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的内在动力

杨中旭　冯亦斐

4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开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和平崛起的动力，来自于自身，来自持续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来自国民情绪的调节

“和平崛起并不是无可阻挡的。”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王缉思教授说。崛起，首先来自于中国自身的努力。

和平崛起，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更加深入的变革。

事实上，变革正在发生。2003年，当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开始他们执政元年的时候，中国也正在进入“第二次转型”。国情研究资深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和另两位学者王绍光、周建明一起，提出了这个新名词。

第二次转型

过去的25年，中国的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内，人民受益；对外，世界分享中国改革的成果。然而，改革开放带来巨大正面影响的同时，一些负面效应也开始不断出现。经济转型之痛、政府革新之痛、文化缺失之痛，日益困扰着崛起的中国。这也同时表明，对于已被证明总体成功的中国发展之路，某些方面需要重新审视。

与胡鞍钢“第二次转型”的提法相对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在本次圆桌会议上，认为中国的发展正面临着11个方面的重大转变，其中的第一个转变，是工作重心——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实际上就是为了打破政府对GDP的崇拜。联系到他是中国“和平崛起”课题组8名核心成员之一的身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已经开始新一轮的深化改革。

实际上，“中国威胁论”的提出，与中国现有的增长方式也有关联。同样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中国耗费的资源是美国的7倍。中国如果继续以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式方式来发展经济，不仅自身的内伤将越发深重，而世界的资源——比如能源领域里的石油，也将难堪其负。

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说，这将改变世界能源，特别是石油领域的战略格局，从而对既得利益集团造成客观上的损害，可能引发矛盾甚至冲突。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近来的提出，既是对国内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是对国际压力的一种回应。

同样，矛盾也可能来自对市场的争夺。专家指出，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在2003年突破了80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也超过了50%。但是，当今的两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外贸依存度均未超过20%。因此，当郑必坚反复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得到总理认可的时候，其中的含义自然与25年前那个时代的口号有所不同。

统筹的能力

更深层次的动力来自制度改革。比较受人关注的是郑必坚所说的制度创新，官方的说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加强。

1978年前，“大锅饭”现象是令经济缺少活力的原因之一。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确定了突出效率、兼顾公平的公共政策。效率与公平的前后之分，给那个年代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是，随着改革的时间延伸，出现了城乡二元结构差距拉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片面追求经济数量而不是质量的增长、社会问题增多、环保形势日益严峻的现实。

任何矛盾的积累，都需要一个过程。正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重庆农妇熊德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到总理的关心，替丈夫讨回了拖欠的工钱，引发了全社会对民工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而越来越多的拆迁利益黑洞，折射着政府、开发商与普通市民、普通农民的利益冲突。

一年前备受关注的孙志刚事件，最终以温总理签字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容遣送条例》而告终。留给政界、学界，则是对公民权利的深入思考。另外，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11万亿的存款与消费的不振形成鲜明对比。于是，遗产税、赠与税、奢侈品消费税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平衡收入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已成当务之急。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王绍光认为，决策者还需注意加强吸纳能力和整合能力。

所谓吸纳，就是让各个阶层的人民都有渠道来表达他们的呼声，他们的苦与悲，喜和乐。比如民工，比如农民，比如工人，当他们没有正常的宣泄渠道时，过激的行为有时会随之发生。而整合能力，则是决策者需要将来自各个阶层的意见进行总体考虑。

鉴于此，中央也适时地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最新的动态则是，在“中国和平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圆桌会议上出现的第六个统筹——“统筹中央与地方”。

构建新价值观

通常，社会转型时，旧的价值观逐渐失灵，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会产生一段时间的价值真空。期间，一系列的问题，甚至道德沦丧的事情会出现，譬如，新近发生的阜阳杀人奶粉事件。

中国，因为恰好处在这一时期，学术界也就普遍有建立“新价值观”的呼声。

值得警惕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极端的民族情绪。在一个国家的上升阶段，这种情绪难以避免，但稍有世界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它同样是危险的。对此，郑必坚对本刊表示，民族自尊当然不可或缺，但狭隘民族主义不能赞成。

发生在1999年5月前南使馆的那场悲剧被称为民族情绪的转折点。最近在中日关系上的不断论争，同样引起学界注意。世界需要理性看待中国发展，中国也需要冷静看待自身的崛起。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强大的国防力量，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有力保证。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新闻周刊》所采访的所有专家学者的一致赞同。郑必坚指出，和平崛起要有四大保障：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建设，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强大的国防和对外独立自主外交政策。

在“中国和平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圆桌会议上谈到台湾问题的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黄仁伟，以“更有信心、更有耐心、更有决心”来表述对和平统一台湾的态度。这位中国“和平崛起”课题组成员表示，两岸统一终将不可抗拒，即便发生曲折甚至危机。

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对本刊这样表达他的观点：中国必将随着自身的和平崛起，令统一问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