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忆旧录（八）

成都：叶季戎

纽约版二元中心倒印票来踪去迹考

1945年11月重庆储奇门集邮台售出的纽约版二元中心倒印票自发现以后，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各地邮刊争相报道，议论纷纭，其中有真实的，也有故放烟幕，毫无根据的。如今，很多当年扑朔迷离的故事业已明朗，现来一个旧事重提，专门叙述纽约版二元中心倒印票发现后的来踪去迹，提供参考。

纽约版二元中心倒印票和北京初版宫门倒印票，是我国邮票中仅有的两种中心倒印邮票，号称“民国五珍”中的两种珍奇罕品。民国初年发现的宫门倒印票，为外国人购得，由于斯时我国集邮风气未开，当时并无确切记载，故究竟由何地邮局售出？又由何人购得？至今尚无定论。所知早年拥有宫门倒印的集邮家，都是购自欧西，据此只能推测最先从邮局买到的人是外国人。而纽约版二元中心倒印，则是在1945年11月重庆储奇门集邮台成卷出售中发现的。始由南温泉的郑介初购得；最初发现“中心倒印”的人，则是郑的年仅10岁的妹妹；而和艾元俊谈判交换的人则是其兄晴初。

此票在重庆，郑氏只与艾元俊进行了两次交换。第一次是艾氏以中外邮票从郑处换得10枚。艾氏除自留5枚（四方连一、单枚一）外，剩余5枚，据1990年初姚秋农信告，他是以多套华邮古票从艾处换得2枚，因王纪泽信告说，张包平之喜集倒印倒盖票，务请代觅1枚，他因此而换2枚。又说赫崇佩文中记述姚以金元若干万元购得2枚，系误报道。此文我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看到，即知其误，因1948年8月才改用金元券，1946年哪会有金元券流通之理。王劳生以国币20万元购得1枚，后用来和上海柳至川换外邮了；吕兆荣闻讯后，由昆明飞渝，经刘恒生介绍，吕携来邮册供交换。据在旁的赫崇佩记述，艾元俊毫不留情地一套又一套地取下，估计所取清代和民国早期票估价在60万元以上，只换取了一枚。另一枚为荣宝沣以数十万元购去。1948年吕兆荣回成都探亲，成都集邮会同人设宴于布后街荣乐园餐厅为之洗尘，吕说“近从艾元俊手中购到二元中心倒印四方连票”，在座邮友举杯相贺！

第二次是艾约郑氏弟兄在民族路161号广大药房会面，是艾元俊和赫崇佩两人同去，他们持重庆邮票研究会的公函去与郑氏弟兄协商交换。据说换到4枚，张枕鹤、赫崇佩、刘恒生、艾元俊各分得1枚。此4枚票张枕鹤的1枚，不知是否保留？赫崇佩的后来让出，为何人所得不详；刘恒生1枚，后让与贾淡园。1949年贾将此票借给素有交往的某名邮商，不久去取时该人已飞台湾了，艾元俊所分得1枚，曾于1946年1月航挂寄给成都叶季戎，索价国币30万元。因此票孙像面部有一黑点，有美中不足之感，故未能成交。但郑介初的邮文记述，则称是6枚，此2枚若非郑氏记错，则事关隐秘，局外人自不便推测妄断了。

此后郑氏全家返上海、剩余之34枚，已由郑介初交其父亲保管。于是有吴乐园和郑父接洽此34枚二元中心倒印购买的协议之事。据吴乐园口述（见台湾《邮史研究》第3期），他到上海后和郑父的协议是：票他全部预订下来，每枚200美元，取票付款，他售250美元，即每枚获利50美元。据吴说只有谈贵生买过3个四方连让给外籍邮商罗门，利润应为600美元，各得300美元。不久上海解放，郑父去香港，他到台湾，协议自动失效，可考者仅为12枚。

又20世纪90年代初，杭州钟韵玉信告，说40年代后期，经吴乐园介绍，他和王纪泽会见郑父于上海一品香饭店，购到纽约版二元中心倒印票3枚。“纪泽购到2枚，1枚是代其侄儿所购，我得1枚，购进价格现已记不清楚了。我所得1枚后让给陈志川，志川后来去台湾卖掉了。”

又据郑介初（哲夫）记载，20世纪50年代初省亲时，其父叫他取出所保存的二元中心倒印票，撕了一枚给他，并说已赠给好友卢绪章1枚，此枚在“文革”中被毁。他当时看到的有20枚左右，与吴乐园口述中所说尚留有20枚大方连，和后来在香港卖去一半（即10枚），基本相符。也与哲夫文中所言其父在香港曾售过一些相吻合。

1992年9月30日，由香港佳士德拍卖公司将郑氏最后的纽约版二元中心倒印票，带上右下三方白边含版号32的（2×5）10方连付拍。底价150万港元，但出价到120万时，主拍卖就一槌定音，遂为台湾集邮家朱焕钧拍得。朱乃新光邮会创始人之一，邮坛耆宿寓居蓉城李老弗如之东 床快婿也。

此票来踪去迹如上述，计历历有据可考者计为41枚，不可考者为重庆交换差异2枚和郑父在香港所售之7枚。

责编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