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飞
活在现世的人们,永远对回溯过往和展望未来有着不可遏制的激情。因为只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连在一起,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人类发展史。对于展望未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自然有着不同的追求和去实现但未必能够实现这些追求的门径。而回溯过往,对于十九世纪末期以后的人们来说,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新兴的考古学,为他们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打开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通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考古学——这门兴起于近代西方的崭新学科,不断地向人们立体地、具象地揭示着古代社会神秘高远的生活画卷。
在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尚不足八十年。1929年李济先生对华阴村遗址的发掘,拉开了中国科学考古的序幕。至此,在中国人文领域里又增添了不同于古代金石之学的现代考古学学科。一代代考古工作者薪火相传,不仅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着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而且通过一系列的发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华民族从远古发源,历经兴衰,却不断前进的全景图卷。
但是,“欧洲中心论”者怀疑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某些中国学者也陷入“疑古主义”的迷雾而不能自拔。二十世纪殷墟发现以来,重建我国上古史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而对于弄清“文献不足征”的夏代的来龙去脉,就日益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课题。1959年春,徐旭生先生领导的豫西调查,成为正式探寻夏文化考古学意义上的开始;而后安金槐先生领导的对禹都阳城的考察,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登封会议,则大大促进了夏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