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毅
1999年5月20日晚上,忽然接到北京《文艺报》冯秋子女士的长途,她告诉我苇岸先生于19日晚上19点在昌平县医院溘然长逝了。这个噩耗来得太突然,简直令我有些猝不及防,我真的没想到年仅39岁的新生代散文家苇岸先生这么快就消失在我的生活里……21日清早,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给苇岸先生的家人拍去一封唁电,电文是这样的:“苇岸先生您走了,走向芦苇摇曳的彼岸,二十四节气就此成为绝响,大地上的事情还有谁能续写?我将终生铭记那一晚您给我兄长般温暖如春的款待与这多年您给我朋友般浑融无碍的援手。您为文学献身的音容笑貌将留给我萦怀不去的记忆,您写下的纯净大气的文字将滋养我们一生一世。”
我和苇岸先生的最早结缘,得力于诗友安民兄。1992年底我调到《武汉晚报》副刊部做连载编辑和文学版编辑,我很想在版面上有意识地向读者推介一些新锐散文家的作品。安民兄给我寄来苇岸先生与他私下交流的一篇散文《我的邻居胡蜂》,让我看看再说。我一口气读完这篇大作,感觉在素朴纯粹的文字下面,跳跃着蓬蓬勃勃的生机与诗意,是非常难得的散文精品,就擅自主张发了出来。然后给苇岸先生寄了一份样报和一份剪报,并附上一封约稿的短简。很快就收到苇岸先生从昌平寄来的信和稿件,他并没有责怪我的鲁莽和唐突,而是给了我许多精神上的鼓励和道义上的支持。在他宁静大气、干净灵动的字里行间,我触摸到一颗热爱自然、献身文学的灼热的赤子之心,同时又使我感受到文学同道难能可贵的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