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自律与新时期小说

黄佳能

1840年，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第五讲中曾将“文人”列为“最重要的现代英雄”，依据是“文人”在社会思潮和道德净化方面的特殊作用。虽然，卡莱尔过分强调了“文人”的社会角色，可文人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资源的积累和重构中的作用却是毋庸质疑的。像文艺复兴中的但丁、启蒙文学运动中的卢梭，还有俄罗斯的高尔基等。当然这种意义和作用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当一个国家和民族处于新旧制度的过渡阶段，文人更多的是以文化斗士的面目出现，像鲁迅先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把他列为中国“最重要的现代英雄”之一，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鲁迅之所以可以称得上二十世纪的文化伟人，主要是对现代国人灵魂的拷问，及由此生发出的对国民性问题的长久思考。当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语境发生位移，那么在传统和异域文化的多重视角下，结合当代性精神和物质实践，创造性地融合、转化，生成一种新的精神资源，以便在民族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正是文人显示自身存在的最好途径。

事实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典型地反映了因社会语境的变化而由“解构”和建构互生互长的过程。十七年小说的宏伟叙事一方面是在“解构”中向“救亡”主题的告别，另一方面在政治乌托邦的想像性满足中，吹响了建构的号角。这种建构的努力既是对启蒙主题的拓展和深化，又增加了崭新的时代内容。文革中，虽然建构的努力一度因强力干预而遭到破坏，但启蒙主题并没有彻底消亡，它主要是在以小说和诗歌为代表的“潜在写作”(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