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修
西周以来,贵族都很注重自身的文化教育,设立“国学”与“乡学”,教贵族子弟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等,学习时间长达十五六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私学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贵族放弃了教育,相反则成为他们强化教育的动力。《左传》昭公十八年,鲁大夫闵子马评论周人“不说学”说:“周其乱乎!夫必多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夫学,殖也。不学将落。”由于贵族认为子弟的教育事关社稷存亡,春秋贵族子弟不仅能继续享受着良好的正规教育,而且还由于私学的兴起,使他们有机会接受多渠道的教育,获取更多的新鲜知识。尽管春秋卿大夫的文化素养很难用精确的统计数字来计量研究,但他们对《易》、《诗》、《书》等重要文化典籍的理解运用、参与文化典籍的创制活动和充满睿智的社会实践,无处不显示出良好的文化素养。
《易》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充满哲理与智慧的占筮经典,其中有不少令人费解的地方,就连孔子这个大学问家也不得不谨慎对待。他曾希望“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春秋卿大夫与治学严谨的孔子不同,他们视《易》为决疑工具,熟练地运用于实际活动之中。在《左传》用《易》占卜或引《易》之语的事例中,主占者和引用者多为卿大夫。虽然《易》不很容易理解,但这些卿大夫却也能讲出个道理。例如:《左传》闵公元年:“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三之比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