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直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其为“千年首脑会议”准备的题为《我联合国人民:21世纪联合国的作用》的报告中说,“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是全世界经济角色和经济活动间的一个新环境、一个新连结物。……战后的多边体制使得新的全球化的出现、兴旺成为可能,而全球化又逐步使得这个体制的原有设计过时。简而言之,我们的战后的机构是为一个国家间的世界建造的,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的世界里。有效地适应这一转变,是世界领导人今天面对的核心的机构上的挑战。”安南的分析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归结到联合国这个主要作为政治机构而存在的国际组织必须改变,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全球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化,以及今日之世界和过去的差别究竟在哪里。过去是“国家间的世界”,今天是“全球的世界”。但安南在其报告的结束部分仍然说,“《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地提出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它们的重要性及其鼓舞人的能力一点也没有减少。”他认为他所概括的反映《宪章》精神的价值观,“所有国家都能同意”。这就是说,安南仍坚持《宪章》宗旨和原则,仍用国家一词,并且仍从国家间关系的角度看问题。那么,怎样同他的“全球的世界”协调起来呢?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的组织,“我联合国人民”是宪章开头几个字,难道联合国是人民组织,而不是主权国家组织?这些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对联合国实在是太重要了,本文拟就此有所论述,以说明我的看法,并试图廓清有关联合国问题上的一些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