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岳：一个真正的学者

郭世佑

自从李时岳先生于１９９６年４月５日匆匆弃养以来，我都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想他，以免困坐书房发呆，什么书都不想看，什么事都不想做。问题在于，你想不去想他，却未必能做到，至少无法阻止别人不去提他。一次赴会广东中山，与李时岳的几位关门弟子聚首，他们就情不自禁地谈起他，谈他的学品、才情，还有他生前对我的关照与奖饰，他们全都知道。随后，赴会日本神户，继而弄斧东京，年过花甲的久保田文次先生屈尊约集年近八旬的野泽丰先生与古稀师长中村义先生、藤井升三先生，与我这个中国后学座谈，也免不了谈他们的朋友李时岳，谈这位曾于１９８９年１１月接受在座诸公盛情接待的中国史家。久保田文次先生还提醒我：中村义先生和藤井升三先生的手中都没有《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一书，他们都想收藏，我满口应允，回国后就请时岳先生的开门弟子成关兄设法，不在话下。

大凡留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读者大概都对李时岳之名不太陌生。那是一位心胸开阔、才气纵横的史家，也是一位能开风气必为师的史家。论才气，著名史家章开沅先生在《忆时岳》一文中的一段话可以佐证：“几十年来，我有幸结识众多中外几代著名学人，相较而言，时岳的天分、素养、才华都堪称上乘。”论贡献，不说别的，仅就中华书局出版的那本销售已逾１２０万册的高校教材《中国近代史》而言，不尚喧哗的李时岳不仅是该书的积极撰稿人与修订者之一，而且还是鲜为人知的首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