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麻将

赖某深

麻将，亦称马吊，又称麻雀，自从清末流行开来，它就是一种最普及的娱乐活动。不仅深受市井百姓青睐，就是文化名人、达官显贵，也乐此不疲，为后人留下了不少趣闻轶事。

近现代的文人学者，不少都喜爱麻将，其原因大概是麻将所特有的文化品性与知识分子的素养、性情、意趣密切相关。麻将与其他赌具相比（无论是西洋赌具，还是中国传统赌具），更加变幻莫测，奥妙无穷。136张牌，有数不胜数的打法，牌好固然能赢，牌差也可以使用诡诈战术，和对手展开激烈的智力较量，从而满足人们的争强好胜之心。尤其是麻将往往在高雅娱乐的藉口下掩盖其赌博的本性，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掩盖血淋淋的紧张厮杀，这也是与西洋赌博绝不相同的。西方人赌博更追求刺激性，没有这种虚伪的繁文缛节，输赢结果往往立见分晓。而麻将则“既可赌钱，又不十分现出输赢的样子……故公认为国粹也。”（梁遇春《论麻将及其他》）梁启超、胡适、辜鸿铭等人闲暇时常以方城之战为乐。据说梁启超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旁口授完成的。他有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他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

胡适有二段时间沉迷于麻将。一段时间是1910年1、2月间，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另一段时间是1922年前后，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时。前一段时间是借麻将解忧，后一段时间则是为了消闲。关于解忧，胡适在《藏晖室日记》中写道：“连日百无聊赖，仅有打牌以自遣。实则此间君墨、仲实诸人亦皆终日困于愁天恨海之中，只得呼卢喝雉为解愁之具云尔。”据统计，仅仅59天之内，胡适就打牌16次。整天不是打牌就是喝花酒。什么事情导致胡适自暴自弃？据胡适说是因为其“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后”造成的。原来他曾参与上海中国公学要求学校民主的学潮，因校方拒绝学生要求而愤然集体退学，另组中国新公学，但好景不长，新公学维持一年多后，因经济原因停办。胡适既不愿意委屈求全返回旧校，又因家中经济困难不想回家，于是感到前途茫茫，便学会了打麻将，整天以赌消愁。而到20年代胡适打麻将则是另一番心情了，这时他刚刚从美国留学回国，26岁便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饮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可谓少年得志，在著书、执教之余，他偶然打几圈麻将作为消遣。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近来太忙，每日做十几点钟的工，很想休息，又不得休息。我的天性是不能以无事为休息的；换一件好玩的事，便是休息。打球打牌，都是我的玩意儿；但打茶围——坐在妓女房里，嗑瓜子，吸香烟，谈极不相干的天——于我的性情最不相近。在公园里闲坐喝茶，于我也不相宜。”可见，这时的胡适是以麻将作为一种紧张工作之余的消闲方式。

胡适虽然喜欢打麻将，但水平并不高，梁实秋就曾亲眼见胡适输过一回：

胡适之先生也偶然喜欢摸几圈。有一年在上海，饭后和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和我，走到一品香开房间打牌。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有人认为痛快。我照例作壁上观。言明只打八圈，打到最后一圈已近尾声，局势十分紧张。胡先生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落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牌。“扣他的牌，打荒算了。”胡先生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难道他会吊孤张？”胡先生口中念念有词，犹豫不决。左右皆曰：“生张不可打，否则和下来要包！”胡先生自己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如果扣下这张白板，势必拆牌应付，于心不甘。犹豫好一阵子，“冒一下险，试试看。”拍的一声把白板打了出去！“自古成功在尝试”，这一回却是“尝试成功自古无”了。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先生包了。身上现钱不够，开了一张支票，三十几元。那时候这不算是小数目。胡先生技艺不精，没得怨。

正因为胡适青年时期一度沉迷于麻将，后来又留学美国，亲身感受到西方文明，所以对麻将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30年代，胡适便在《漫游的感想》中专门写了《麻将》一节，痛斥麻将的祸害。他考察了麻将的起源及其在海外的流传情形后激愤地写道：“英国的国戏是Criket,美国的国戏是Baseball，日本的国戏是角抵，中国呢？中国的国戏是麻将。”他算了一笔账，即麻将每四圈费时约二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接着他不无情绪化地写道：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从前的革新家说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小脚。鸦片虽然没有禁绝，总算是犯法的了……八股的四书文是过去的了。小脚差不多没有了。只有这第四害，麻将，还是日兴月盛，没有一点衰歇的样子，没有可以说它是亡国的大害。新近麻将先生居然大摇大摆地跑到西洋去招摇一次，几乎做了鸦片与杨梅疮的还敬礼物。但如今他仍旧缩回来了，仍旧回来做东方国家的国粹，国戏！（《胡适文存》）

胡适把麻将看作“亡国的大害”，显然过于偏激。但是他明确指出麻将荒时废业，并从打麻将说到一些中国人不思进取的民族性，不失为远见卓识。

在文人当中，辜鸿铭的牌技是最差的，因而获得了“光绪（光输）皇帝”的雅号。而徐志摩的牌则打得最漂亮，他善于临机应变，牌去如飞，不假思索，有如谈笑用兵。徐志摩对鸦片与麻将还有一番妙论，他说：“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做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陈定山《春申旧闻》）

鲁迅在作品里也曾经多次谈及麻将，最早的一篇是《阿Q正传》，阿Q本来只会押牌宝不会打麻将，后来他进城发财，回到未庄就大发议论：“未庄的乡下人只知道洋鬼子能够搓麻将，城里人却连小乌龟子都搓得精熟的……”鲁迅从不打麻将，甚至可说对麻将是深恶痛绝的，许广平曾回忆说：“鲁迅晚年住在上海，几乎天天听到邻居打牌的喧闹声，妨碍工作和休息，使他深感憎恶。”何以鲁迅能够对打麻将的场面写得活灵活现？原来鲁迅曾请教过一个熟悉赌博的工人王鹤照，此人对平民生活非常了解，他将搓牌宝、搓麻将、玩竹牌的方法及赌场上的规矩、场面一五一十地告诉鲁迅，因此鲁迅作品中的赌场场面才如此生动、细腻。

无独有偶，曾写作《谈麻将》一文的梁实秋其实并不擅长打麻将。他第一次见识打麻将是在赴美留学途中。在轮船的娱乐室里，他看见同行者作方城戏，觉得这136张牌真是变化无穷。在美国，他的许多好友如胡适、徐志摩、潘光旦等人都是此中高手，几经熏陶，耳濡目染，他才渐明其理，有几次被人硬拉上桌，他玩了玩，还是觉得吃力，觉得打牌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作壁上观，再不上桌。在解释自己不打麻将的原因时他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我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而一赶快就出差池。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常常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结果往往自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所以干脆只看的好。”

而更多学者则把打麻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傅斯年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麻将哲学》一文，分析麻将何以特别受人欢迎。他认为，136张麻将牌，实包含了我们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打麻将要能赢，关键是要手气好，运气好，“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只要运气好，机会巧，一路顺风，就可以由书记而主席，由马弁而督办，倘若奖券能够中了头彩，那末不但名流闻人，可以唾手而得，并且要做什么长或主任之类，也大是易事。所以我们中国人最注意的是天命……”

也有人从打麻将来观察中国的国民性。海戈在《人间世》发表《谈麻将》一文，他指出，四个人打麻将，开头时总是很客气，谦和有礼，可是牌到手里，总是极力卡住下家，防着上家，看着对家，宁可自己不和牌，也要绞尽脑汁算计他人，“这是一种勇于私斗的最好的表现。”潘光旦则认为，麻将的最大特点，是在其“各自为战性”，而西洋游戏，如足球则注重一致行动，所以中国是“人自为战之国，绝端个人主义之国”。这种观点，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曾对沉湎于赌博的赌徒有过绘声绘色的描述，认为从朋友到牌友再到赌友是一种堕落。

他写道：“再要好的生死之交，一旦在牌桌上坐下，就会现了原形。平常用钱不分彼此的，现在为了一块钱都会面红耳赤；平常推心置腹的，届时便是欺之诈之，你投你的机，我骗你的牌；平常动则大笔款项往来，一赌起来，便是一个铜板都如临大敌。如此这般，再深厚的感情，终有一天黯然无光。”

他还认为，每个人的气质和品德在牌桌上都会彻底曝光：“一个人的气质平时很难看出来，一旦到了牌桌上，原形便毕露无遗。有些人赢得输不得，三圈不和牌就怨天尤人。别人吃张，他不高兴；别人碰张，他更发脾气。一会怪椅子高，一会怪灯光暗，一会提醒人家不要老咳嗽好不好，咳嗽教人心烦。一会儿埋怨对方总是吸烟，不吸行不行？看能不能瘾死。一会儿向下家瞪眼，你的尊腿不要伸那么长可以吧，这是打牌，不是伸腿比赛。一会儿又埋怨电扇吹得太大，谁不知道我有风湿病。”

他还说：“对一个人个性和品格的观察，仅从表面上判断，不容易得到结论，但若请他打个小牌，便很容易看得明明白白。有些人一夜不和牌都不动声色，有些人两圈不和牌，就像‘光隆轮一样，浑身冒起烟来，爆炸一次又一次”。

麻将也为许多达官显贵所喜爱。近代以来，官场如赌场，赌博渗透到政治生活领域，以致士风萎靡，政事不修，丑闻迭出。如奉系军阀张作霖、山东督军张宗昌、“东陵大盗”孙殿英都是名噪一时的大赌棍。而张宗昌“狗肉将军”的绰号，便直接来源于赌博。张宗昌常拉手下人陪他打麻将，对于牌技高超者，还封以高官。有个清客吴家元，对麻将极为精通，他经常陪张宗昌叉麻将，牌桌上，他竟能知道张宗昌要什么牌，及时供应，使张场场大赢。更为奇怪的是，他虽不断拆牌、供牌，自己却能维持场场小胜。吴家元这种高超的牌技，令张宗昌刮目相看，高兴之余，就在牌桌上赏给他一个青岛盐务局长的美差。军阀们不仅自己嗜好赌博，而且往往大开赌禁，公开招商承办赌捐，借赌博达到筹措军饷、中饱私囊的目的。

奉系军阀张作霖酷嗜麻将，他认为麻将为“文赌”，较之牌九“武赌”更能显示其上流人物的身份，因此在北京时常常与僚属们打麻将。一些政客便投其所好，在麻将桌上施以贿赂，谋取高官厚禄。1927年6月，张作霖自封为中华民国政府（又称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后，内阁财政次长一职最初内定由段永彬担任，但后来发表时却换成了段的政敌朱有济，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有一次段永彬和朱有济一同陪张作霖打麻将，段对输赢得失斤斤计较，而朱则圆滑世故，宁可拆掉自己成副的牌，打给张大帅和“清一色”，以此讨得张大帅的欢心。“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张大帅自然不会亏待他了。

如果说朱有济是因绞尽脑汁讨好上司而得官，那么山东某县一位科长因赌而侥幸升官则近乎天方夜谭。原来韩复榘主政山东时，喜欢“微服私访”，一次到某县视察，一早未打招呼便去参加县政府的例会。开会的时间到了，县衙门还冷冷清清，污秽不堪。第一位上班的是位科长，而县长却迟到了好一会儿。韩复榘一怒之下，将县长降为科长，科长则升为县长。其实那位科长并非是奉公守法、勤于政事之人，只因头天晚上在麻将桌上酣战了一夜，天亮了懒得回家，便径直到衙门上班，没想到竟因赌得福，不费吹灰之力当上了县长。此事传开后，一时成为笑谈：“赌了一夜，赌了个县长当当。”

对于麻将赌博惩治最严厉的可能算蒋经国。他主政赣南时，曾在1941年和1943年两次严厉禁赌，并制定了禁赌办法，其主要内容是：“赌博初犯者，罚跪一天，服苦工六个月；再犯者罚跪三天，并服苦工一年；三犯者视同游民驱逐出境……然而一些权贵政要根本不把蒋经国的禁赌措施放在眼里，他们不仅公然开设赌场，而且带头聚众赌博。有一次警察局在文清路赖氏私宅抓到打麻将的四位妇女，其中一位是吉泰警备司令赖伟英少将的太太，一位是蒋经国手下的专署秘书杨万昌的太太，另两位是南昌市立银行总经理贺济仓的太太和一位刘姓处长的太太。警察进门之际，贺、刘二妇机灵，从后门溜掉，赖司令的太太太胖跑不动，杨秘书的太太自恃老公是蒋经国手下红人，不在乎，所以落入警察之手。对此，警察局不敢擅自作主，只得请示蒋经国。蒋回答道：“管他什么司令太太，总司令的太太抓到了一样罚跪。”结果两位娇滴滴的太太在赣州公园跪了三天，消息传出，人们蜂拥而至，观看司令太太跪公园。此后赌博之风才有所收敛。（徐浩然《抓赌余闻》，载《江西文史资料选集》第15辑）

（选自《人物》2003年第9期/尤东进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