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母亲的追寻

莎朗·惠特立

我第一次遇到玛蒂是因为多年前写了篇有关《安妮日记》的文章在圣地亚哥联邦论坛上。她那时打了电话过来。

“我和安妮·法兰克当时在同一个集中营。”她安静地说着，基于好奇，我问了玛蒂有关她生活的许多问题，我们后来决定碰个面。

在她的公寓中啜着茶的某个早晨，玛蒂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恐怖故事告诉了我，其中一些细节她从未跟他人吐露过。

她是布拉格人，生于1918年，和两个哥哥拥有一个快乐而幸福的童年，她匈牙利裔的父亲和德裔母亲拥有一家小百货店，贩卖皮革及订制珠宝，双亲希望她去念女校，因此她就进了附近的修道院。

“那是一间罗马公教学校，我是五百名学生中惟一的犹太人，”玛蒂说，“我永不会忘记那里非常善良的修女们，现在我到布拉格还会去探访她们。”

玛蒂十五岁时就跟一个比她大十岁的英俊青年热恋并结婚，他们的小儿子派特，出生在1938年。

玛蒂的快乐世界是在1942年接到一个全家被送往一个安置犹太人的“特别住宿处”命令后的那天结束的。

“如果你不这么做，就会被一枪打死，”她回忆，“他们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你只能带走随身物品。”

玛蒂和丈夫及小儿子派特被送往一座叫做列西恩斯的捷克集中营，她和派特住在一间只有二百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面还住了其他四个母亲和七个小孩，丈夫则住在另一间营房，稍后他们被送往位于波兰的奥斯维。玛蒂记得当时一整天所分到的伙食只有一碗马铃薯皮汤和一小块面包。寒冬中她只有一件棉杉和裙子可以蔽体。

“在奥斯维时我们开始发现……我们看见了烟囱，然后了解是怎么回事了，”她平静地叙述，“你一定很难相信，平常人是不会相信这样的事正在进行着，问题是你的确看见了烟囱，也闻到了肉在燃烧的气味。”

当巴顿将军的部队攻破汉堡市时，当时需要有五千人去清除瓦砾。“我先生跑来跟我说，‘你看，如果你留在这里根本不可能有活下去的机会，派特跟我留在这里好了。”

玛蒂回忆当时“要赤裸着身体列队在纳粹禁卫队面前被他们挑选。”选上后便需坐上三天火车去汉堡市，在那个地方她饿到想去垃圾桶找食物来吃。

“有一天，我找到一块别人丢掉的薄煎饼，如果你找到一棵大头菜可吃，就像得到一百万元一样，我们对吃烧烤过的东西都很习惯了。”

玛蒂想要逃走，但又被抓了回来，还被毒打了一顿，工作量又被加重。1945年4月1日（玛蒂生日）她被迁到柏根别森去，在那里，除了每天由党卫队提供的下过毒、会让人生病的一块面包外，什么东西也没有。玛蒂就是在柏根别森见到安妮·法兰克的。

“她当时躺在卧铺上，陷入昏迷，”玛蒂说，“我还能记得她深色的头发及一对大眼睛，她孤零零的，像具骷髅般躺在床上。”之后安妮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4月15日，英军解放了柏根别森，玛蒂帮忙把躺得到处都是的尸体搬开，好让坦克能够顺利通行，共有五万人活到重见天日，有两万五千人没能撑到最后，在拘留期间就熬不下去死了。

玛蒂在犹太大屠杀中失去了三个亲人：她的丈夫和双亲。直到今日，她始终不知晓儿子派特的下落，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应该已经51岁了。

她在1945年到了美国，而且再婚了四次———其中离婚一次、做了三次寡妇，未再生过小孩。不久前玛蒂参加了史蒂芬·史匹柏公司为SHOAH基金会所制作的节目录影活动，该录影记录了大屠杀生还者的故事，好让世人永不遗忘这段历史。

几年前，玛蒂到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的雅维恒大屠杀纪念馆，在名字碑中寻找派特的名字，她在名单上发现了他的名字，上面附注派特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是在柏根别森。直到今天，玛蒂仍抱着儿子还活在人世的希望，而且也费尽无数的努力去找他。

最近我随着索拉纳海滩的长老教会一行拜访雅维恒，走进纪念一百五十万个在大屠杀中丧生的犹太孩童纪念馆，在一个安静、昏暗，四面都是镜子的房间里，五根燃烧的纪念蜡烛被当作象征孩童灵魂的无限数目。当悲伤的音乐播放出来时，我想到玛蒂的儿子派特，妈妈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才六岁而已，我可以听见穿过纪念馆时那些人们发出的呜咽和低声啜泣。

后来当我站在西墙的妇女区时，我停了一下，再一次读了玛蒂对儿子的深切祈求，一个母亲如何能够承受完全不知道孩子状况这样的打击呢？这么多年来玛蒂是如何熬过这个锥心刺痛的？

于是我向上走到墙边，将她的便笺尽可能折到最小，塞进墙上的裂缝里。我想，玛蒂，这是我所能为你做的最基本的事，为她和派特做了个祷告，自从遇到马蒂，我就为她面对邪恶逆境时，所表现的坚强的意志及愉悦态度所深深折服。

我记得玛蒂之前曾告诉过我的话，“你要继续活下去，一扇门关了之后，会有另一扇门打开，而你就是要继续走下去。”

（王春桃摘自《心灵鸡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