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维的社会效用

高健杰

乔良、王湘穗著《超限战》一书于去年夏天出版后，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2000年1月12日，某读书俱乐部举行的“99年度十大好书新闻发布会”透露了一条消息：《超限战》“由读者提名高居第三位，而在专家表决入围的投票中则受到了普遍的抵制，被第一个从初选名单中划去”，普通读者和专家对此书“各执一辞”。《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记者就此采访了乔良大校，乔良在答记者问时向专家提出了挑战：“……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遇到一个人，包括某些专家在内，能把这本书仔细读完，读透之后，指出我们的缺点和错误。”笔者不敢以专家自居，却是“仔细读完”了《超限战》的一名读者，当然远远谈不上“读透”，但还是想斗胆指出《超限战》的一些毛病,因为这关系到学界与舆论的导向。

一、“超限战”有无效用

正如乔良所说，《超限战》“头半部分主要是分析了美军的现状，从它的武器装备到它的军事思想，以及它的不足和弱点”，后半部分则是作者自己观点的阐述，作者引进了大量的新术语、新概念，简直可以说是对读者进行了一场“饱和轰炸”。许多术语、概念是作者自造的，但自造概念并不能与独到见解划等号。许多新术语不过是一种新包装，是对旧概念换一种表述方式。《超限战》真正要表达的见解，作者自己在书中写道：“就表现在一个‘超字上 ，超限组合战，首先是思路，然后才是方法。”笔者以为，书中涉及方法的“超”有“跨”的意思，涉及思路的“超”则是“突破”的意思，严格地说，全书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超”，而不是一个“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