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西周铜牛尊

西安：戴应新

岐山县京当乡的贺家、礼村、凤雏一带，居周原遗址的中心。周族在首领古公艹父率领下，迁来周原，开辟田地，发展经济，历多代先王的惨淡经营，终于翦灭商朝，建立强大的周帝国。在这块周文化的发祥地，历来出土铜器很多，素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

1962年春，我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派遣，进驻贺家，开展周原考古。我们对该遗址的范围、内涵、布局进行踏勘、试掘，从而为尔后大规模的周原考古拉开帷幕。

通过一年艰辛工作，我们与当地行政、文化机构和物资回收部门建立起良好协作关系。我与贺家群众的诚挚友谊，使我在1962年冬离开那里之后，仍能很快获知他们偶然发现铜器的信息，五年之间竟先后征集回铜器四批计百件之多，其中不乏稀世珍品，铜牛尊便是其中之一。

1967年元月末，贺成善等人在村东北挖渠时，突然手下发出“咣”的一声，富有经验的他意识到碰到铜器了，马上掷掉镢头，俯身以手掏土，很快一只金光灿灿的牛尊赫然入目。原来这是一个有半米深，大小约0.5平方米的方形竖坑窖藏。该窖坑西北距70年代发掘的周文王宫殿遗址不到200米。

当时，牛尊落到了造反派手里，他们拿到青化镇当废铜出卖。难能可贵的是主管收购的人坚持原则，说这是文物，应该上交考古队，拒绝收购并耐心予以劝导。没有卖成，他们就又背了回来。时值春节将至，贫协贺西珍说：拿来让祖先们先享受吧！于是牛尊被摆放到祠堂香案上供神。

诚蒙贺高文和贺周福两位青年朋友向我信告以上情况，他们要我尽快赶来，说有人主张在送神后(一般在元宵节前后)就要把“金牛”砸烂卖铜。毁坏文物当时被视为“破四旧”的革命行动，是时髦潮流，因而经常发生。

牛尊出土，本是特大喜讯，然而显非其时。我究竟去或不去，思想斗争激烈，彷徨终夜，拿不定主意，成了我心痛的烦心事。鉴于当时正值造反派夺权席卷神州的混乱时期，抢救文物，要冒风险。更由于我家“文革”伊始补划地主，父亲被戴了“帽子”，家产瓜分，人遭批斗侮辱。在覆巢之厄恐怖中苦苦挣扎的我，谨小慎微，很不愿招惹麻烦。但是，挚爱文物、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又使我欲罢不能，不忍心弃之不顾。时间不允许我再犹豫，因为收接来信时，元宵节就要到了。

一早起来，我就商于石兴邦先生，他当时是主管业务的副所长，虽靠边了，仍然是良师益友。他郑重坚定地说：兹事重大，迟则有失，应该立即动身。意遂决，领了路费，当天就乘火车转汽车抵法门寺，然后步行于傍晚时分到达贺家。

贺家村家户不多，为一生产小队。我与接管队务的贺某联系，寒暄毕即商征集牛尊事，他沉吟片刻道，得和群众商量。辞出，星斗满天，月光如水，我急不可待，与贺西珍秉烛至祠堂，一睹牛尊风采。亲见牛尊安然无恙，一直悬吊的心顿时落下了，一日夜的焦灼与奔波疲劳随即为兴奋的喜悦所取代。

尊，酒器也，牛尊即牛形酒器。此尊通尾长38厘米、通盖高24厘米，重7.5公斤。造型生动，比例匀称适当，伫立伸颈翘首作吼叫状，双眼圆睁，张耳抱角，长体中空浑圆 ，四腿粗壮，壮硕的躯体仿佛蕴储着无尽力量，威武而温驯。鼻作流呈鸟喙下颌状，尾卷成半环状作（ｐàｎ）。背上开方口置盖，覆瓦状盖面上铸虎钮，方向与牛向一致，虎头大，昂首竖耳扬尾，长脊下压，四腿发达有力，体微后缩作准备扑攫势。生动塑造了这种大型猎食动物搏击前的瞬间形态。盖与器上大小两个半环钮间以一链环连接之。

虎饰竖条纹，肩、臀部施涡纹，四脚为横条纹，左右两侧饰顾首夔纹。牛通体施抽象的涡云纹和变相鸟纹，填细云纹，尾为勾连纹，显得美观、神秘、庄重、高雅。

该尊设计巧妙，纹饰瑰丽，铸造精良，体魄壮伟，堪称西周青铜器中的顶尖之作，给人以强烈震撼。

提钮揭开盖子，便能注酒于器腹中。倒酒时只要提 抬起后肢，前腿着地，使上昂的牛头前倾，酒水就从前端的流中流出。

我国青铜文化光辉而灿烂，种类异常丰富，以酒尊而言，生物形状的除牛尊外，还有鸟尊、尊、象尊、驹尊等。牛尊在解放前曾出土过两件，可惜已经流失国外，成了人家博物馆的展品，国人难以看到了。贺家牛尊在林林总总的青铜容器中，真是凤毛麟角，极其珍贵。

我和贺西珍都很兴奋，摩挲神侃良久，浑然不觉时光流逝和寒气袭人，直到蜡泪流尽，光焰暗弱，方告离去。

一觉醒来，日已三竿，贺某来唤我，让见见群众。好在我和他们大多熟识，与该贺的关系也很好，因而不虞有他，坦然与之随行。及至到达村西会场，看到聚集的群众都表情异样，他们或神态木然，或故意转过脸去，装作没有看见，与过去的热情招呼反差明显，气氛严肃，方觉情况不妙。贺大声宣布：让老戴交待谁给他通风报信的？和者甚寡，他进而动员道：若没内奸，他在省城咋就知道咱村出“金牛”了……

尽管我对批斗人、戴高帽游街的“文革”闹剧已经司空见惯，但置身于群众对面的冷寞尴尬境地还从未经历过，一时颇感狼狈，不知所措，心慌意乱。正在我十分难堪、面红耳热之际，突与高文、周福期待不安的目光相遇，强烈意识到我有责任保护他们，我必须为他们绝对保密，不使祸延其身。于是我很快镇静下来，鼓足勇气放声道：我专程来看望大家，并非有人通风报信。队上既然不让我带走“金牛”，你们就好生保护，损坏可要承担责任噢。言毕，我即退出会场，向村外走去，身后冷场了，幸亏没有人再为难我。

大概是他们感到保护文物责任的沉重，认识到还是交给国家好，从前贺家发现的文物，也都是这么处理的。通过一位长者斡旋，终以赔偿误工和保护费名义，出资13元征集到这一罕见难得的西周前期铜牛尊。13元，这是物资回收部门按牛尊重量扣除铜锈后所能付给的废铜价。今天看来，付钱太少，有失公平。那时我年轻气盛，对上面提到的事不愉快，只想到文物国有、理所当然，没有多考虑群众利益，深感愧怍。

我把牛尊打包密封，请高文、周福送到法门寺，我在那里乘汽车回西安。付给他们俩运费5元，作为感谢和报答。高文腿有残疾、家贫，往返30里路程，是很不容易的。今日思之，觉得很对他们不起。

我秉笔直书征集过程中发生的事，没有责怨贺某的意思，他对我没有恶意，我们曾经相处得很好。我们考古工作者，包括所有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隔膜误会或对立情绪，完全是极左宣传和“文革”造的孽。大家都是受害者。

牛尊安全运回西安，存入本所库房。三年后移交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出并多次到国外展览。它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既是我们研究奴隶社会与青铜文化，沟通古今时空隧道的凭借，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的良好教材，同时又为今天的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作用。在新的文明建设中，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此后半年，我再一次赴贺家征集到西周史官家族铜器数十件。我永远感激和怀念给我以热情帮助的贺家农民朋友们，愿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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