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光
民族政策始终是我党各项重大政策之一。红军长征之前,党的民族政策处于理论形成阶段,由于第一次国内革命和第二次国内革命前期,重点是以城市革命为中心,当时的各大城市民族问题还不明显,因此党的多次重大会议,只是在理论和形式上谈到民族问题。1934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工农红军,开始向西南、西北大转移。党的日常工作重点之一,就是认真处理和改善红军和西南、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关系,这自然迫使民族政策由理论付诸实践,进而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处理民族问题,积累工作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在我党早期的民族理论形成和民族政策实践中,“彝海结盟”可谓是光辉的典范,是一曲民族团结的颂歌,一段民族平等的佳话。
1935年5月2日,红军从胶平渡口渡过金沙江进入凉山境内。历史上大小凉山彝族从未建立过统一的政权,由土司和黑彝家支分区域统治一切事务,各黑彝家支互不统属,因利益之争,冤家械斗频繁。历代统治阶级一贯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因为相互歧视,纠纷、冲突时有发生,汉彝矛盾尖锐,所以彝族老百姓对官兵甚至对汉族怀有很大的戒备心理和敌对情绪。彝谚有:“石头不能做枕头,汉族不能做朋友”的说法。明、清两代都曾数次派兵征剿过凉山彝族地区。越西县晒金关曾立有周达武征剿建南夷匪碑(同治年间,清政府派周达武率兵进攻凉山彝区)。碑记中有周达武答客问,叙述他取胜经验:“客有过而问者曰,子平夷地,必悉夷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