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萍
大学的时候,学校的教学区和生活区之间的街上,有一个小小的邮局,邮局门口是一个小小的邮筒,有一年快到新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邮筒装了全校同学的信和卡片,每天下午都是满得塞不下一片纸。每天下午四点钟,都会有一辆邮局的车开过来,把这些信取走,所以就有人想出办法,三点多的时候过来等邮局的车,直接把信装在邮递员的袋子里。
新年更近了,邮递员开邮筒的时候,从里面流出的信像一只只粉白的蝴蝶,哗啦啦向外涌,那位蔗不多四十多岁的邮递员总是宽厚地假装抱怨“哪来那么多要寄的信呢,我一年才寄了三封呢”。
听了,我就在旁边笑,他故意瞪起眼睛说:“笑什么,你手上那封信要不要寄,今天不寄,就留着明年吧。”
我仿佛被人识破了一样,拿了一封信的手拼命向后缩,“不,不,这个不寄。”
其实,那封信是想寄却不需要寄的。
多少机会,我都可以直接交给他,比如下周日合唱团活动的时候,我可以在音乐教室里交给他;或者周四的体育课下课的时候,我飞快地穿过灌木丛跑到排球场,在他还没有离开之前交给他;或者就是明天,在他陪我去礼堂前面的空地练习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从乱乱的书包里翻出来交给他,然后爽快地说谢谢你陪我练习了这么久——这些,都可以做到,可是我不愿意。
我向后退了又退,那种心情,好像是去看考试的成绩,是知道好一些还是不知道好一些呢。
不过很快就不用犹豫了,他也高高举着一封信,我们看到对方,一起说“寄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