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赫收藏家　拳拳赤子心

天津：徐绪玲

编者按：徐世章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收藏家，毕生致力文物研究，功力颇深。1954年辞世前，决定将家藏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壮举高风赢得收藏界和广大群众的由衷敬重。1999年先生诞生110周年之际，天津文化、文物界刊书、集会隆重纪念，本刊特遴选有关文章三篇，从本期起陆续发表，以为响应。

先父徐世章，字端甫，又字叔子，生于1889年。号濠园，天津人，早年入京师译学馆，毕业后留学比利时列日大学经济管理系，获学士学位，1911年赴意大利担任万国博览会审查员，继赴英、德、法诸国考察商业及铁路行政，1912年回国，历任陇海铁路局会计监补、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欧战期间任中国远征军本部顾问，1920年8月起任交通部次长，至1922年6月离职。

先父离职后返居津门，先后担任铁路学院等多座学院、学校以及多家企业的董事、董事长，并致力于文物收藏、房地产开发和社会公益事业。解放后，他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援抗美援朝和新中国的经济复兴建设，捐献15000元(旧币1.5亿元)购买飞机大炮，成为当时全市私人捐款数额最高者之一，还认购10年期公债25000元(旧币2.5亿元)，而他自己一生淡泊，不尚奢华，甚至连打牌、饮酒、看戏之类都不涉足，对子女教育也十分严格，粗衣淡食，终生过着简朴的生活，直至1954年病逝。

先父的一生，任官职不过10年， 大部分岁月却是投身于文物收藏和社会公益事业，最后把毕生的财富、精力全部贡献给国家，为人民做出奉献。这与一些只知挥霍享受，甚至借韬晦以伺东山再起的“津门寓公”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

先父作为一个北洋政府的属官，他不但看清了北洋政府的黑暗，日后也看透了国民党和日伪的腐败及卖国行为，誓言：“今后不再参与政治。”他面对旧中国在外侮和内乱下造成的社会凋敝、民不聊生、大批民族文化遗产日益外流的情况，选择了收藏文物的事业。日伪时期，他更写下“金印不争争钓石”的勉言，同大伯父徐世昌一起互相勉励，不顾日伪的胁迫利诱，拒绝做侵略者的帮凶，保持铁骨铮铮的民族气节。对先父来说，文物收藏事业是他远离反动政治、独善其身、寄托情怀之所在。他的收藏品主要有：

1.古砚。先父收藏古砚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终其一生。古砚主要购自京、津、沪三地。由于他懂行识货，还常以廉价购得珍品。如1937年1月，他以6元之价购得明代宣德铁砚一方，此系内府也不曾入藏的精罕之品，当时实际价值百元以上。他自己经常奔波于文玩古店、荒摊冷肆，亲自搜集购藏，此外，为其经手购砚的还有傅垲、何庆震等多人，于是当时国内一些名家所藏，如李盛铎、朱文钧等人精珍之品，后多归先父所有。当钱一时不凑手时，他又出让一些古砚，以购得更精罕的古砚。还采取与人以砚易砚交换方式，如他曾以自藏清桂馥大龙尾砚换得徐世襄所藏清朱笥河大石砚。由于先父通过多种渠道千方百计地搜求，藏砚竟达千方之多，其质量之精、价值之昂，当时在全国收藏界实属罕见。论砚之时代，自汉至清；论品种，陶、瓦、砖、泥、石、铜、铁、瓷、玉、木一应俱全；论形制，方、圆、椭形、肖物、八角，各体俱备；论规格，大者逾尺，小不盈寸；而论图案、铭文镌刻之精美，足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名砚集》(蔡鸿茹、胡中泰主编，1993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汇集全国历代精品砚共200方，其中清代以前者的136方，明确著录为先父所藏的即达38方(宋2、元2、明6、清28)，占四分之一强。其中如宋长方抄手洮河石砚、宋鹦鹉石砚、元卧牛石砚、明十八罗汉洮河石砚、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石砚、清林佶海天浴日砚、卢葵生漆沙砚、朱彝尊为马寒中铭澄泥砚等等，皆为传世之绝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先父一生酷爱古砚，不但竭尽全力，多方搜求，而且呵护备至，精心研究。他曾请北京琉璃厂工艺高手孙庆天师傅，或以楠木、或以红木、或以紫檀木，各个配做砚匣，修补原配砚盒。又请当时誉称中国第一拓手的周希丁及其助手傅大卣长期住家七年拓制拓片，自己亲手记录下每方古砚的名称、形制、尺寸、质料、图案、铭文，考订藏主身世、流传原委，然后分品论级，撰写了一部宏伟的《砚谱》专著，可惜此事后来未竟，所存拓片资料均一同捐入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先父好砚如痴如癖，不单是着眼于砚之本身的艺术、文物价值，而且追求砚之人格化品质。他说：“吾人收集古人之研(砚)，不独以研材之极美，刻工之精细，而在充分表现其人之心灵、意境、节操、哲理、情绪、诗意等，形之于砚。”可见他把砚升华到崇高的思想境界。

2.古玉。中国人以玉为避邪护身之吉祥物，素有爱玉、佩玉之传统。先父对古玉颇为偏好，他收藏的古玉，自商周迄至明清，系统地反映了我国玉雕的发展历史。仅以早期古玉而论，其中有商代刻有“癸巳怿(ｄì，古代帝王、诸侯举行各种大祭的总称)，王锡，……”等7字铭文的玉笄(ｊī ，古时用以贯发或固定弁、冕之物)、双钩阴文大字“庚寅辛”的甲子残玉表，为世所罕见，是研究商代祭祀和历法制度的珍贵实物。刻有“間事”二字的燕形玉佩，是3000年前我国劳动人民用候鸟测定春分节气的物证。其他如黄玉兽形佩、黄玉鸟形佩、青玉双鸟形佩、黄玉螳螂、墨玉兔、战国时期的黄玉双龙螭佩、青玉谷纹龙形佩等，或玉质纯细，形象生动，或造型浑厚、刀法刚劲，无不玉色斑斓，光彩夺目，晶莹璀璨，精美绝伦。1984年天津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历代玉雕”，其展品也大多为先父所原藏。

3.书画。先父收藏书画的数量不是很多，也没有像对古砚、古玉那样倾心竭力，但出于对书画的喜好，遇到精品时仍不惜重资收藏。日伪时期，仅一次为收购天津王某的一批书画就花去10万元大洋，可惜在运送过程中被人盗走，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先父所藏的宋拓墨皇本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西楼苏帖》、明王宠的手书、清乾隆缂丝本《明皇试马图》、傅山、傅眉父子的画册、黄易的《得碑图》、黄鼎的《万里长江图》等，也都堪称稀世珍品。其中《万里长江图》就有正本二卷，副本四卷，正本长达80米之巨，为已知古代画家描绘同一题材的最长画卷。

4.图书。先父对图书的收藏，主要从实用出发，兼顾珍贵版本，总数量不下五六千册。明代刻本《徐文长逸稿》、清乾隆时四库馆总纂官纪昀手写《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光绪钤印本《十钟山房印举》，以及日本大正年间木刻彩色套印本《本草图谱》等，今天都属于国家级古籍善本书。

这里还应特别提出1934年任风苞先生所赠的清初传抄明正德刻本的《月泉吟社诗》。任先生字振采，为全国三大私家收藏我国各地历代地方志之首。《月泉吟社诗》系宋末吴谓所编，集280多人结社唱和之作，因其第37名为徐端甫，适与先父姓字相同，故而任先生特别相赠。先父得此书十分欣喜，立即配做精致的楠木书匣，匣面镌刻上他手写的题记，又镌刻一方“徐端甫”白文、一方“月泉吟社旧诗人”朱文篆印，此二印后被先父在书法作品中钤用。由此不仅可以看到先父与任先生之间的情笃谊深，也可见先父于书籍之嗜好。此书后捐入天津图书馆，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谈到图书，还不能不提及先父的刻书活动。先父的叔曾祖徐士銮（字沅青），咸丰举人，官浙江台州府知府，著有《敬乡笔述》、《医方丛话》、《宋艳》、《癯鸥戏墨》等多种，后三种书生前先后自刻过。待民国初年卒后，家道中落，家人将《医》、《宋》二书版片廉价售于固安贾廷琳，先父获知后，设法从贾处高价买回，并于1930年将此二书重印行世，同时补刻了原缺蔡可权所撰《天津徐沅青先生小传》，使其成为完帙。1932年先父将得自高凌雯手校抄本《敬乡笔述》刊刻行世，此书系记载天津地方历史风物的乡邦文献，今又编印于《天津风土丛书》中。

除了上述三大项外，先父还曾收藏过不少珍贵的古代印玺、名贵石料、彩笺、文玩、缂丝等。为了这些文物收藏，先父耗去毕生的精力和全部财力，他曾对我们说：“要是我将购买文物的钱用来买钻石，可以买一大簸箩。”

先父一生收藏文物数量之多、质量之珍，早就闻名于世，引得洋人馋涎欲滴，挖空心思意欲占有。国民党统治时期，美国某大财团曾扬言出数百万美元购买先父收藏的文物，被先父断然拒绝，表示绝不让祖国的文化瑰宝沦于异域。当解放战争的炮火在天津城隆隆响起时，城内一片混乱，达官贵人、富商豪贾，挟着金银细软，纷纷南逃，甚至随国民党跑到台湾。这时也有很多人劝先父到美国去作寓公，凭借手中拥有的大量文物，去享受高级华人生活。先父毅然不为所动，他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绝不能从我手中流散到国外。”表现了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责任感。

新中国成立后，先父亲眼目睹共产党为国为民，与国民党有天壤之别。面对新中国的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升平景象，先父欣喜不已。他一改“今后不再参与政治”之初衷，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乐解私囊，为国分忧，竭力贡献自己的绵薄力量，同时也郑重考虑自己一生从事文物收藏的最后归宿，决定把它们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先父病重时曾对我们说：“我毕生精力致力于收藏文物，几十年呕心沥血，终于将它们由分散变为集中，如果传给你们，势必又由集中变为分散。我考虑再三，只有捐献给国家，才更易于保管，供全社会、全民共赏。我希望在我死后，将捐献的文物开辟一个陈列室，进行陈列，供大家欣赏，这也是我对社会的一点贡献。”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显示出他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和盘托出的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

先父病逝以后，我们家属和子女们坚决遵照他的遗嘱，实现他的遗愿，主动向政府有关部门联系无偿捐献事宜，先后分三次捐出。

第一次是1954年，捐献古玉、古砚、法帖、字画等2649件，图书4014册，得到当时文化部沈雁冰部长亲手签发的褒奖状和天津市政府表彰。在市历史博物馆内辟专室陈列展出时，这批琳琅满目、琼瑶生辉的文物，引起社会巨大反响，获得同声称赞。由于这批文物的入藏，也促进了市历史博物馆艺术部单独建制为天津艺术博物馆。

第二次捐献古砚、古玉、法帖等369件、笺纸45张、绫锦缂丝17方。

第三次是1962年，捐献《万里长江图》正副两本共6卷。为此市文化局曾于市政协礼堂召开授奖大会，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特设宴招待了我们姐弟。

上述所捐文物，古砚、古玉、书画、拓片等入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多类图书入藏天津图书馆，各安其所，各尽其用。

与此同时，先父所建的56所房屋(包括别墅、大楼、楼房、平房)及空地一块，其子女随捐献文物一并全部捐献给天津市房管局，成为企事业机关单位办公用房或人民安居之所。

先父的遗愿全部实现，他把自己一生的心血回报给国家，回报给人民，回报给社会。他必能带着欣慰的微笑长眠于九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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