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江村”到中关村

文/项飚 摄影/徐晓然

网络使“两极”走近

做北京“浙江村”——北京城南一个自发形成的流动人口聚居区——调查的六年间（1992-1998），我住在中关村的北大。来回于“浙江村”与中关村之间，成了生活的基本内容。有位记者觉得这个行为本身也算个题材，他说：“浙江村和中关村好象是社会的两极，你对这两端都这么投入，很有意思。”

为什么这两个地方是两极？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多余的：和“浙江村”联系在一起的是脏乱差，是“落后”、“低级”，属于亟待处理的“问题和必须清理的对象”；而中关村是“高级”，是未来，是“现代化首都形象”的代表。

当我还在北京的时候，虽然也不同意“两极”说，但并不觉得怎么样。而当我离开了“浙江村”和中关村，同时了解了美国硅谷的一些情况时，才意识到“两极”说确实是概念化的结果。当一个特定的说法出现之后，它会成为一个自在的系统，成为我们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中关村是“好”的，得以多助，使它显得更好；而因为“浙江村”本质上是不符合首合首都需要的，从而被进一步进“边缘化”，各种问题更为严重。

中关村是电子一条街，而“浙江村”以中低档服装为主导产品；中关村起源于“敢为天下先”的中科院研究员，“浙江村”的开拓者乃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几个农民。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人怎样组织自己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浙江村”与中关村，以及和中关村的目标模式——美国硅谷走到了一起。

“网络”是整个体系的根本。如果我们把中关村的小公司拔出中关村，或者让“浙江村”里的某一户离开社区，人还是那帮人，技术还是那些技术，但这个公司这个人很可能就会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