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的北大情缘

2005-06-30 09:00
党史文苑 2005年11期
关键词:曹聚仁周作人胡适

柳 哲

曹聚仁既非北大教授,也非北大学生,何来北大情缘?这首先得从曹聚仁这个人说起。曹聚仁(1900-1972),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谜样的人物”。身兼作家、记者、学者于一身的他,一生写下了4000多万的文字,世人鲜可匹敌。他还是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与自由主义的理性批判者。解放后,他在香港为“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奔波,深得国共双方领袖的器重。他早年就读于杭州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就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谋生,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和新闻生涯。曹聚仁与中国学术重镇的北大到底有没有一些关系?这个问题,笔者思索了很久,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才发现曹聚仁的确与北大有过一段不解的“红楼情缘”。今年6月26日,是曹聚仁先生诞辰105周年纪念的日子,作为曹聚仁的同乡后学,特写此文,以示纪念。

曹聚仁与胡适

中等师范毕业后的曹聚仁,由于家境贫寒,无法承受昂贵的学费,没敢报考北大。1921年杭州“一师”毕业后,曾投考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和武昌高等师范,均因故未被录取,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一师”学生自治会主席,在万般无奈中心情沮丧地流落到上海。在“一师”时的老师陈望道和邵力子的帮助下,他先在浦东川沙县立小学教书半年,继而在陕西盐商吴怀琛家中做了三年家庭教师。曹聚仁在教书之余,坚持自修古今中外的学问,博览群书,还不时在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文章,开始崭露头角。1922年4月,曹聚仁受邵力子委托,记录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在《觉悟》上连载,翌年结集《国学概论》出版。曹聚仁的记录准确完整,深得章太炎赞许,也因此被纳为章门弟子。1923年,曹聚仁与柳亚子等8人发起成立了“新南社”。这样,曹聚仁在上海便站稳了脚跟。

尽管曹聚仁在上海如鱼得水,但他仍希望有朝一日能进高等学府深造,北大自然成为首选。曹聚仁于1923年7月21日写给北大教授胡适的信中说:

“聚仁,浙东金华之无知小儿也,鄙曾受业于单师不庵之门,以疏懈甚,且困于风尘,遂放佚至今。今夏卒有进北京大学之决计,以故中变;恐人事相迫,终无及门请益之机缘,故敢藉经子渊先生之绍介,而奉书左右,幸鉴其愚而宥之!聚仁非能有所研究者,然不敢自暴弃,终竞竞焉以从事于研究,此鄙陋之本忱也。在目今聚仁所取以为研究者中国儒家学说,愿以十年之功专注于此。然见闻固陋,未审西欧各家哲学,何者至可引为治家之借镜?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一也。聚仁端赖工具为之阶进,故研究方法之抉择,乃入门第一步工夫。聚仁以为治中国古代学术,最宜专择一二重要典籍,究其义理,详其训诂,考其典则,然后舍而之他,则困难不生,一切可迎刃而解。而友朋多以为此法事苦而效鲜,不若遍加浏览,志其概略为上。歧途徘徊,何去何从?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二也。儒家学说盛行于鲁,至汉初而此风未熄,则其物质环境与社会组织,必与之有重大关系。私意以为治儒家者不当专注于政治状况,于鲁之民族性,与周公之学说,皆当详为考察。此浅陋之见解,未审有当于理否?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三也。素昧平生,而有此非分之请求,然亦希冀先生之悯我愚而矜怜之耳!闻贵体违和,至深注念!想湖山胜景,终能以康健佑先生也!附奉五版《国学概论》一册,至乞哂收!太炎先生此次讲演,聚仁终病其琐碎散漫,且意气过重,文、哲两章更不能使人满意。先生以为当否?比来寒暑靡常,诸惟珍摄!聚仁不日将由申返杭,拟晋谒先生,先生亦附允之否?”

曹聚仁这封写于70年前的求师胡适之的信,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后,才在遗落大陆的胡适遗札中被发现,从而揭开了曹聚仁曾向往北大求学的这一历史谜团。曹聚仁通过他“一师”的业师、著名学者单不庵(后也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的介绍,向胡适求师请益,真是颇费苦心。据笔者所知,曹聚仁最终没能成为胡适的学生,胡适甚至在他的晚年收到曹聚仁的信时,称他为“妄人”。曹聚仁当时有没有得到胡适片言只语的教诲,笔者不得而知,曹聚仁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载。胡适晚年说他从未与曹聚仁交接,也不认识他,显然与事实不符。曹聚仁在《谈胡适——答杜兄》一文中曾谈到:“一九四七年第一回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集会时,胡适邀我到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我问他为什么不出来组政党,实现你的民主政治的理想。他还是用了回答罗敦伟的话对我说:‘一个民主国家,也需要几个不参加党派的公民的。”曹聚仁在另一文《胡适与“水经注公案”》中写道:“过了十年,胡适邀我在南京中央研究院闲谈,他一开口就说:你是否又带了清单来了。我说到‘水经注公案的事,他摇摇头说‘难、难、难!”曹聚仁在1931年8月创办的《涛声》,曾出了“批判胡适专号”,对胡适的崇洋媚外的学阀态度作了无情的批判。笔者以为,在当时外强入侵,民不聊生的时代,曹聚仁的批判还是很有见地的。当然,曹聚仁评价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时曾写到:“那一时期,实际领导中国新文学的,乃是胡适。”“他是五四运动以后,在散文上最有成就的一个人。”曹聚仁常推崇胡适的学问,可惜他们一生终无师生缘。

曹聚仁与周氏兄弟

鲁迅与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更是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北大教授。钱理群在《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文中曾强调,“‘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将给人们提供一个理解曹聚仁思想、学术以致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极好视角”。笔者很赞同钱理群的这一看法,同时还要补充一句,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还是我们考察北大精神的一个切入点呢!曹聚仁在五四运动时,已是杭州“一师”的学生领袖,他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新青年》的文章滋养了曹聚仁,周氏兄弟自然也成为曹聚仁推崇的对象。据他回忆,他与鲁迅最初的见面,是在1927年12月21日,地点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当时鲁迅应暨南大学邀请,到该校演讲,正在暨南任教的曹聚仁为之笔录,整理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新闻报》副刊《学海》上发表,后收入《鲁迅全集》。之后,曹聚仁与鲁迅的交往便逐渐多了起来。据《鲁迅日记》载,鲁迅写给曹聚仁的书信达43封,最后收入《鲁迅全集》的就有25封。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主编的《涛声》在上海创刊,鲁迅匿名寄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作为支持。《涛声》创刊二周年,鲁迅寄来《祝涛声》,称赞曹聚仁“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精神。鲁迅发表在《涛声》上的文章还有《“蜜蜂”与“蜜”》、《悼丁君》、《〈守常全集〉题记》等。特别是《〈守常全集〉题记》一文,更是周氏兄弟失和后的又一次合作。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作人为了纪念李大钊,写信给曹聚仁请代为联系出版《守常全集》。为了更快出版李大钊全集,曹聚仁邀约鲁迅、蔡元培等人为之作序。鲁迅欣然应命,写了《〈守常全集〉题记》在《涛声》上发表。鲁迅于1936年不幸病逝,曹聚仁并未忘怀鲁迅,他与夫人邓珂云编选了《鲁迅手册》作为纪念。解放后,曹聚仁在香港从事新闻与写作,他并未停止对鲁迅的研究,于1956年完成了《鲁迅评传》,1967年又编著出版了《鲁迅年谱》。曹聚仁所写的《鲁迅评传》,将鲁迅描画成有血有肉的人。他一向反对把鲁迅神话,这一点颇值钦佩。周作人在读了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后写信给他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遍,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与政治观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曹聚仁一生完成了鲁迅研究的“三步曲”,总算了却了自己的宿愿,对得起九泉之下的鲁迅了。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交往,可能早于鲁迅。据钱理群在《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文介绍,周作人于1925年11月2日的日记记载:“得曹聚仁君函”。这可能是他们的交往之始。据曹聚仁后来回忆,他当时正“十分醉心”于《语丝》所表现的“独来独往”的“自由主义”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阵”。周作人正是当时《语丝》的主要撰稿人和实际主持人,并且是曹聚仁所说的《语丝》“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代表。对“自由主义”的追求与向往或许是曹聚仁与周作人交往的思想基础。对这一点,曹聚仁在1930年9月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里也有过明确的说明:“我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在消极的意义,有些近于虚无主义,在积极的意义,有些近于新自由主义。”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共同的思想基础,在由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引发的“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青年的思想交锋”中,曹聚仁主动站出来为周作人辩护,就不是偶然的。他在《申报·自由谈》的文章中,一面指出周作人“十余年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200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其“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同时提醒世人注意,周作人虽“谈狐说鬼”,却并未“厌世冷观”,“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着”。而特别有意思的是,曹聚仁的观点引起了鲁迅的关注,在给曹聚仁的私信中发表了如下意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撩,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也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此时周氏兄弟早已失和而断绝了来往,曹聚仁有意无意地起到了沟通他们思想的作用,这自然是别有一种意义的。

笔者最近翻阅周作人早年日记,其中二三十年代,曹聚仁与周作人往来书信就有20多封。周作人受李大钊亲人委托编辑出版《守常全集》,就写信给在上海的曹聚仁帮助联系出版,曹聚仁邀请鲁迅为之作序,这也是周氏兄弟失和以后的又一次特殊意义上的交流。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见面,已是解放以后的1956年。当时,曹聚仁作为《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访问了北京,并特别拜访了苦雨斋的主人周作人。神交数十年后的见面,曹聚仁解决了周作人晚年作品无处发表的窘境。周作人大量的晚年散文经过曹聚仁之手,在海外报刊发表,曹聚仁功不可没。特别是周作人的自传《知堂回想录》,也是曹聚仁催生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曹聚仁当时病重,腹痛如割,仍忍痛校对亡友周作人的遗稿,在曹聚仁的努力下,该回忆录最终在周作人身后得以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留下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珍品。周作人在后记中对曹聚仁“待人的热心,办事的毅力”非常感佩,以为这也是“蒋畈精神的表现”。曹聚仁与周作人晚年书来信往,非常密切,收入《周曹通信集》的周作人书信就有300余封,至于未发表的书信更是为数不少。曹聚仁在为鲁迅立传之后,一直希望并准备着为周作人写一本传记,可惜,天不假年,他终究带着遗憾走了,这也给我们后人真正了解周作人留下了缺憾。

从红楼走进未名湖

一直向往北大的曹聚仁,在接近花甲之年的1958年才圆了他的北大梦。他参观了老北大的沙滩红楼,也到了景色迷人的燕园和未名湖。这次他是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访问北大。北大是他青年时的梦想,他的思想与文学,与北大的不少教授都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在杭州“一师”的业师单不庵后来也被聘为北大教授。北大高才生朱自清、俞平伯毕业后曾到“一师”任教,成为曹聚仁的国文老师。曹聚仁在回忆文章《后四金刚》中写道:“不过蒋(梦麟)先生的确替我们安排了复课后的国文教师。他推荐了朱自清、俞平伯二师,他们刚在北京大学毕业,的确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五四的第三年,学校风气又渐渐平静下来,朱师渐渐为同学们所认识,成为信仰中心的新人物。”“俞平伯先生,他是俞曲园老人的曾孙,他的诗词修养,深湛得很,我们还不够来欣赏。我记得俞师初到一师时,穿了一件紫红的缎袍,颇有贾宝玉样子,风流潇洒。”曹聚仁为出版李大钊全集,费过一些心力,还邀请过鲁迅为之写序。他与北大著名教授陈独秀、朱光潜等都很相熟。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后,曹聚仁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发表公开信声援陈独秀,并将陈独秀狱中亲书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在《涛声》上公开发表。后来,他还为狱中的陈独秀提供资料,催生了陈独秀的自传(可惜没有完成,只写了开头部分)。北大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也十分推崇曹聚仁先生的为人和学问,1998年4月23日为纪念曹聚仁先生题词:“博学贯通古今,直言垂范;坚持爱国之志,晚节可风。”今年94岁高龄的学界泰斗、北大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曾于1999年6月28日为纪念曹聚仁题词:“聚仁先生是鲁迅先生的朋友,著作等身,在中国文坛上功不唐捐,中国学人会永远怀念他。”

1958年,曹聚仁访问北大后,写了《从红楼到未名湖——新文化运动的摇篮》的访问记发表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上。这篇访问记至今尚未在国内的报刊上发表。现将该访问记重新抄录在这里,作为曹聚仁对不解的北大情缘的纪念。全文如下: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

六月十一日诏:“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五大臣会同妥速奏议。”

七月四日,创设京师大学堂,派孙家鼐管理,官书局及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

八月九日,京师大学堂成立。

六十年前,京师大学堂在北京景山东街建校,其地原是乾隆驸马福长安故第,这便是北京大学的开始。(这是北京大学的第二院,那并入北京大学的北河沿译学馆,乃是第三院,至于有名的北大第一院,沙滩红楼,那是民初所建造的。京师大学堂,原是戊戌新政之一,却因为它成立在康谭新政措施之前,因此,戊戌政变后,其他新政都取消了,只有它还保留着。它在戊戌维新运动过程中,倒是很有意义的记程碑。今年北京大学纪念六十周年,在领导中国的社会文化运动上,那位著名的译介西洋文化的严几道,也做过他们的校长。但北京大学之成为最高学府,成为时代的风信旗,却自民初蔡元培(孑民)任校长始。(蔡氏,几乎成为与北大不可分割的混合体了。)时人论蔡氏的很多,记者在这儿只介绍一段一般人所不会看过的,周启明先生的话,他说:“蔡先生貌很谦和,办学主张古今中外兼容并包,可是其精神却又强毅,认定他所要做的事,非至最后不肯放手,其不可及处即在于此;此外,仅多有美德,但在我看来,最可佩服的总要算是这锲而不舍的态度了。蔡先生曾历任教育部、北京大学、大学院、研究院等事,其事业成就彰彰在人耳目间;若举提大纲,当可以‘中正一语说之,亦可以称之曰唯理主义。其一,蔡先生主张思想自由,不可定于一尊,故在民元废止祭孔,其实他自己非是反对孔子者。其二,主张学术平等,废止以外国语讲书,改用国语语文,同时又设立英法德俄日各文学系,俾得多了解各国文化。其三,主张男女平等,大学开放,使女生得入学。蔡先生的教育文化上的施为,既多以思想主张为本,因此,我以为他一生的价值以着重思想,至少当较所施为更重。蔡先生的思想,有人戏称之为古今中外派,或以近于折衷,实则无疑解释为兼容并包,可知其并非是偏激一流,我故以为是真正儒家。其与前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欧学问,使儒家本有的常识更益增强,持此以批判事物,以合理为止,故即可目为唯理主义也。”这便是蔡氏的精神,也正是红楼(北京大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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