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沉默（中篇小说）

老　哲

我的自白

30年前，我在一所乡村小学读书，那时还不到10岁。在我和我的同学、伙伴之间，从不称呼全名，我们都以“老”相称，我一天到晚都被叫做“老哲”。那时，我跟我的祖父生活在一起，他总是一声不响，我总是喋喋不休，那时我不写作，也没有写作的打算。

王小波在一篇杂文中说，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我赞同王小波对沉默的判断，但我不赞同他使用“大多数”和“群体”这一集合概念，对于表述苦难的性质和苦难的深度而言，集群概念是没有意义的。发言的总是个人，他的声音、语调、音色、音量带着鲜明的地方性和个人性，沉默的就不是个人吗？即使只有两个人沉默着，他们的沉默也是各自独立的，不相关联的，他们各自沉默自己的。一个个体，和另一个个体，由于种种原因，都选择了沉默，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决不可以忽略不计。区别一个声音和另一个声音，容易；但要分辨一个沉默和另一个沉默，不易。正因为不易，才需要细致入微的观察、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别出心裁的想像，需要运用小说的智慧，需要创造。正是这个看上去一片茫然的狭小天地，才是小说大有作为的世界。我所了解的沉默，从来都只是个别人的沉默，一个沉默和另一个沉默，永远不会混同，也无法相加，就像一个人的痛苦和另一个人的痛苦，不能相加一样。

我的小说创作，从《祖父的沉默》开始，并非偶然。它既包含了我对沉默的思考，也包含了我对小说的思考，当然也包含着对祖父的怀念之情。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从话语中学到的知识，从书本上得到的结论，远不如从沉默中领会到的信念来得扎实，牢固。沉默，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很多时候，还是一种不失尊严的生活方式。但我想说的是，选择沉默，并不意味着选择了成为“大多数”，或者与大多数混同起来，泯灭在为数众多的同类之中而不能超拔。在不区别主动和被动语态的汉语当中，“沉默”作为一个动词，常常含有被动的意味。无话可说，一声不吭，通常被理解成没有发言的能力或者没有得到发言机会，而不是缺席的权利；满腔悲愤，而又走投无路，呼告无门，甚至连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也表达不出，这些常常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背后的潜台词。

这一切种种，说明人们尚不了解沉默的真正价值。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说过，“我提倡把沉默发展为一种文化特质”。庄子讲得更为简短，也更为精彩，他说“渊默而雷声”。

祖父用他的天赋学会了刻图章，他带着自己的这个技艺和一家人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过着动荡的生活，他经历了饥荒，战乱还当过兵，最后回到了他的出生之地。他一生经历很多但终年沉默，在他沉默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心灵呢？

话一旦说出来，即使它只在主体的内心深处，语言也要为权势服务。

———罗兰·巴尔特

一

祖父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人世。

从睡眠当中安详地进入长眠，毫无痛苦地接纳了死亡，应当说是一种造化，也是祖父一世修来的善缘。但祖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他的沉默，从生前贯穿到死后，令我时时感到芒刺在背，秋霜在心。18年前，祖父客死异乡，被安葬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周围是核桃树，稍远一些，是苹果树和梨树。在这些树木之间，种植着豆类和蔬菜。它本该是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但是由于距离一座煤矿、一座大型水泥厂太近，长年笼罩在煤灰和粉尘之下，所有的树叶上都覆盖着一层黑灰，即使新生的嫩叶也不例外。只有在大雨过后的短暂的时间里，树叶能够展示出它们的本色。但是这个清新的笑容，很快就消失在昼夜不息源源不断从天而降的灰尘之中了。这些树木低矮，结实，只有处于风雨之中，才会被动地发出一些不是它们自己的声音，赶上狂风怒号雷电交加的夜晚，它们也硬挺着坚硬的枝干，用它们柔软的根须紧紧地攥住那够得着的一方黄土，枝干折断的声响，在整个自然界里，大概被算作天籁的吧，但对于树木而言，乃是沉默一世之后的绝响。人们时常称赞某些树木身上有一种宁折不弯的气节，其实多半属于人的附会。树木在微风中摇曳，婀娜多姿，并非邀宠；在狂风中既弯且折，也不是趋附；甚至在飓风到来之际，它们会被连根拔起。然而这一切，灰尘也好，风雨也罢，它们再也影响不到我的深埋于地下的祖父了。祖父的坟墓位于西山的台地之上，面向东方，每一个晴天，都将首先被朝阳所照耀，然而那一堆黄土，是没有感觉的，快20年过去了，新坟已成旧坟。

祖父孤零零地在地下等了10年之后，祖母葬在了他的身边，如今他们全都离开了我。又8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死亡使他们相聚了，还是更加分离，我不明白人们说的祖父和祖母在地下的团圆，是一种怎样的情形。祖父和祖母的下葬，我都没有亲见，他们并排躺在各自的棺木里，被囚禁在那阴冷的墓穴中，我无法把这称作他们的相会。那另一个世界的“团聚”或者“相会”，在活着的时候，我将永远无从知晓，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在死后可以了解，或者说，到地下与死去的亲人相聚，是我最终的归宿，对于这一点，我始终无法确信。我知道只有活着的人能够洞穿死亡，生命是我们手中唯一的武器，被缴了械之后陷入死亡是无可奈何的。在祖父和祖母之间，隔着双重的无可奈何。将来某一天，我也会失去生命，记忆，和对于亲人的思念，我曾经拥有的，时辰一到，将随风飘散，再也无法持存。如果说我通过梦境、想像、回忆，通过写作，还能够在纸上与祖父祖母相聚的话，那么他们两个是再也无法看到、听到或者想到彼此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活了五十余年，最终却被死亡分开了，在阴冷的墓穴之中，他们并排躺着，然而却悲惨地谁也意识不到谁的存在，或者说谁也意识不到谁的不存在。咫尺天涯，也不足以表述他们之间的距离，就是牛郎和织女，也没有他们此时离得那么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全都化作泥土的时候，还能够将手握在一起，把脸贴在一处吗？灵魂，在完全克服掉肉体的最后一点束缚和拖累之后，将飘向何处？祖父和祖母曾经相信，无极理天是吾人本居之地，是灵性的真正的故乡，他们能找得到那回去的路吗？穿越玉皇仙界的“气天”将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旅途啊，羽化登仙的路对每一个终结的生命敞开吗？三曹普渡的神话仅仅是一个骗局吗？还是一个梦想？祖父的寿衣我是见过的，那是祖母亲手为他缝制的，她在出远门的丈夫的鞋底上绣有登天的梯子，它们真的派上用场了吗？谁能告诉我？

祖父在世的时候，世界还相当安静。汽车的数量很少，电话还只是单位的专用设备，属于稀有资源，计算机和手机尚未出现，电视机刚刚开始普及。天黑之后，全家人围在一起看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视的尺寸增加了，带了彩，可选择的频道多了，围观的人数也锐减下来。收录机是那个年代的宠儿，从电视或者广播中将通俗歌曲录下来，再想重听的时候随时播放，是相当奢侈的享受。而过年时的鞭炮齐鸣和锣鼓喧天，作为听觉的盛宴，在一整年的沉寂中爆裂出巨大的声响，能够在硝烟散尽之后久久地回荡在人心里。

祖父的耳朵很好，每一次院门的门铃响了，去开门的多半是我的祖父，尽管他的房间离院门最远。他多半正在睡觉，但他能够轻易被惊醒，从容地走出来。别人在看电视或者在说话，嘴巴、耳朵被占着，心思也被占着，只有祖父的耳朵闲着，常年处于待听的状态，显得反应灵敏。在记忆中，我总是将祖父与下雨天联系起来，因为在长沟的那些年月里，只有下雨，我才能够一整天都见到祖父，他不到菜园里去工作，也不去牲口棚铡草，就躺在西间的大床上睡觉。瓢泼大雨响亮的雨声，或者牛毛细雨那几乎听不见的沙沙声，断线珠串般的房檐的滴水，树木在雨水中发出的细微的响动，以及公社社员们打扑克发出的争吵和哄笑，孩子们的打闹和哭喊，鸡鸣狗吠，驴嘶马啸，都听得非常清楚，幼儿时代的我，骑在祖父的巨大的身体上，爬上爬下，祖父睡得很浅，但很均匀。时间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

作为一个手艺人的后代，我从小就学会了刻图章，假如没有后来的社会变革的话，我多半会以此谋生。但是，就在我上中学的那一年，高考恢复，大学的大门对我们这些不是贫下中农的子弟开放了。我只好拿出当年我的先祖考科举的勇气和胆略，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角逐。回想当年的高考，还真有些后怕，由于考生太多，正式考试前还进行了预考，在预考中有一半人被淘汰，最后考下来，录取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几，我能够名列其中，实在是三生有幸。不过高考的成功以及后来的四年大学，并没有改变我的一生，最终我还是回到了刻字的老路上，这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我只好将这一变动，视为理解我的祖父的必要的人生准备。

在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炎热的夏季，祖父的心中经历了一次火热的憧憬。他把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告诉了他认识的每一个人，实际上包括长沟全村的人，我至今不知道祖父是怎样向人们开口谈及这件事的。一向沉默寡言的祖父，突然变得健谈起来，这大约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他从我的被大学录取，联想到他自己的祖父在他还没有出世之时的科举及第，光宗耀祖的伟大事业，似乎正在拉开序幕。我从来没想过，我十七岁高中毕业时的这一升学举动，在祖父心中，曾经激发起怎样的热望。记得祖父问过我，上大学相当于哪一级功名，我知道他指的是进士、举人，亦或是秀才，我自然不知道，祖父听了明显非常失望。祖父不知道，他的长孙考取的只不过是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既无功也无名，我不想让他伤心，但我也不能说谎。作为弥补，我告诉祖父，按照规定，从上大学的那天起，就算国家干部了，享受公费医疗，毕业包分配，祖父显然不满意我的回答。

我大学毕业的那年春天，祖父猝然去世，那时我正在西安旅行，等我得到消息赶回家中时，祖父已经下葬了。我没有赶上见祖父最后一面，甚至没有一睹他的遗容，据我父亲说,他脸朝墙侧卧着，面容十分安详。祖父平静地走完了他六十八年的一生，在祖父的葬礼上，依照旧俗，请了响器，从灵堂通往墓地的路上，唢呐的尖锐的鸣叫伴着笙的呜咽，不断被炮仗的震响打断，这最后的喧闹，映照出祖父一生的沉默。

在痛失亲人的日子里，我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戴着学士帽照相的那一刻就是我一生的顶点了。当时我认为生活无疑会继续下去，一切都会延续，那开了头的，都无一例外地在走向它的结尾。对于生活中的断裂，我还缺乏起码的了解。照片上的表情表明，对于未来几年的变动，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在那时，我认为自己正处于事业的开端，二十一岁的我，多少有点意气风发的样子，悲伤在我的心里，是没有位置的，我差不多确信，我已经打开了一扇成功之门。如今，十八年过去了，我早已告别了大学校园，重操祖业，在乱哄哄的集贸市场上，有一间六平米的门面房属于我，靠祖传的手艺过活。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那时我认为自己会在这里干上一辈子，从讲师，到副教授，一直到教授。但是，命运却发生了突然的改变，我被迫离开了大学。多亏我从小从祖父那里学得的手艺，使我不至于饿肚子。俗话说艺不压身，从祖父手中，我接过来的，还有他的沉默。说话的热情突然离我而去，我由衷地怀疑我从前所说过的每一句话的价值，由动口改行为动手我一百个情愿，能整天不说一句话可真好，我只要把顾客的名字刻在图章上，他们就会付给我合理的报酬，我只接受私人的订货，不刻公章。我照章纳税，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和金钱，虽然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但我已经很知足了。以梦为马的时代早已过去，诗人海子死去业已经年，他的诗虽然印成了像砖头一样厚的精装本，但并没有得到传诵。

生活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谁也没有办法。

二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夏天，我和祖母在一个叫做捏掌的小站下了火车，月台上只有三间孤零零的砖房，这是那种在后来的年月里我经常乘坐的任何一列快车都不停靠而只会呼啸而过的偏僻小站。

正是盛夏酷暑，祖父身着粗布白衣白裤，头戴大草帽，拉一辆两轮小平车，从十几里外的长沟赶到这里。由于祖父的一袭白衣，我坚决拒绝乘坐他的小平车，也不允许他碰我一下。祖母在她的疲劳、缠过的小脚的肿痛和我的愿望之间犹豫了片刻之后，还是毅然抱着我坐进了祖父的车里。辐条很粗的两只车轱辘在疙疙瘩瘩的土路上艰难地转动着，我清楚地记得祖父将小平车的拉带套在右肩上，往手心里吐了一点唾沫，两只手紧紧地攥住了那两根光溜溜的车杆。由于小平车在行进中是倾斜的，为了不出溜下去，我坐在她腿上的祖母用两只脚蹬在平车下缘拴好的一截粗绳子上，她用左手搂着我，右手扶着平车的车帮，在颠簸中尽量减少左右晃动的幅度。

尽管祖母在平车上竭尽全力使我舒服，我仍然极力反对乘坐祖父的平车。天气炎热极了，道路两旁，高大的玉米顶着红缨，看上去很威风，比那个年代里身着绿军装的少男少女们更吸引我的目光。它们静静地排列在道路的两旁，一动也不动，不久，就令我感到厌烦了，我的注意力再次回到祖父的那一袭白衣身上。于是，我一再地对祖母重复着我的要求：奶奶抱抱走！奶奶抱抱走！那时，不足两岁的我尚未掌握更多的词汇和句子，但我的这个祈使句所表达的意思足够明确，态度也足够坚定，我知道我每重复一遍，都在加深祖母内心的矛盾，动摇她继续坐在车上的决心，并让她感到更多的内疚，因为祖母深知我畏惧祖父的原因。

祖母曾经陪我住过两次儿童医院，亲眼见证了襁褓中的我，从那些白大褂手上所吃的苦头，遭受的磨难，祖母知道祖父的白衣服令我回想起医院痛苦的经历。她非常清楚她没有办法让我弄明白眼前这个拉车的白大褂和千里之外的那些戴着口罩的白大褂之间的差别，她也无法向不满两岁的我，描述我们的旅行的终点，并保证它不是一次新的疼痛。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的肉体所遭受的痛苦开始积累下来，成为我判断是和非、善与恶、愉快还是恐惧的标准，我觉得我已经能够相信自己。

既然祖母仍然没有从那个白衣人的平车上下来，我只有继续重复我的足够明确的要求：奶奶抱抱走！奶奶抱抱走！

祖母经常谈起我的两次住院，第一次的时候，我只有七天那么大，祖母说，临出门前，她还在想，把孩子抱去，还不知道能不能再抱回来。每一次，祖母都这么重复说出她当时的忧虑。显然，对于我的生命，对于医院的信誉和能力，祖母那时并没有很大的信心。我父亲出生后，家里有三十年没添过人丁。在这个前提下，竟然还让我的母亲在家中分娩，只请了一个接生婆，来等候我的降生，这是多么大的风险啊。幸好我和我母亲之间的第一次配合是成功的，但接下来我的生病，还是将我送进了医院。又过了三十年，我女儿出世，那是在一家军队的医院；在我女儿七天那么大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医院。我怀抱着粉嘟嘟的一小团儿坐在妻子身边，妻子躺在一辆救护车上。当救护车开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我突然想起祖母常说的那句话，我的眼泪涌了出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医学的进步，和我所接受的教育，我对于妻子和女儿的平安从未怀疑过。

我的第二次住院，据祖母说是在半岁的时候，因为怀疑脑膜炎还抽了骨髓进行检查。祖母说，扎的时候，四五个大人都按不住，我能够想像我的挣扎和哭嚎，但我不能想像我的恐惧。那些藏在白衣服后面的人让我感到的恐惧，我至今无法想像。七八只巨大的手，从白色袖筒里伸出来，把我幼小无助的身体，强行固定在一个平台之上，刺眼的灯光照着我。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们想干什么，你压根不知道这些粗暴有力的手会对你做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干，那从前爱你的人，为什么突然抛弃了你……想一想都会让人发疯，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

祖母终于在一个陡坡面前抱着我下了平车，她经不住我的再三恳求，没有重新坐到车上去，而是一直将我抱在怀里，步行进入长沟。祖母到底还是迁就了我的误解。这是我的经验主义的第一次胜利。

祖父生于民国初年，生下来就是一位公民，而非满清的臣民，这件事虽然仅仅是名义上如此，但实际上，区别还是很大的。实行了几千年之久的帝制说改就改了，皇帝逊位之后，国家成了天下人的国家，我祖父以及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们，是作为国家的主人来到世上的。然而，他的国家刚刚成立不久，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连义务教育的机会也不能给他提供，虽然共和了，但这个国家的阳光，还不能及时地照到一个外省的偏远的山村里。祖父的祖父是科举出身，到底也没有求到多大的功名，在县里做候补儒学训导，有其名无其禄，号称是一乡之望，但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势。而且我的这位高祖，在我的祖父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他的坟墓在文革时被挖开，墓志铭上刻着他的四个儿子和七个孙子的名字，没有我祖父，他排行第八，那时尚未出生。

就是齐白石在琉璃厂挂牌刻字的那一年，我祖父出生在外省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是一位破落乡绅的幼子，在长子夭亡后又添了三女才盼来这么一位男性继承人，被视如掌上明珠。继承人虽然有了，但可以继承的东西又没了，祖父的父亲一辈子守着那点祖业，到晚年得子之时，早已微薄得几近于无了。他早年做过私塾的先生，后来没有学生来念三字经子曰诗云之类了，卖过几天油。他留下来的油篓一直被保存到文革期间，我在长沟寄居之时曾经见过那只黑乎乎的口小肚大的容器，大约是用柳条编就后涂了一层桐油或什么漆，始终空着，放在阁楼的一堆杂物中。油篓作为物质显然比书籍更经久耐磨，或者更不被他人感兴趣，事实上后来人们早已不再使用篓这样的东西盛油了，我在三十年前见过它，相信至今还在老地方，还是老样子。至于曾祖父念过的书，我则从未见过一本。

祖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四十八岁了。等祖父到了四十八岁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出世，那就是我，看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限里完成两代人的传递工作。在祖父长大的年月里，正是私塾倒闭教书匠客串卖油郎之际，生活窘迫时字可以不识，但只要炒菜什么时候都要倒油的。不过由于卖油郎是由教书匠改行而来，不善经营，亏本以至于歇业就不奇怪了。祖父曾经跟随他的父亲念过两年私塾，后来就在家里写大楷，对于使用毛笔写字，祖父表现出相当的天赋和热情，这项训练为祖父后来从事他一生的工作———刻字，打下了基础。不过，在那时，祖父一点也不知道他将来的事业。

祖父八岁丧母，在乡间长到15岁的时候，通过舅舅的介绍，到距长沟二十公里的清华镇一家钱铺，当了一名学徒。祖父的头脑不够机灵，干活没有眼色，在学徒的两年时间里始终没有能够讨得掌柜的欢心，只是碍于乃舅的情面，才没有将祖父打发回家。掌柜的发现我的祖父不仅嘴笨，脑子也有点傻，闲着没事的时候，就讲傻女婿的故事编排他。祖父对故事感兴趣，听得认真，丝毫不觉得那是在影射自己。我曾经问过我的祖父，每天在钱铺干什么，祖父说数钱，用褡裢背钱，钱很有分量，就是说很沉。我小时候在阁楼上见过装钱用的盘子，木制的，有点类似于洗衣用的搓板儿，上面的槽比搓板儿的要深一些，宽一些，想来应该是码放铜板用的。

在祖父学徒的那家钱铺的高大的店面底下，有一个干瘦的白胡子老头儿，摆了一个刻字摊儿，一只小方桌，一个蓝布招牌，一把断了一条腿的旧木椅，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老头的生意很冷清，成晌无人问津，但老头儿却从不闲着，他总是弄来几块梨木疙瘩，又是锯又是铲，把它们做成图章形的小方块或小长条，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祖父对铺子里的应酬不感兴趣，一闲下来就喜欢站在老头儿身边看他刻字，或者摆弄木头。认真看了几回，祖父还真看出了门道，有一天下雨，老头没有出摊儿，铺子里无事可做，祖父学着老头的样子在一截小木头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晴好，老头儿迟迟不来，焦急的祖父等了他整整一天。祖父想用老头的印泥，把自己刻的第一枚图章印在纸上，还想叫老头说说这算不算图章。一连三天，老头都没有来，祖父在焦虑中又刻了五枚木头私章，刻的全是自己的名字，刻完第五枚之后，祖父觉得，老头明天来不来已经不重要了，他自己能够肯定，这回刻的是一枚不折不扣的图章。他从掌柜的那里弄来了一盒印泥，将自己的名字印得满纸都是。

老头到底还是来了，老头说，你在哪里刻的？听说是年仅十六岁的祖父自己刻的时，老头惊讶地问，你跟谁学的？学了多久了？比我的徒弟强多了。祖父听了十分得意，但他什么也没说，面对老头的疑问，祖父保持了沉默。祖父那时一定不会知道，这沉默里，包含了他一生的命运。祖父其实知道自己成功的原因，他从小练习过大楷，今年开始又在写小楷玄秘塔，蝇头一般，掌柜唯一夸奖祖父的，就是祖父的字。很小的时候，祖父就用一种当地叫做软石头的东西刻过图章。祖父的无师自通的创造力，在十六岁上达到了顶峰，我能够想像祖父在刻他的最初的几枚图章时的兴奋、紧张和某种不安。我也曾经有过提笔执刀时的体验，它包含着游戏的快乐，因首次尝试一门崭新的手艺而生的激动，还有因惧怕刻破手指、刻断笔画而生的担忧。祖父经历了他一生当中最了不起的时刻，他竟然在兴趣的指引下，着手尝试了一门自己完全陌生的行当，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一门崭新的手艺。

祖父与刻字，可以说一见钟情，一拍即合。祖父在钱铺浪费了两年时间一无所获，无意间在街头拾得一门手艺，得度一生的黑暗和困顿，这是否是命运的安排，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我的如今已持续了十几年的刻字生涯乃是得自祖父的家传，如果没有这门手艺，我真不知道自己在失去了大学里的教职后会以何为生。对刻字，我既无天赋也没有热情，我能靠它谋生糊口，完全是祖父的缘故。从祖父由于我考取大学而生的巨大热情来看，祖父并不希望我从事这一行，虽然我在十二岁上就刻了我自己的第一枚图章，在十五岁进入高中之前，我曾经多次跟随祖父在各种商品交易会和集市甚至庙会上摆摊儿刻字，但我从未放松在学校的功课，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祖父不会想到我在大学毕业后重操祖业，正如他当初想不到我的父亲在高中毕业后重操父业。如果他想到了我们祖孙三代的同行，不知道在最初选择时他会不会迟疑和彷徨。

我曾经问过祖父，你的师傅是谁，祖父就讲了上面那个在钱铺前面摆摊儿的老头的事情。我说，那说不定是神仙变的老头，故意点化你的，你若是对他好一点，表现得恭敬、孝顺一些，给他端杯茶送杯水的话，说不定他教给你的，就不是刻字，而是点金术了。祖父听了我的话，倒抽一口冷气，沉思良久说，我是太怠慢他老人家了，连他住在哪里姓氏名谁都不知道，罪过！罪过！我跟祖父开的一个玩笑，他还当真了。我得意地说，我知道这个人，告诉你吧，他姓鲁，名班，是所有手艺人的祖师爷和各行各业的守护神，您逢到初一、十五给他老人家烧炷香就可以了。

刻字兴趣受到实践的鼓励之后，祖父购置了一些基本的刻字工具，印床，木柄刻刀，金属双刃刀，修刀，印泥，以及一些梨木疙瘩。事实上，祖父已经拥有了全套的刻字工具，但他仍然未想到以此赚钱更别说营生了。祖父的爱好要与职业结合起来，还需要新的契机。刻完自己的名字后，祖父在石头或木头上刻下的是一些四书当中他还能够记起的话语，比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等等。在这样的句子里，表达的是祖父的游戏的快乐。

不久之后，一个秋天的下午，将祖父推向刻字行当的契机终于出现了。天上下着雨，枯黄的树叶在寒风中飘落，一位穿长衫的中年男人匆匆跑来，他在街头张望了许久后朝钱铺走来，一进门他就向我的祖父打听刻章的老头住在哪里，祖父不知道。由于天气的缘故，老头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出来摆摊儿了，中年人急用私章在一个地契上盖印。这个男人的写在脸上的焦急，打动了我的祖父。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来给你刻这个章吧。王选举，那人说。祖父说，字不稠，过一个时辰你来取吧。中年男人将信将疑地望着我的祖父，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相信了眼前这个伙计模样的年轻人。祖父等王选举走出去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用布包着的工具，先把名字用毛笔写在薄纸上，然后用舌头把薄纸舔湿，贴到图章的截面上，再将方木块用印床卡紧，就在钱铺的柜台上，祖父刻下了他的第一枚商业用章，这项活动持续了大约一顿饭工夫。当王选举看到自己的名字鲜红地印在纸上时喜出望外，他拿了图章立刻掏出四枚铜板丢在柜台上就匆匆地消失了。祖父挣到了刻字带来的第一笔钱。我问过祖父，四个铜板价值多少？祖父说，当时，一个铜板可以买到两个烧饼。这就等于说，祖父一顿饭工夫的劳动，能够让四个人吃饱肚子，在那样一个战乱和饥荒的年代，这实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后来祖父离开钱铺回到长沟，再后来离开长沟去逃荒，带着我的年幼的父亲和刚刚从疯病中挣脱出来的祖母四处奔波，到陌生的地方闯荡，独立谋生，养家糊口。他毫无心理准备，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这时候，刻图章的爱好和特长就成了本事，而且是唯一的本事。出门之前，祖父认认真真地把刻字工具收拾停当，又连夜铲好两百枚梨木方章坯子，祖父还请了一位老乡绅为自己写了一方蓝布招牌，两个巨大的颜体字“刻章”，由祖母手工绣好。这个招牌一直伴随了祖父一生，我曾经在十二到十五岁之间跟随祖父坐在这招牌的后面刻下过无数人的姓名。逃荒之路和刻字之路就这样开始了，为生活所迫，我的祖父无师自通地做了一名手艺人，这一道路决定着我今天的所作所为。

三

祖母嫁过来之后，我的曾祖父立刻将家交给她管理，最难办的，是一院子准备盖东房的木料和砖瓦，零零散散地堆放在地上，已经被亲戚本家东借西拿折腾得损失大半。当初分家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要这堆没有盖起来的东房，主要是怕人巧取豪夺，你若是盖成了房子，别人就不会再想念，你堆放在那里，只能越来越少。当最后的几根檩条，又被我祖父的一位堂兄硬从院子里拿走的时候，我的刚刚接手的祖母再也忍无可忍了。祖父的六哥那时正在向恶霸发展，他一年前娶了一个小老婆，在小老婆的挑拨下，刚撵走了亲生儿子，打发他去上西安陆军军官学校。他是兔子专吃窝边草，一天几次跑到家里来借东西，全都是有借无还。祖母当家之后，实在看不下去，说，你这是明抢呢。四叔都不说什么，你算老几？祖母态度坚决，挡在他的面前。六爷后来真的做了恶霸，解放的前一年，被人叫到外面用黑枪打死了。但那时六爷还抹不开情面，他被祖母说得没话之后就丢下檩条走了，但过了两天，趁祖母不在家的时候，六爷打发他手下的两个外村喽

，还是将那根檩条强行拿走，祖母回来之后哭了一场，后来就疯了。见人就劝人家赶快把家里值钱的东西藏好，当心被六哥抢走，他现在是响马，见什么抢什么，他亲叔都敢抢，儿子都不要了，他还是人不是？祖母把衣服脱掉藏起来，光着身子往外跑，看见谁还劝人家，现在是什么年头了，你还敢穿着衣服上街，还不快脱了去藏起来，当心被抢去吧。那时我的父亲出生不久，但祖母已经疯了，没有奶水，我老姑整天抱着她小侄儿，满村找奶吃，看见谁在奶孩子，就过去蹭点奶吃。我的曾祖父托人捎信让我的祖父回来，他那时在钱铺里当学徒。祖父回到家里，祖母说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她不允许祖父进她的屋子，说一个陌生的男人，怎么好到我一个姑娘家的房中来？

我的祖父见成了这样，就去把他的舅父叫来，他是一个中医，一向在天津行医，正巧回家来奔丧。舅父为外甥媳妇诊了脉看了舌苔，坐在八仙桌前用毛笔刷刷刷写了一个药方，对我的祖父说，连服七七四十九服，一次也不能断。药煎好之后，端到面前，祖母一把打到地上，青花瓷碗碎成片片。祖父喊来许多人，将祖母绑在一棵大树上，用铁铲将嘴撬开，硬把药灌进去。那些灌药的人不知挨了祖母多少骂。后来人们告诉祖母，她疯了之后，有多么会骂人，骂得这些男人既想笑又想哭。祖母付出的代价是她经常被撬得满嘴鲜血直流，祖母后来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说，我从前的牙齿多么整齐。用铁铲撬过四十九次之后，祖母的再整齐的牙齿也难以站成一排了。

最后一服药灌下之后，祖母就好了。犹如大梦初醒一般，病时的所作所为，全不记得。疯病痊愈之后，祖母又想起那些丢失的东西，她一清点，发现更少了许多，脸上的表情立刻就幽幽地泛着青光，说话又有些颠三倒四。祖父听舅父说过，不能再犯，再犯吃多少药也治不了。看着祖母一天一天地滑向疯狂的深渊，人们就劝我的曾祖父，让儿子带她走吧，远走他乡，或许还能找一条活路，在家熬下去，迟早还得疯。

就在祖母他们计划外出的时候，蝗虫在一夜之间吃光了全村的秋粮，瓶无储黍的农人成群结队地逃离故土。逃荒，准确地说是逃生，没有目的地，哪里有饭吃就往哪里去，而自己能够出卖的仅仅是劳动力。在找不到活儿干的时候，人们常常沦为乞丐。祖母说，逃荒和要饭离得很近，像孪生兄弟一样，在长达十几年的逃荒生涯中，祖父、祖母和我的父亲经历过多次典当东西，包括衣服，甚至被子，但从来没有断过炊，没有讨过饭，我的父亲甚至还读过三年的难民小学，他们在境况最好的时候，添置了新衣，购买了两只皮箱。成年之后，我常常纳闷儿，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有那么多的场合需要图章，丢失之后不惜花钱再刻一枚。我不知道在那样一个战争、匪患、饥馑交织的年代里，人们用图章干什么，连身家性命都朝不保夕，那刻在木头疙瘩上的姓名又有何意义呢！谁都知道，名字不能当饭吃，哪怕这名字取得再好也一样。但对我祖父来说，自己的名字不能当饭吃，别人的名字却能，而且吃了一辈子，我觉得不可思议。

在我大学毕业有正式工作的那些有限的年月里，每月一次的领取工资，我从未用过图章。没了公职之后，仍然免不了到邮局领取包裹、汇款之类，也从未要过图章，一律以身份证和签字办理。若不是我在心血来潮之时会往新买的书上郑重其事地盖上一方藏书印章的话，我这个刻字人的子孙大概一辈子也不会有机会使用私人图章。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为我置过印章，但我从未带在身边，而且我肯定找不到它们，假如我必须使用个人私章的话，我多半会立刻为自己刻一枚，但这样的事至今未发生。由于我从来不曾在印章上消费过哪怕一分钱，所以我很难理解我的祖父的一生竟会如此平安，竟然没饿过肚子，始终能挣到饭吃，我觉得实在不可思议。

如今我自己又拿别人的名字当饭，一吃就是十几年，我还是不敢相信会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图章。这件事如果不是发生在我祖父、我父亲和我本人身上，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古人云，印者，信也，这样一个普遍缺乏诚信的时代，印章的需求一直很旺盛，并不离奇。从理论上讲，对于有新的顾客上门，我是不抱希望的，但十年来的事实告诉我，总会有活儿可干。我的月收入相当稳定，除了吃饭之外，还可以买几本喜欢的书排解心头的忧烦。

逃荒的故事，由于祖母津津乐道，从小我就耳熟能详。一家三口，持一张国民政府开具的难民证，一分钱没有，靠祖父的几把刻刀，从三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辗转于内蒙、陕西、甘肃、宁夏、热河、察哈尔、绥远一带，哪里有图章刻，就往哪里去。经历了多少战火硝烟，兵荒马乱，用祖母的话来说，饭已经做好，还在火上没端下来，枪声响了，扛起行李就跑，并且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地方。

刚到定边的时候，碰到一支队伍，祖父把拥有武器的人们，一律称作队伍。正赶上最窘迫的时候，钱用完了，口粮也吃完了，队伍一来，村里人大都跑了。一股蒸馍的香气，将祖父引到了营区当中，祖父硬着头皮走近了一位长官模样的人，出示了自己的难民证，陈述了目前的生活困难，希望能够从队伍的伙房里得到几个馒头。这位长官模样的人很痛快地答应了，条件是让我的祖父为他们挑水，一个大得吓人的缸挑满。祖父挑到最后一担水时，已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就在祖父用尽全力将最后一桶水倒进缸里时，一位骑马的军人来到了祖父面前。他长得高大威武，看上去天生就是领兵打仗的料。他一边打量祖父一边从枣红马上跳下来，说，“你看上去不像庄稼人出身，是学生吗？”祖父连忙从口袋里掏出难民证，并声明挑水是得到一位长官同意的。这位军人哈哈大笑起来，旁边的几个小兵也跟着他一起笑，祖父后来才知道他们为什么发笑，那位让祖父挑水的“长官”是队伍里的炊事员，骑马的军人才是真正的长官，兵们喊他营长，姓曹。出乎祖父意料的是曹营长说话非常和气，他问祖父识字不识，祖父说识，有手艺没有，祖父说，会刻字。曹营长立刻派一个兵去搬来一桌一椅让祖父坐下来给队伍上的人，他们叫“同志们”，刻图章。祖父先给曹营长刻了一枚带盒的牛角方章，长官看上去非常满意，有点爱不释手。营长声音洪亮地对祖父说，同时也对大家说，每个人都要付钱，该掏多少钱就掏多少钱，一分也不能少，说完，营长自己先付了钱。祖父诚惶诚恐地望着曹营长从容不迫地走向他的威武雄壮的枣红马，他的盒子枪插在斜挎的枪套里，轻轻拍打着他的左臀。在他的右上衣口袋里，揣着祖父刚刚为他刻好的牛角方章。

祖父在其后的三天时间里，共为这支队伍刻了二十九枚私人名章，钱袋里有了一点小小的积蓄，还享用了三天的免费伙食，感到很满足。曹营长见祖父为人忠厚老实，毛笔字写得很漂亮，问祖父愿不愿意加入他们的队伍，先在三连当文书，曹营长说，过一阵儿有了缺立了功再提拔。祖父那时逃荒已经六年，虽然见过许多队伍，但从来分不清一支队伍和另一支队伍的区别，也没有丝毫染指政权的野心，再加上天生胆小，看到枪头上就冒冷汗，从未打算在枪杆子里找碗饭吃，但又不敢立即拒绝。曹营长误解了祖父，他直截了当地说，先干几天试试，怎么样？八路军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进出自由嘛。还没有得到祖父的回答，曹营长就派手下带着祖父到三连报到去了。

关于祖父的为期一周的军旅生涯，祖母曾经多次提起，每次都当作一个笑话来说。祖父穿了一身灰军装，腰间扎了一条宽皮带，出现在祖母面前时，祖母当时只有一个念头，糟了，被抓了壮丁了。她无论如何没想到过了一周祖父还能平安地回到家里。

三连驻扎在离营部较远的一个小镇上，没有人见过祖父在营部的挑水和刻章，无人知道祖父的来历，连长按照营长的命令，让祖父做了文书，在新文书面前，连长极力掩藏与指导员的不和。当时，军队里正在清理阶级队伍，抓托派分子，人人自危，每个人都非常紧张。一个老兵告诉祖父，团一级的干部，说声杀就杀了好几十个。祖父听了，心里一紧。

一次连队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在会上讲清自己的阶级出身、立场和对革命形势的认识，并且要保证与上面保持高度一致，祖父被要求把每一个人的话记录下来。虽然不明白这些复杂的术语，但写过两遍之后，祖父发现每个人的发言都大同小异，有的干脆一字不改，祖父算是明白什么叫众口一词了。轮到祖父发言时他一声不吭地望着连长发呆，连长示意他只要将刚才笔录的话语背一遍或者读一遍就行，但祖父仍然一声不响。平生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合，祖父手足无措，不知道说什么好。在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祖父总以什么也不说为好。他一生不敏于行却慎于言。我的祖母总是说，你爷爷笨嘴拙舌，连一句官话都没有。祖父的沉默持续了足足一分钟，连长打圆场说咱连新来的文书理论水平很高，有文化，第一次参加会议，不熟悉情况，有点紧张，日子长了就好了。会后祖父问连长，这样的会以后还开吗？连长说，不打仗的话，每周都要开一次。一回生，两回熟，多发几次言就什么都会说啦。在祖父的一生当中，这是一个锻炼口才的大好时机，但由于下面出现的一个意外的情况给葬送了。

在祖父当兵后的第六天，一个月明星稀的冬夜，祖父跟着排长、班长和排长的两名亲信执行了一件秘密使命，临行前关于要执行的任务祖父没有任何了解。一行五人出了连部走了大约一个时辰，来到一个山坡上，在那里他们从一队人马手中接过一名被捆绑的人，他也穿着与大家一样的灰军装，没有戴帽子，头发很长，白发不很多，但在黑发中十分显眼，他的眼睛被黑布条蒙着，到地方之后，眼布才去掉。我的祖父看到了他的脸，那是一张清秀的面孔，皮肤很细腻，虽然有好几天没洗，仍然能看出他的英俊。正是这张脸，多年之后仍然烙印在我的祖父的心里，写在他脸上的绝望、痛苦是如此触目，因绝望而扭曲的嘴，呈现出青灰色，他环顾了一下眼前的兵和这个荒野之夜，立刻知道了一切。从他胸腔里，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声音不大，但却非常有穿透力，好像撕裂了脏腑一般，令人毛骨悚然。

我的祖父从这一呻吟知道了他们今晚的秘密使命，他忍不住哆嗦起来；仿佛面临末日的，不是眼前这个陌生人，而是他自己。祖父意识到这点之后，最大的恐惧，就是担心他们会不会让自己来做这件事。祖父后来告诉我，他宁愿被杀，也不愿杀人，如果让他在这两者必选其一的话，他会选择被杀。承受死亡，比制造死亡容易些。祖父说这番话的时候，一脸严肃，神色悲哀。

那人说，我现在的生命，到了以秒计算的地步，几位弟兄，行行好，给我一两分钟，让我最后看一眼星星。

他一边说一边在望着这几个兵，排长点了一支纸烟，递给他，说，抽完这支烟。

他从排长手中接过纸烟的时候，他的手在哆嗦。他轻轻地吸了一口，试图让自己镇静下来，但他的努力失败了，他的眼泪哗地涌出来。在泪光中，他扫视了我的祖父一眼，他看出这个新兵脸上被吓住的表情，有一瞬间，他向这个表情发出了求救的信号，或者我的祖父以为他曾经发出这样的信号，但立刻就熄灭了。那是一个生命的最后一点微弱的光亮，这光亮在那人的眼睛里的熄灭过程，被我祖父捕捉到了，他像被烫了一下，随即打了一个冷战。

他望着星空的样子十分痴迷，他只吸了一口，便舍不得再吸，烟卷儿在他的手指间迅速燃烧着，他转向我的祖父，十分感慨地对他说，星星多漂亮啊，它们一直在那里，什么也不能改变这一点。

祖父很吃惊，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单单对自己说这番话，他听见了他的话，更加不解，他以为他疯了，但他记住了他说话时的口气和说过这句话之后的一声叹息，他手里的烟卷还有一半没有烧完。就在他叹息到一半的时候，那两个兵却突然动了手，十分麻利地将刺刀捅进了他的心脏。他没有防到这一手，没想到这最后的背信弃义，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兵没有耐心等他把星星看完，他想跟星空告别，但他们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兵们的脸上露出恶意的笑，突然袭击的得逞，那人的毫无防备的惊恐和愤怒，使这两个合谋的兵，感到很满足，他们笑得弯下了腰。

既然得到排长的的应允，他没有想到他们会提前下手，他的身体强烈地感受到被锋利的刀子穿透的痛，使他中断了与星空的联系，这应当是他上的最后一当。他的生命在对背信弃义的愤怒和不解中，迅速走到了尽头，他倒在血泊之中时，瞪大的双眼像两盏燃烧的灯。

我的祖父，感到自己的心脏一阵狂跳，他几乎失声叫出来，那具近在咫尺的身体栽倒的时候，溅了他一脸的血，那血是热的，我的祖父慌忙用手去捂脸，他闻到了血的腥气，立刻呕吐起来。透过脸上的血，他看到那两个兵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

兵们在那人还没有停止呻吟的时候，就迅速地将他埋葬，我祖父手里的铁锹，被排长夺过来，他呆呆地看着他们飞快地铲着土，将那个坑填平，并且将地上的痕迹消除干净。在回去的路上，排长等人有说有笑，我的祖父却双腿发软，他扛着铁锹走在后面，与队伍不即不离，他尽最大努力跟上他们的步伐，他生怕那几个人看出他在发抖，他内心的恐惧比这黑夜还要黑。

星光依旧照着大地，一桩杀人的事件却发生了，我的祖父意外地成为旁观者和目击者，他永远忘不了那张脸上的表情，那双眼睛里，生命之火的熄灭。它似乎以它熄灭的过程，讲述了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这个复杂的故事被它浓缩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一口气讲完了。我的祖父，没有来得及闭上他的眼睛，或者转过头去。

我的祖父，当天晚上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请假离开了三连，他受了极大的刺激，步行了三十多里找到曹营长，请求营长大人批准他退出队伍。曹营长仍然很和气，也没有问具体原因就同意了，并且说，什么时候想通了，想当兵了，就来找我。

祖父没有将在连里看到的杀人景象告诉我的祖母，他知道祖母的胆子小，再说他也不知道怎样叙述这样的事件，这个事件在他的心中意味着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知道它很大，很严重，但怎样严重，以何种方式大到什么程度却不清楚。有人当着他的面杀了一个人，他不认识那个人，能看出他已经有些年纪了，他的面孔一点也不凶恶，他们为什么要杀这个人，祖父并不知道，但这些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被杀死了。祖父知道他的感受和另外那四个人的，有着巨大的差别，但祖父一点也不怀疑自己。善与恶，在祖父的心中，不仅没有混淆，反而更加分明。

那是一个战争频仍的年代，一个杀人如麻的年头，我的祖父不过目睹了一个人的被杀，过了三十年之后，提起来这件事还心有余悸，一再叮嘱我不要告诉祖母。我至今没有亲眼目睹过杀人的场面，我不知道自己的胆子是不是比祖父大一点，在这样的问题上，我永远不会嘲笑我的祖父。我常常想，假如战斗打响了，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甚至白刃战，肉搏，我能够理解，在那样的情境下，被裹挟其中，受到士气的激励和影响，表现英勇或者临阵恐慌，都属于正常。但是，在一个冬夜的无人之处，秘密地将一个不明身份的人不动声响地用刺刀捅死，然后埋掉，我无法理解，也无法想像。

有些人能够理解军事，但一辈子理解不了政治，我祖父和我，无疑都属于这种人。

我后来问过祖父，对于离开军队，后悔没有，祖父说，我会刻字我怕什么。我说你要是在队伍里能够多坚持些日子，比如七年，十七年，或者坚持到现在，你肯定就混成个大官儿了，当然不排除成为烈士和受冤枉待平反的准烈士的可能。祖父依然是一句话也不说。为什么不说，他也从来没说过。

祖父在十几年里走过的地方大部分属于解放区，这一点纯属巧合，祖父既不读报纸，也没看过地图，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军事形势，两眼一抹黑。在延安和榆林之间，往返了数次之后，祖父最后选择了后者，因为在那儿，刻图章的生意稍好一些。对于红色政权的成长和地盘的扩大，国共两党的内战，祖父只是听到一些互相矛盾的传闻。我后来常常想，在祖父散失的图章样本上，也许有不少知名人士，甚至高官要人，可惜那个年代的样本没能保存到今天，否则革命历史博物馆没准儿会增加一份收藏。

祖父为期一周的军旅生涯，出过两次早操，参加过一次晚点名，笔录了几页连里的日常会议纪要，起草过一份请求更换重武器及补充轻武器弹药的报告，是由连长口述记录下来的；此外还参与执行了一件秘密使命，为什么让祖父跟了去，始终是一个谜，也许排长以为祖父是曹营长的亲信，又是个新兵，需要锻炼一下，也许并没有特别的理由。祖父始终没有摸一下枪，也没有站过岗。穿了一星期的灰军装甚至没洗一水就交了上去。当然，最根本的一点是没有打过仗。有过当兵，却没有什么经历。我记得在一本二战回忆录里读到过这样的话，说在战斗打响后的二十四小时里如果你还活着的话，你就肯定是一名老兵啦。祖父在战争年代的一支正规的连队里服役了七个二十四小时，但他没能成为一名老兵。

四

城被围的前一天，我的祖父刚到城外的一个集市上去买了40斤小米，第二天城门就被紧紧地关上了。接下来的几天里，泥瓦匠们用石块和砖头把城门封死了，后来攻城的炮就响了起来。云梯往城墙上一搭，兵们端着枪往上爬，一个顶一个，谁不上，后面督战的人就开枪打死谁，但上到离城墙接近之处，又遭到守城人的迎头痛击，长矛，石块，大刀，甚至是滚沸的污水。守城的指挥官有令，尽量节约子弹，如果一个人足够幸运，能够躲过种种打击登上城墙，也是死路一条，四面受敌，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捻几根钉？死人和伤兵不断地从城墙上抬下来，露天放在大街上，哭爹喊娘大呼小叫不分昼夜乱成一团。自从城被围攻之后，大街也是家了，或者说家也是大街了。城里的粮食迅速吃尽，饥饿的人们只好四下里寻觅能充饥的东西。后来就听到飞机那巨大的轰鸣声，一架接一架的飞机在城的上空盘旋，空投装在麻袋里的锅盔。地上人们蜂拥着，仰着头跟着飞机东跑西撞，装满锅盔的麻袋一落地，立即就被人们一抢而光，听说已经有人在拼抢中被麻袋砸死，还有在争抢中受伤的，又听说兵在混抢中开了枪，他们本来是打算朝天鸣枪警告的，但是怕伤到飞机，就朝人群开了火。

城的四周是辽阔的沙漠，围城的军队，在沙漠中搭起帐篷。城墙很厚，护城河又宽，攻城的一方显然缺少重炮，靠云梯往上硬冲，没有破城的希望。在第一周的战斗中，伤亡惨重，士气受到极大的挫折。从第二周起，他们开始挖地道，由于沙质疏松，塌方的情况很严重，许多挖地道的兵士被活埋在地下。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终于把一处地道挖进了城中，但不幸他们对城内的地形毫无了解，错把出口开在了对方的军营操场上，出来一个，俘虏一个，根本形不成战斗力。最后，飞机的一次轰炸，意外地把这条唯一挖通的地道又震塌了。城的外围，缺乏充足的水源，围城的军队，需要从十几里以外的地方运水，保障他们的生活。久攻不下，最后变成围而不打，等着城内弹尽粮绝，不战自溃。

祖母说，他们一家三口，因为有那40斤小米，所以才没有饿死。小米被祖母藏在了一个秘密的地方，有人来找了多次都没有找到。祖母从小就有藏东西的天才，与人玩捉迷藏的游戏，她总是最后自己走出来，因为没有人能够找得到她。我小的时候在长沟，曾经多次跟祖母玩过这一游戏，她好像有本事把自己变没，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最后陷入恐慌之中，她让我闭上眼睛，然后就从天而降般地出现。祖母说她年轻的时候人长得好看，皮肤白，身材又好，赶上那样一个战乱年代，祖父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她，所以练就了一身高超的躲藏本领，没有这个本事，奶奶肯定活不到今天，祖母最后这样总结道。

祖父从第二天起就被征调到城墙上去抬担架，祖母则带着我的父亲在城里东躲西藏，还要人不知鬼不觉地把藏着的小米煮成粥，不让炊烟和气味散发出去，泄露自己的秘密。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祖母沉着冷静地应对着，在这个迷宫般的围城中，艰难而巧妙地活了下来。祖父自从经历过那次杀人之后，对于流血和枪炮就不再感到恐惧了，一位受伤的老兵临死之前曾经对他说，我看出来你是一个好人，一辈子不要当兵，不管谁劝你，许诺你什么，都不要去。

祖母的小米快吃完的时候，围城的军队撤走了。生活渐渐恢复正常，就在守城的军队庆贺胜利的日子里，伤寒病开始流行起来，这一次，祖母没有把自己藏好，她率先病倒在床上。接下来是我的父亲，最后倒下的，是我的祖父。不到一周时间，三口人躺在了一起。

祖父的症状最重，发作的时候，不仅全身颤抖，还大声吆喝，胡言乱语。他会突然坐起来，指着墙上的影子大喊大叫，吓得我父亲哇哇大哭。祖母的病症轻一些，她说她始终能分得出白天还是黑夜，她负责父子俩的饮水，一名送水的麻脸老汉，每日一次，往家中的水缸里倒一担水，祖母总是听见他出门的时候说，钱已经付过了，祖母说她知道是谁替他们付的水钱。祖母将最后一把小米煮成粥，三个人分吃过之后，就再也没有吃到任何东西。没有钱，能当的东西倒是还有几样，但已经没有人能把它们送到当铺的门口了。

断食躺在床上已经七天了，三个人的身体，轮番发冷发热，热的时候烧得脖子和脸通红，吭哧吭哧喘不动气，冷的时候全身哆嗦，盖多厚的被子也不管用。祖母一直在计算着日子，那天，送水的麻脸老汉，依然在中午时分把水送来，但水缸却是满的，他们显然没有喝那些水。老汉摇了摇头，就把水直接挑走了。他很清楚，这三口之家，已经不需要更多的水了，也许很快就什么也不需要了。

我的祖母清楚，他们必死无疑。

祖母说，死成绝户，让人说这三个人不孝顺，将老人抛在家里，自己逃出来想活命，天理不容。

祖母说她只恐惧一件事，那就是死后他们会臭在屋里得不到安葬。由于天气炎热，她知道尸体会迅速腐烂生蛆很快恶臭难闻。想到这一点令她感到恐怖，在她看来，这是世界上最肮脏、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她十分羡慕那些能够体体面面地走完最后的路程，能够得到安葬的人。

把一间好端端的房子给污了，人家今后怎么住人？祖母的忧虑是如此具体，她想到这些，就挣扎着爬到水缸前，吃力地舀了水往祖父和父亲的嘴里倒，那时他们俩连眼也不睁了，只是还有呼吸。祖母说，倒进去多少水，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是努力地倒，自己也喝进去一些，直到再也爬不动的时候，祖母昏了过去。

祖母说，再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换了一个地方，原来的窑洞是东西向的，这间窑却是南北向的，炕是烧热的，被子褥子都很软，屋里有小米粥的香味。祖母说，她以为是自己做梦，抬头望了望窗外，又昏了过去。祖母第二次醒来，闻到的是一股中药味儿，祖母说她从疯病中挣脱后闻到的，就是中药味儿。她被灌了七七四十九服中药，只有最后一服，闻到了味儿。一闻到味儿，病就好了。

没想到，又闻到了中药味儿。祖母说。她看到我的父亲从窑洞外面进来的时候完全惊呆了，她说不知道这是不是阴曹地府，跟在我父亲身后走进来的，是我的祖父。他们俩显然已经好了许多，能够走来走去了。

一位姓郝的医生，在最后的关头，将祖父他们一家三口抬进自己家的院子，安置在隔壁的窑洞里，昼夜不离地照料他们，给他们喝中药，使他们起死回生了。祖母昏迷后牙咬得太紧，喂不进去中药，所以好得最晚。在祖母他们大病初愈的那些日子里，郝大夫一家一直接济他们，按时供应他们的一日三餐。祖母说，祖父病没有好彻底就出去摆摊了，接了活儿回来，就立即刻起来，由于恢复干活儿太早，落下了病根儿，一遇到寒冷潮湿的坏天气眼睛就流泪，而且，眼睛很容易疲劳，这个病后来跟了祖父一辈子。

祖父他们从死亡线上被人搭救之后，就在恩人的影响下，加入了当时的一个民间宗教组织，烧香念佛，磕头信教，这件事当时看起来是无关轻重的，但却因此改变了我父亲的一生。

五

回到长沟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给死去的老人上坟，祖父祖母满面羞愧地向本家亲戚哭诉了自己在外面的曲折经历和九死一生的伤痛感受。掐着手指一算，在祖父他们害伤寒病的时候，正是我的曾祖父在家摔断了腿卧床不起，最后一命呜呼的时候。祖母总是说，有感应啊，心里怎么能没有一点感应呢，虽然音信不通，到底也是自己的老人，亲生的儿子啊。走得再远，他也会托梦给你们的。祖母说，在他们病入膏肓之际，她感觉到，恐怕老人是不行了，七十三岁，毕竟是一个坎儿啊。亲戚们说，一去十几年，音讯全无，老人到死都不瞑目啊。在亲戚本家帮助安葬我曾祖父的过程中，家里的最后几亩地被卖掉，只留下了分家时分得的三间堂屋和一间半东屋，划成分时定了一个中农。祖父说，买咱家地的那一家人，运气特别坏，兄弟四个，舍生忘死地干活，攒了一点钱，又东筹西借，买了20亩地，种下去的庄稼，还没有吃到嘴里，赶上定成分，就成了地主。土地没收，分给贫下中农。他们的老母亲，过了一辈子苦日子，单等地里的粮食下来粜出去换成钱享几天清福呢，听了这个信儿，立刻就上吊死了。

麦收时节到了，祖父他们参加了互助组，但在体力上却难以承受紧张的劳作。逃荒的十几年，使他们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看家本领———种田，给丢了，我的父亲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有一个重复多次的情节，割麦子的时候，他把一只小板凳用绳子绑在屁股上，目的在于避免多次弯腰造成的痛苦，这在乡里很快成为笑谈。

在外逃荒的人，从四面八方陆续回到了长沟，带来了外面的各式各样的消息，听说在T城，刻图章的生意还能够维持，一收完麦子，祖父就携妻将子到了那里。那时，报户口很容易，刻字也的确能养家糊口，祖父一家就在我的未来的出生地定居下来。过了两年，公私合营，祖父进了工艺美术社，成了一名领工资的手艺工人。这期间，我的祖母参加了政府组织的扫盲学校，还被评为优秀学员，甚至一度还找了一份工作，我的父亲则在这个省会城市完成他的中学教育。

我的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T城第五中学，这是他一生最成功的时刻。也许在当时他不会想到，也不敢相信，这就是他的最高学历了。在这所省重点高中度过的三年快乐时光，是我父亲回忆往事的核心部分。骑摩托车越野，航模比赛，与莫斯科某中学的通信，从学校图书馆借阅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甚至上课时某位教师的南方口音，都被牢记在心中，并传播到下一代人的耳朵里。父亲的吹拉弹唱多才多艺在这样的环境里如鱼得水，虽然离家并不远，但他还是成为一名住校生。在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活动中，父亲的一首小诗被刊登在第二年编印的一本纸质很差的书里。这本书被保存了下来，我虽然读过不止一遍父亲那首只有十几行的小诗，但我还是没有记住哪怕一行。

如果父亲预先知道他的高中生活将以开除团籍结束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快乐和梦想了。表面看只是一个组织将其成员取消资格，实际上等于宣布了这个年轻人学生时代的终结和政治生命的死亡。原因是他在入团的时候向团组织隐瞒了他的父亲母亲存在的历史问题。早在入团的时候，我的父亲已经面临这个严重的问题，除了心存侥幸之外，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如实填写，根本就不会批准，只会提前暴露，一样是断送前程和政治生命。当然，想蒙混过关也是不切实际的。

我的父亲在省重点高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失去了报考大学的资格，实际上就等于失去了他曾经追求和梦想过的一切。这仅仅是一系列更加严重的事件的一个开端。

城市精简压缩人口开始了，工艺美术社召开了动员大会，每个人都已经提前知道了事情的动向。在会上，每一名工人都在竭尽全力地陈述自己的家庭困难和不适合被精简的种种理由，我的祖父本来嘴就笨，在人人抢机会发言夺话头的时候自己早已站在一旁陷入沉默了。我祖父的名字被第一个报了上去，领取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和一点路费，户口迁移证已经开出，被塞进了手里，有效期为一个月。按照要求，应当速回原籍务农，继续支持城市建设，为社会主义事业增砖添瓦。如果继续留在城市里，不仅没有供给制下的一份口粮，而且是非法的。在非户口所在地的无正当理由停留的人，被叫做流窜犯，可以遣返、拘禁、逮捕、判刑。

如果我的祖父一家三口按照政府的要求回到长沟的话，我的父亲就肯定不会娶我的母亲为妻，那么这世界上就不会有我，有没有我，对世界而言，是一桩小事，微不足道。但对我而言，却生死攸关。一切促使我的父亲和母亲相遇、相关的活动都值得受到我的关注和青睐。因此我要感谢祖父在逃荒生涯中认识的一位同乡和朋友，那时候他正在城郊的某矿区做户籍民警，他不仅将我的祖父一家三口的户口落入了他的辖区，为他们赢得一份按月供应的口粮，而且为他们的生计指出了一条可以攀登的羊肠小道。

虽然在那个年代个体经营是违法的，但具体到每一个地方情况却各各不同。庞大的国家管理体系，从来就不曾严丝合缝过，对于手艺人来说，许多地方有隙可乘。比如说，整个西山地区，有好几座上千人的大矿，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矿工们都需要大量的图章，国营刻字店远在城里，以矿工的生活习惯，他们决不会提前半个月利用星期天休息专程到城里去刻图章，他们甚至不去想第二天的事情。但任何一个矿上的会计绝不会在不盖私人名章的情况下发放工资。有许多矿工，每个月都要刻一枚图章，因为他们做不到把一枚小小的图章保存到下个月发工资的日子，或者说他们不可能在杂乱无章的住所里找到他们上个月或去年刻的一枚图章。

我的父亲从小就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刻图章，由于他练习过多年毛笔字，视力好，手快，十几岁上就超过了祖父的水平。高中毕业前父亲经受了一次巨大的打击，神经衰弱了两年，依靠打太极拳治疗晚上的失眠，效果并不理想。倒是接踵而来的更大的打击，彻底治愈了他的病。祖父失去了他的工作，全家迁到了矿区，没有了稳定的收入，剩下的只有刻字的手艺了。对祖父而言，这种情况糟不到哪里去，在逃荒的十几年里，每天都是如此。况且，现在儿子已经成长为一名更出色的手艺人了。

有手艺，就不怕没有饭吃。

祖母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深秋的夜晚，丈夫和儿子一早就离开了家，十几里外的一个矿今天发工资，他们专程赶场去了。在两个饭盒里，祖母给他们带了中午吃的饭，因此，在漫长的白天，祖母感到了某种寂寞，她还有些不安，毕竟，没有营业执照，现在的形势，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但与逃荒中的那些很不确定的日子比起来，现实还是更清晰一些。祖母的忧虑后来主要集中到我父亲的婚事上，虽然城市户口是留住了，但没有正式工作是最为不利的。现在看起来，每个月都能有不错的收入，但这能够持续多久呢？而且，外人不易了解这行的好处，哪一个城里的姑娘愿意嫁一个手艺人呢？他们看好的是国家干部、解放军军官、工人、汽车司机。祖母在自己的熟人圈里转了一遍，没有发现合适的人选，她只能把这件烦心的事情暂时放下，寻找儿媳的路还很漫长，祖母知道，焦虑是毫无用处的。

祖母说起那个深秋的夜晚，总是说天已经黑透了，还不见父子俩回来，越晚祖母的不安就越强烈，有点像《红灯记》里的李奶奶在等李玉和的那个场面。最后，敲门声终于响起来，祖母开了门后，从黑暗里缓缓走进两个身影，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祖父和父亲。

祖母说，这两个人进来之后也不说话，一个劲儿地掏口袋，从每一个口袋里掏出来的都是钱，每人有六个口袋，上衣四个，裤子两个，总共十二个口袋，从每一个口袋里都掏出一堆零钱。祖母也立刻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她把散落在桌子上的一把又一把的零钱整理好，大部分是一元、二元的纸币，少数几张五元的、十元的，此外还有很多毛票。旧币居多，黑乎乎的，带着煤屑。祖母一点也不嫌弃它们，她点了一下，共六十八元五角，在那个年代，这个数目是一个普通职员两个月的工资，三个人沉浸在非常具体的兴奋当中。

六

在城乡之间适时往返，迅速转移，是祖父祖母他们几十年来的生存策略。

祖父在我出生之前，再次回到了长沟，这一次，他把自己的户口迁了回去。他通过几年在家赋闲，渐渐认清了形势。祖父对于文革的认识，很有个人色彩。他认为文革要解决六二压的漏网分子，那些想办法躲过去，没有按照要求返乡务农的人，比如自己这样的人。刻字生意早已断绝，家里几乎揭不开锅了。回到乡里，守着庄稼，总不能饿肚子吧，祖父说，做了农民之后，就没有人再能够剥夺你。到了最底层，心里才踏实。

我出生不久，我父亲的刻字工作再次合并到一个叫做“综合服务社”的单位里，他的同事包括修鞋的，修理自行车的，理发的，照相的，搓澡的，修脚的，卖烧土的，修锁配钥匙的，等等。把这些单干的人弄到一起，实在很不容易，后来还让他们放弃原来从事的行当，创办了一个真正的工厂———橡胶厂，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

城市里的秩序正在走向某种有计划的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生活本身也几乎要停下来，学校的老师戴着纸糊的高帽被学生带着游街，更大规模的人侮辱人的事件开始不断上演。我的祖母意识到，该去买回长沟的火车票了，于是抱着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这一次，她把户口也像祖父一样迁回了原籍。

当我的父亲随着合并和工厂的创办，变成一名工人之际，他的父亲母亲正致力于将自己变成农民。而一岁半的我，作为当时最年轻的知识分子，提前响应伟大领袖几年后的号召，上山下乡到长沟去插队落户，一不留神，成了知青的先锋。经历过两次儿童医院的泪与痛的考验之后，我踏上开往家乡的火车，在距长沟十几里的一个小站的站台上，第一次见到了我亲爱的祖父。他的白衣白裤，令我联想到或者说回忆起医院里的伤痛，结果，我们的初次见面不太愉快。

父亲的工厂还没有正式投产，就开始停工闹革命。革委会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到附近农村宣讲世界革命形势去了，父亲的文艺才能在离开五中若干年后，再次得到发挥。

那时，祖父已年过半百，两鬓如霜，生产队让祖父给牲口铡草，有时也管理菜园子。他负责给驴蒙上眼睛，套到水车上为黄瓜浇水，替西红柿搭架，把茄子苗移开，祖父不紧不慢地做着，闲下来的时候，偶尔去会上摆摆摊儿，为村里人刻上个把图章，其余的时间全部用来睡觉。

祖父是在我的成长中衰老下去的，他的膝盖不好，坐下去站不起来，每次起立时都要克服很大的困难，并且经受一定的痛苦，他坐不了低板凳。在我的世界里，祖父永远跟他的老花镜分不开，还有毛笔，砚台，铲刀，各种刻刀，印床，废旧牙刷，和一个在那个年代十分奢侈的台灯。祖父总是伏案工作，他一辈子都在忙这些东西，磨、铲、刻、写、印，这些动作不发出什么声音，或者只发出很小的很细碎的声音。在铲梨木方章的时候，他用胸部顶住铲刀的柄，弯着腰用力地将整个身体压下去，仿佛使用身体的重量在制作这枚小小的图章，形势十分感人。他为我削铅笔和削木陀螺的时候，也使用铲刀，后来还用它为胶皮图章粘把儿。在写毛笔字的时候，祖父将他的小楷笔在砚台上反复地蘸和抹，每写一个字，甚至要多次将笔尖的墨汁调剂，他称作膏笔，或者膏墨，他在重复这一动作上从来就不厌其烦。我小时候看祖父写字总是没有耐心看到他将一个字写完就放弃了，我认为他在膏笔的过程中浪费了自己的一生。祖父练的是前清进士黄自元的帖，而不是颜柳欧赵，祖父的字体浑厚有余而灵秀不足，他除了小的时候专门练习过大楷之外，其余的练字都是作为刻字的一道工序而顺便进行的，因此他的书法从没有离开实用而达到较高的境界。祖父有许多薄纸，在那个纸张缺乏的年代，要源源不断地弄到优质薄纸其实并不容易，我从不知道这些薄纸的来源。祖父将一枚或方或扁的图章的横断面用力在薄纸上压出一个印痕，当作边框，再将这个小小的空间一分为三，或者一分为四，然后将小楷笔的铜笔帽去掉，在砚台上滴几滴清水，右手拇指和食指捏着一锭墨顺时针方向均匀地磨几下，然后就是反复的膏笔，将一个姓名工工整整地填写进那个压痕格子里，写完之后，将薄纸反过来，用舌头将纸舔湿，把图章覆于湿纸上，固定在一本旧书上之后，有力地用印床砸图章的上端，这样就把湿纸上的毛笔字印在了图章的下端，印好之后就可以进行下一道工序，把图章卡在印床上用刀去刻了。每一次祖父的舌头都品尝到那薄纸的味道，甚至是透过薄纸渗过来的墨汁的味道。用舌头将纸舔湿，而不是用水蘸湿，这是一个陋习，祖父一生没有放弃。我从小就十分熟悉祖父的舌头，又厚又秃，每当它伸出嘴巴的时候，上面总是沾满了丰富的口水。我后来常想，祖父不善言辞乃是他早已将口舌移作他用，他的舌头作为一把湿纸用的刷子远胜过说话的器官。祖父的舌头品尝得最多的是纸，也许应当说是写在纸上的汉字，而不是人间的美味。他从未尝试过把这些汉字反写在图章上，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写，直接在上面刻字，业内人士称生刻，经过短时间的训练，普通的刻字者都能够做到。但祖父一辈子都照老法子刻字，从没有尝试过其他的可能。祖父的这种工作方式，注定他的生意不可能太大，多刻几枚图章肯定会令他口干舌燥，生意一旦兴隆起来，口水的不够用将非常突出。

祖父的睡相很好，基本上是仰面平躺，四肢并不伸得特别开，但舒展而放松；祖父入睡很快，不怕干扰，即使屋里有什么响动，或者有人在说话，也不影响他沉入梦乡。祖父的呼噜打得很低沉，不足以引起他人的厌恶，只在十分安静时才听得到，时断时续，断的时候多，续的时候少；祖父睡得虽沉唤醒却非常容易，只要轻轻地叫一声他就会答应，如果你问他睡着了没有，他会坚持认为自己没有睡着，但也决不跟你争论。在我的印象里，祖父任何时候都可以睡得着觉，有时连下几天雨，生产队里没有事情做，别人都围在一起打牌，祖父能连睡几天，除了三顿饭按时起来吃以外，一动也不动，白天睡一整天，晚上还照睡不误，在祖父身上，仿佛有无穷无尽的瞌睡供他驱遣。不过有一条，祖父永远都要在床上躺好，把枕头垫高，这样才能入睡。他从不在不是床的地方睡觉，比如夏天的平房房顶，或者地上铺一条席，这在村里人是很普遍的。祖父还有一个绝招，是一边扇扇子一边睡觉，在炎热的夏季，他总是摇着一把大芭蕉扇，一边给自己扇风，一边在这微风中安睡，即使睡着了，摇扇子的手依然在动，用的力气很小，不足以把自己弄醒，但又必须制造出最低限度的风，否则会被热醒。观察祖父的摇扇睡觉，就像欣赏杂技演员表演走钢丝一样精彩，祖父手中的扇子握得并不紧，我经常偷偷地伸过手去，轻轻地将扇子抢走，一旦手里少了扇子，祖父马上就会醒过来，即使我模仿他的力度为他扇出同样的风也无济于事。对于蚊虫的叮咬，祖父先天具有抗拒力和免疫力，他从不使用清凉油、风油精或者花露水这一类东西，我从未见到过祖父的皮肤红肿，夏天再热，他也不曾长过痱子，甚至像蝎子、黄蜂这类毒虫，对祖父也秋毫无犯。

祖父在长沟的十几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他为一座废弃的庙里一个落魄的和尚，刻了一部金刚经木版，到现在庙里仍在使它印书，老和尚将自己的一串念珠赠送给祖父作为酬劳；为公社干部刻了一副麻将牌，书记指示队长给我的祖父记了些工分。成年之后我曾经带着一副新买的麻将牌回长沟，找到已经退下来的公社书记，我告诉他说我想用手里的这副新牌，交换我祖父当年为他们刻的那副麻将牌。没想到这位前书记告诉我说，他们总共玩了两个月，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县上，县委张书记亲自派人坐着吉普车下来，把那副牌给借走了，说是借，但并没有归还的打算。文革期间，麻将牌是个颇为稀罕的物件儿。

七

祖父几乎没读过什么书，一本明朝五湖人闵寓五（齐伋）所著的《六书通》是他案头的工具书，翻了一辈子，纸已经完全黄了，但装订仍然很好。我知道他只有在查一个字的篆法时才翻开它。从他的出口很少的言谈当中，你听不出他有什么修养和学识。据祖父自己说，他是念过四书的，《大学》还只记得开头的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干脆一句也没有了，也许就不曾有过。倒是《论语》，祖父在他的晚年逐字逐句地细读过不知几遍，那还是我上大一时从学校带回来的一册杨伯峻注中华书局版的横排本，祖父手不释卷地读了三年。他戴着老花镜，把书举得很远，嘴里念念有词嘟嘟囔囔，把一本新书彻底念旧了，四个角都卷了边，但关于这本书，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孟子》于祖父而言，一点踪影也找不到。此外就是一本小说《老残游记》了。

我至今不很清楚为什么刘鹗的这部成书于1906年的章回小说对晚年的祖父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为了弄清楚，我将此书从头至尾细读了两遍，又收罗了许多作者的情况和相关资料，还是不大明白。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祖父将这本小说当成了预言和未来启示录，到死他都深信不疑。由于这本书的缘故，祖父对于未来社会演变和历史的走向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信念，他在晚年多次对我说，走着瞧吧，一个巨大的变动就要来了，圣人就要出世了，改天换地，移风易俗，所有不正道的，都要被纠正过来。我听了这番话一笑置之，我觉得祖父十分可笑，他从不看电视也不读报纸，根本就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朝代，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不甚了了，令人惊讶的是他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感受到了时代大潮的惊涛骇浪，但却把它置于鸿都百炼生的理解框架当中，用80年前的眼界，来看世界，自然有些荒唐。这是我第一次听祖父谈论较为抽象的话题，也是唯一的一次。虽然借助了小说的帮助，我仍然感受到祖父思维的吃力，他一生到过许多地方，从十六岁离开家乡闯世界，学过徒，逃过荒，当过兵，坐过牢，经历了很多，但思考的问题却不多，思考的范围非常小，小到一枚图章那么大，他只需要将客户的名和姓排列上去镌刻出来即可。祖父从来就不习惯于思考大于图章的事情。

祖父一生对于衣着对于饮食都很不讲究，中式布衣，粗茶淡饭，没有烟酒嗜好。唯独一件事情从不含糊，那就是手纸的选择。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对于祖父所使用的手纸就非常熟悉，是一种长沟自产的以麦秸为原料手工制成的纸，当地叫做毛纸。这种纸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但异常艰苦，先将麦秸蒸一遍，装进布袋中，将布袋浸到水里，以木棍用力捣之使碎，成为浆，这道工序叫撞穰，是个力气活儿。然后把布袋里的纸浆倒入陷坑，两手持一副竹帘样的箅子，从浆中捞起，水淋淋而下，在箅子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湿纸，堆叠起来，这道工序叫捞纸，也是个力气活儿，腰得好，才干得了。最后一道工序是晒纸，由妇女将一厚叠水淋淋的湿纸从陷坑里搬出来，一张一张揭开粘贴于有阳光的墙上，晒干之后再从墙上揭下来就是成品了。正方形，比十六开大，比八开小，呈黄色。上等的毛纸，薄而匀，细腻柔韧，可以用来做包装纸，有地方收购，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里，出售毛纸是村民们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残破的毛纸，村民们一般自己用做手纸。我的祖父成年累月使用上等的毛纸做手纸，我从小就非常熟悉祖父裁纸的动作，一张纸折四折，叠四个折痕，沿折痕撕开，十分整齐，置于衣袋中，或自己家的厕所里。每当祖父在重复这个动作时，祖母总要不无讽刺地说上一句，你爷爷一辈子就这一件事齐楚。这样的话和这样的事，在我童年漫长的十年时间里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祖父在选择手纸上的讲究，出于乃父“敬惜字纸”的家训。他从小接受了这一传统信念，一生恪守。我在长沟的十年里，经常向祖父讨几张他裁的格外整齐的毛纸，祖父总是十分乐于施舍。他还常常将他的毛纸成摞地放在我们的厕所的墙洞里，供全家人使用，他在条件允许时总是默默地负责大家的手纸供应，毛纸紧张的时候，他就只能设法保障自己了。但他从未提过这件事，也不要求别人怎样。可惜我没有将祖父敬惜字纸的原则在自己的身上贯彻下来，离开长沟后，有许多年，我经常使用报纸或废本子揉了擦屁股，有时在野外还学着长沟人用泥土块、鹅卵石、树叶或瓜叶等物临时救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十分想念祖父的叠得整整齐齐的毛纸。

祖父晚年离开长沟与我们住在一起，每一次从千里之外的故乡回来，或有人从彼处来，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一大捆上等的毛纸。那时我已经从使用报纸中改正了过来，与大家一道使用卫生纸。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认识到祖父在手纸选择上那种一以贯之的态度，虽然没有人谈论过这件事，但谁也不愿意或者说不舍得轻易浪费祖父那宝贵的毛纸。祖父对这一层并不了解，在偶尔布施他的纸时依然十分慷慨，并且对有人向他讨纸显得非常高兴。有一次，我严肃认真地问祖父，你一辈子从来没用过字纸做手纸吗？祖父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逃荒的时候呢？我问。也没有。祖父见我半信半疑，沉吟半晌，突然脱口而出，“用字纸擦屁股，还不如不擦屁股！”我听了十分震惊。祖父认识的字并不多，读过的书很少，一生以刻字为业，只能算个手艺人，在敬惜字纸上却一丝不苟，堪称楷模，对于圣训的恪守，祖父超过了大多数的读书人。我有时在想，祖父的拙于言辞，莫非出于他对口语的慎重，也未可知。

八

祖父在与我们共同生活的最后的几年里，曾经独自一人回过几次长沟，最后一次住了有半年之久。就在这一次的故乡之旅中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我对祖父的想法。这件事，我在祖父去世之后才听到，不止一个长沟人对我谈起它。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的午后，祖父躺在床上睡不着，干脆出门坐在石榴树阴下乘凉。这是一棵有百年树龄的老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长在我家东房的前面，距正房稍远一些。祖父童年的时候，曾经在石榴树下度过许多快乐时光，如今年过花甲，两鬓如霜，又回到了家乡，过去的岁月，像河一样在祖父的面前流淌，岸上的老石榴树，成了他一生的见证。祖父不知道在树下坐了多久，他陷入了回忆。他知道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没有挣到钱，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地位，连户口和口粮都成问题，但得承认自己没有挨过饿，儿子也已经长大成人，而且有了孙子，想到这些，他差不多打算跟这一生的失败和解了，他想到，成败得失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吗？

就在这时，从东房走出三个女人，来到石榴树下，将祖父围在当中，开始时声音还比较小，以母女三人中的母亲为主，后来嗓门越来越大，两个女儿迅速加入了进去，从高声大气转为嚎叫与谩骂，泼妇骂街的全套本领都使了出来，骂到群情激愤时她们竟然用手去推搡我的年迈的祖父，她们还朝他的脸上吐唾沫。祖父受到了惊吓之后，一时反应不过来，渐渐回想起这冤仇的来历。

大红的老婆和两个已出嫁的女儿蓄意制造了这起针对我祖父的人身攻击事件，目的在于发泄三十余年的愤怒与怨恨。解放初期，村里把属于我的族内本家六爷的一间半东房分给了贫农出身的大红。东房共三间，另外的一间半属于我的祖父，当初大老伙儿分家时靠抓阄与六爷平分东房。六爷因做了恶霸被杀后他的财产没收，但我的祖父定的是中农，从祖上继承的房产合法有效。由于祖父常年在外，东房的一间半房，实际上被大红无偿占有。文革开始后祖父祖母和我回到了长沟，我们住在三间正房里，并不缺房子，但那一间半东房却应当归还我们，至少应该由大红主动来向我们借住。否则，可以要求他归还。在祖母的要求下，大红来了，态度却很傲慢，无偿住了十几年，连一句好话都没有。祖母很生气，说要出售它，大红说他有优先购买的权利，祖母即刻开了价，他又不肯出钱，祖母警告他自己要拆了房子卖木料。大红这才软下来，表面上赔礼道歉了，内心却积下了怨恨。房子继续占着，到文革结束时，我们又离开了长沟，在后来的年月里，祖母只回去过一次，祖父经常往返于两地之间。两年前，大红死了，他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儿子结婚后另盖了新房，只有大红的老婆还住在有我们一半的三间东房里。祖父这一次回乡后因为住得久些，听到了上述的情况后曾问过大红的老婆什么时候归还我们的房子，因为当初大红活着时向我的祖母作过保证，等子女们成家之后一定归还。祖父希望她能兑现先夫的诺言。祖父大概想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在他的有生之年加以解决，就像香港回归之于邓小平。但不幸他的对手却不是英国政治家撒切尔夫人，而是长沟村的三名刁蛮的村妇。

祖父万万没有想到会在风烛残年遭到这三名泼妇的谩骂与欺凌。若是祖母在家的话，决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祖母仅仅依靠目光就足以将来犯者吓退。在突如其来的言语暴力面前，我的祖父一言未发，他惊恐地望着三名向他施暴的女人，她们操着家乡的方言土语，用最恶毒的诅咒和最下流的辱骂掀起惊涛骇浪，雨暴风狂，祖父知道自己遭受了灭顶之灾。曾经让他感到亲切的乡音，突然张开了血盆大口，露出狰狞的面目，祖父一下子看清了自己的无家可归。祖父一辈子只会讲家乡的方言，但此刻他发现自己不再会说任何话了，连一个字都吐不出。在此后的三十个夜晚，祖父没有合一下眼，打一个盹，他的失眠来得如此突然，如此猛烈，祖父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他已经忘记了自己这是身在何处，他的家乡丢在了哪里，他为什么找不到回家的路。祖父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落下来，他感受到了黑夜的寂静和安详，在寂静中没有安详，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安详。我的祖父号啕大哭起来，他的哭声在黑夜的寂静里传得很远，他的哭声非常洪亮，撕心裂肺一般，祖父的苍老的哭声久久地回荡在长沟的静夜里，每一个熟睡的人都被这哭声惊醒，每一个做梦的人，都被这哭声打断，这赤裸裸的哭声里，没有丝毫的安慰和温情，没有节制，没有思考，甚至没有愤怒和悲伤。

祖父不知道该向谁发问，是谁曾经许诺了正义，又抛弃了它，如果世界抛弃了正义，世界怎么能够继续下去呢？祖父夜复一夜地哭嚎着，他无论如何没想到在自己的风烛残年突然看清了狰狞的世界的本相，他知道自己已经老了，他再也不能组织起内心的力量来承受这真实，但他又无法转过脸去，祖父只剩下以泪洗面了。祖父的声音渐渐嘶哑，祖父依然放声大哭着，只有在哭声里，他才再次与死去多年的亲人团聚，只有在哭声里，他才能真正什么话也不说。

长沟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祖父的持续了三十个夜晚的哭声，当他们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时候，我的祖父已经在地下长眠了。祖父从未提起那个让他痛哭的事件，祖父什么也没说。祖父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人世。

当我再次打开《老残游记》，作者的自叙深深地触动了我。

“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也许正是《老残游记》中的这些话语，才释放了祖父那差一点压抑起来的哭声。我分明听到了在祖父哭泣的时刻，那限制着他的城，正在一点一点地崩塌。《老残游记》这本书就是那击破内心冰海的利斧，祖父因为反复阅读这本主张哭泣的书，在想哭的时候没有因为难为情而拼命地压抑自己。

九

祖父死于脑溢血，这是医生事后的诊断和推测。他临终前没有经历任何痛苦，从睡眠直接进入了长眠。祖父的死，没有任何预兆，他的最后一个白天是这样度过的，早晨，约六点钟，与祖母一起到南塬的果园中活动身体，七点半，吃早饭，小米粥，咸菜，一个馒头。上午，祖父在忙于丈量院子的尺寸，为我们将要新盖的西房设计位置和方案，因为还远未到动土的时候，谁也没有当回事。午饭之后，祖父睡了两个小时，然后在院子里光线好的地方刻了一枚图章，他刻得很慢，没有人催他，中间还站起来休息了两次，抱怨说他的眼镜的度数不够使，需要重新配一副老花镜。晚饭之后，祖父像平常一样到外面散了一个小时步，回来之后随大家看了一个小时左右电视，什么节目没人记得，但在祖父却不很平常。因为他对电视节目不感兴趣，除非是他想跟大家待在一起，否则是不会坐在电视机前的。祖父像往常一样，什么话也没有说，在人们议论节目时，他从不插嘴。九点多钟，祖父回到自己的房间上床睡觉。临睡之前，他喝了一杯开水。第二天早晨六点，祖母照例来到祖父的房间喊他出去晨练，叫了两声，没有反应，祖父侧卧在床上，面朝墙，祖母隔着被子用手去推祖父，仍然不醒，摸到了他的脸，祖母被吓得惊叫起来，体温几乎已经消失，我的父亲被喊起来，他父亲的脉搏和心跳已经没有了。

祖父的热爱睡眠，大约是所有人的嗜好当中最令人同情的了一种了，既不花钱，又不妨碍他人，还有益于自己身体健康。但祖母的看法与众不同，她痛恨祖父的睡眠，她为自己被一次又一次地丢下不管感到伤心，尽管经过五十余年的磨练之后，她已经习以为常，但她仍然与祖父的睡眠为仇，有时她甚至将这种仇恨，移到我的祖父本人身上。她曾经多次诅咒他说，“睡死你！”这句话，在那一天，成了一个准确的预言。

1985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初七，这一天早晨到来的时候，我的祖父已经从睡眠悄然进入长眠，我的可怜的祖母，在起床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寡妇了，她还一点也不知道。她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呼吸到户外新鲜的空气时，她感到很振奋，她正从容地走在通往我祖父的房间的路上，她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还一无所知。

作者简介：

老哲，号滴雨斋，男，1965年生于太原，文学硕士，现居北京，任某学院副教授。《祖父的沉默》是作者发表的第一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