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的只有尊严

我认识梅娘已经二十多年，但我一直是作为晚辈与她接触。我见梅娘的第一面是在北京东四流水巷她家。那是1979年，她当时不到六十岁，命运刚刚从低谷中走出，神情焕发。在那间祖孙三代挤在一起的小屋里，我记得她开玩笑说她女儿柳青“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后来我逐渐了解了她的生活，觉得这话也算得上她自己命运的写照。不过这里我并不想重复她的苦难，二十年来对她的报道主要集中于她经历的苦难，似乎苦难成了一个“卖点”。她对此并不满意。这一点我很理解，因为苦难是外加的，不是她自己。看那些苦难，只能看到时代对人的摧残，以及人在权力面前的渺小。写一个人的苦难并不是写一个人，甚至可能掩盖一个人。

不过要我去写梅娘的内心世界，我同样没有那个能力。我们毕竟相隔一个时代，我们之间一直保持中国传统两代人的那种距离。我只是从一个晚辈角度观察她，恰好我母亲跟她也颇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她们现在都面临如何选择归宿的问题——也许这可以作为我思考梅娘的一个切入点。

梅娘曾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在花季夭折，只剩下女儿柳青。八十年代末柳青移居北美，现在有一个相当富裕的生活环境。她一直希望把梅娘接去颐养天年，除了是孝心，也是一种必要的安排。人老了，总得有人照顾，甚至到一定时候，身边根本就离不开人。那不是雇一个保姆能承担的，也不是进养老院能解决的。因为人越到衰弱的时候，越需要爱心和责任心的陪伴，而除了儿女，谁能真有那份爱心和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