乎不如像俄国的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