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的中国智慧

冯亦斐　杨中旭

一位观察家说，“中国的崛起就像另外一个太阳进入了太阳系，她影响着这个系统的重力以及磁场，也影响着周边的每一个小星球”。“中国崛起之后，每个国家都要重新计算自己的政策得失”。通过科学有效的外交，创造并巩固一个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是保障中国和平崛起的应有之义

“和平崛起是一个新的提法。”美国战略与国家问题研究中心(CSIS)总裁、原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何幕礼在2004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对记者说。不仅是何幕礼，各国外交家都注意到，“和平崛起”，正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指引。

“‘和平崛起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第二次丰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姜长斌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第一次丰富是在20世纪80年代，小平指出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和平崛起同‘和平与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外交评论人士们相信，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外交进入新阶段

学界认为，中国的外交从1949年之后主要分三个阶段。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外交并没有融入当时的国际体系，因为那个体系是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中国在联合国的作用也主要限于投否决票和弃权票。

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中国经历了一个努力加入各类国际体系的过程，是中国外交的第二个阶段。“这个过程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申办奥运成功为标志，表明中国正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清华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战略研究所所长楚树龙说。他还开玩笑说，参加世界小姐选美比赛是中国进入的最后一块国际体系的林子。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由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在一些国家成了热门话题。今年2月，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以国际展览局主席的身份访问了欧洲。在意大利时，有人对他说：“中国要起来我们非常钦佩，但是我们也害怕。”

“我问他们为什么怕，他们问我，中国强大了会不会统治别人？我说，不会的。但是他们又问，过去很多国家强大起来了就统治别人，中国为什么会例外？”

“中国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采取了正视的态度。”楚树龙说。中国正是看到了崛起中有不同的道路，以一个宣言的形式向全世界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和承诺。“这无异于给世界吃了一颗定心丸。”日本《朝日新闻》首席记者船桥洋一对本刊记者说。

因此，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开始，中国进入了外交的第三个阶段：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体系中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上升，中国能够发挥的作用也在增加，中国的外交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吴建民说。

大国的自制与自信

诸多迹象表明，中国从国民到国家的心态和姿态正在发生变化。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注意到，近8年里，中国代表团每年都来这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以前他们和我见面，总是说到中国在过去的150年里遭受屈辱的历史，但是从两年前开始他们不这样说了。”

美国《外交》杂志一篇文章称，“中国应克服长期以来的‘受害者心理，转而采用‘大国心态”。因为没有什么比怀着受害者心理的大国崛起对世界造成更大的威胁了。

心态的变化，是中国国力的上升所带来的。相应的，国力的上升也为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中国外交带来了若干机遇。

“最近几年，与美国在外交上的笨手笨脚相比，中国游刃有余地开展着外交活动。”CSIS专家罗伯特·恩浩认为，中国外交中的软力量用得很好。

中国崛起的基本舞台在亚洲。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建设性力量，而不是挑战地区秩序的破坏力量。

易明对中国推动三方会谈到主持六方会谈印象颇深，她认为这是中国在外交思维上的一个积极转变，也抓住了做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机遇。

日本《朝日新闻》首席记者船桥洋一也从中国当代的外交官身上看到了中国外交的新活力。他以主持六方会谈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为例，说他代表了中国新的一代外交官，年轻、信心十足并具有国际视野；而六方会谈这样棘手却颇具挑战的外交舞台对于王毅这样的外交官来说，则是一个最好的训练营地。

“和平崛起的核心是自制，”船桥洋一说：“尤其是当你有这个能力时，如何做到自制是关键。”

如何自制有度且及时抓住这些机遇？“我认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个外交战略方针要贯穿中国崛起的全过程。”吴建民说。而兰德机构国际问题专家梅代罗斯则如此判断：“在核心国家利益方面，中国会竭尽全力‘有所作为，并最终施加极大的影响力。而在对中国国家利益并非至关重要的‘边缘问题上，中国会‘不当头和‘韬光养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