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速之客

谢小灵

如果我不对经验文本误读。如果我不自视不凡。董伯就不需在被抢白挖苦之后忍耐宽容我的“有出息”

这年盛夏，阳光强烈，汗水穷追不舍地缠上大街上的人们。我不愿外出。深圳人真多，连空气都在夺门而逃。

爸妈的单位组织新、马、泰十日游，我快乐地送走他俩，省得妈成天一刻不停地调度我的一切。自我当家，冰柜里塞满自足的速食品，电话留言“I am out”，世界便切割在公寓之外，几间空屋守着我一人。我走在自由安静的家里，设想自己是独自走上雄奇的山岗，看看壁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离开黄金和财富，与深圳的喧嚣无关，做个城市边缘人不亦乐乎。

七八天后，门铃响起。不会是朋友，谁都知道上门先约，多半是无孔不入、大众熟人似的推销员们。我并不准备开防盗门。“阿妹，我来原是……有块事……”不伦不类的量词加上重重的后鼻音。原来是敝同乡，也只有他们才会理直气壮初次见面便想登堂入室。

我的老家是潮州，来我家的家乡人不外乎两种：谈生意的、找工作的。客观地说，所谓生意，有几次，简直就是用蒙骗的大网，紧抓我们老实的肩膀，设法收获黄金的鱼儿。一回，同乡请我父母做“力士”代理，几十万元交付，得到的却是不去污亦无香味的假“力士”。“咱们再别理任何老乡，”我对妈说，“咱们得像块警惕的石头，堵在貌似温情的路上。”妈执迷不悟：“别忘了本，没有潮州人，你的命都没有啦!”“那是另一回事，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报答的。”

“我来深圳公干，提前两天来你家玩，你是阿灵?”他有些兴奋。总算不是找工作，会不会是谈生意的?为家人找工作的?对于这破坏我安静的不速之客。我的反感似白与黑般分明：“谁都愿来深圳，就是靓空气不来。”“我是……”“您有什么事，请写在留言纸上，我什么都记不住。”我进了里屋call了男友阿平：忠不忠，看行动，你立刻过来对付一位客人。

客人从一个大公文包里拿出一架老式傻瓜相机。“老伯，这么陈旧的古董机，还不关上盖子。”他有些发窘，低头打开公文包，欲言又止。阿平到了，我轻松起来：“老伯，我在市里有个会，父母两天就返回，阿平是路路通，你有事找他办。”“我是……不是……”老伯的白话结结巴巴地显得很可笑。

谁让他是乡下人，谁让他不了解深圳人“四怕”之首：外地熟人。

三天后我才回家，父母和阿平都不在，我的书屋居然留着那个大公文包!里面有很多篇稚气十足的作文，其中一篇吸引了我：

“我的作文总写不满40行，老师不给及格。我告诉了爷爷，他说能帮助我，有一个小姐姐，作文能写好几百行，她小的时候爷爷救过她，爷爷说她还把这事写在报纸上，爷爷去找她教我……”

我真的是以自己的方式报答了一个恩人!我的文章《惦记血液中的一个人》成了遥远的事：……我伤得昏迷不醒，血直流，一个供销社店员，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血换来我的再次呼吸，他还拿出家中所有的粮票——和生存一样重要的、将使他全家好些天挨饿的粮票……我的血液中，美好的人情是盛开的花朵，在生命的枝头绽放。我无数次设想与恩人见面的情形，我的泪水穿越时空抵达见面的日子……

父母从火车站回来：“救你的董伯等你几天，世界之窗民俗村都没去，今天安排去香港从那儿返汕头。他已退休，还一直带着你的文章让你指点一下他孙女写作，这次是最后的机会，他说你有出息。”

羞愧高过盛夏的阳光，直抵灵魂!

如果我不对经验文本误读，如果我不自视不凡，董伯就不需在被抢白挖苦之后忍耐宽容我的“有出息”。

我能指导那位像河的源头般纯洁的孩子写作?我对自己说：先做好人，才做文。

(蒋文发、刘海。燕摘自2000年1月5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