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道统”

何家栋

三年前，我在喻希来《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欲把握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风貌，需全面了解它的政治家、学问家、企业家、军事家、艺术家，但提纲挈领的还是认识它的思想家。人们以往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的角度解析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由思想家们所构成的“道统”。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的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如果在总结一个世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继续现代化、与世界接轨、融人人类主流文明的大方向，就需要确认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在笔者看来，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再延续下去就涉及到活着的人，尽管会有争议，窃以为李慎之还是众多具有候选资格的思想家中领先的一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在不久前怀念慎之的文章中，我更加明确地指出：新道统的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一些朋友写信给我，希望对此略加申说。

在早期文明中，政统与道统是合二而一的，张灏称之为“宇宙王制”(cosmologicalkingship)。在这种体制之下，国王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是人王也是法王。公元前十世纪至二世纪间(所谓“枢轴时代”)，在以色列、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以具有“超越”意识为特征的宗教与哲学运动，包括西方的希腊哲学、犹太教<和随后的基督教)，印度的耆那教与佛教，以及中国的儒教等等。这种超越内化的思想在政治文化中造成了二元权威中心的契机。这个政治文化的契机在西方文明后来的历史演变中是逐渐实现了。但是这一契机在中国文明中的发展很不稳定，时隐时现，若断若续，以致二元权威的思想一直未能在思想传统中畅发与确立。在汉代“独尊儒术”后形成的国家宗教，教主并不是孔子及其传人而是历代君王。一直要到韩愈、二程、朱熹，才逐渐把所谓“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道统”彰显出来。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所表达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午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道统也体现为古来贤君良臣面临各种情形时的行为举止，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即使贵为天子，也必须从小学习和终生遵循。这样，道统一方面为政统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撑，另一方面对于皇权专制也构成一定的制衡。国民党把政统和道统系于孙中山一身，林彪给毛泽东加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顶冠冕，是对历史的一种反动、对思想的一种扼杀，是现代专制主义后来居上、达到极致的一种表现。当中国文明的道统成型之际，西方文明的道统再次发生分裂。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西方的道统分化为教统和学统，教统掌控大众伦理，学统传承精英文化。而在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所谓“儒教”，仍是一种教统与学统的混合物，袁世凯、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把孔教国教化的企图，引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反弹，结果不仅没有把孔盂之道宗教化，连它的学统地位也被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在这里所说的新道统，主要是指新学统，至于中国的教统是否需要接续、或者再造、或者引进，或者扬弃，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同样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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