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录延伸到音乐［上］

闫　琳

纪录片《传习馆春秋》是我第一次看刘晓峰津老师的片子，一种直觉让我把这个片子与当时正在昆明火热上演的“云南印象”相联系。可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并不了解，毕竟传习馆在那时倒鷴已有五年。2006年春节回到昆明，走进熟悉的书店由刘晓津老师组织云南民间艺人录制的“云南乡音”CD再次引起了我的关注。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延续，而延续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是我不知道，且十分想了解的。

刘晓津，一个有着二十年纪录片创作经验的女性编导。在她的身上，有着女性与生俱来的细腻和感性．以及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她以拍摄纪录片的方式，参与本土民族艺术保护的事业，纪录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发展历程。2005年，和民间艺人共同创办了“云南源生民族乐坊”。

我是纪录片人，这个称呼是最准确的。

闫琳(以下简称闫)：在您看来。您是艺术家，还是纪录片编导，

刘晓津(以下简称刘)：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很有趣的，这种划分和称呼，我觉得可能有助于说明我们纪录片人的一些身份，这个话题有点敏感，也蛮有意思。在我看来，我们纪录片人其实心胸蛮开阔的。一方面，纪录片做得好的人内心里都认为自己是艺术家，或者说有着朝艺术家那个方向发展的追求。但是我们是艺术家吗?很多社会上的人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也会问自己，我是艺术家吗?一些已经被社会公认为艺术家的人，比如说搞绘画，雕塑和音乐的人，他们可能就没有认为我们纪录片人是艺术家。

我觉得纪录片人在某些方面是社会工作者，他面对的是社会。我为什么说纪录片人是社会工作者．我是这样思考这个问题；从表达的层面看，艺术家往往更多地直接抒发自己主观的感受，他将自己的独特感受和具有个人风格的艺术表达形式紧密结合，而纪录片人，“纪录”这个词规定了我们的工作首先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我们的思想(对于纪录片来说，思想很重要)或情感倾向是隐藏在你所拍摄的“纪录”影像画面之后的；而另一方面．在艺术专业领域工作的人．譬如一个油画艺术家．他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奋斗，几十年的追求，达到了一个精深的程度，作品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有了很多参展的机会，这给他带来名望．同时也促进了很多人关注和收藏他的作品．他有了越来越多的卖画的机会，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他的作品成为精神产品并可以挣到钱，甚至可以挣到了很多钱；我觉得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最成功的纪录片人，他的付出和得到都不可能有如此宽阔的“落差”的，所以我认为纪录片人为社会做奉献的成分要更多一些。

实际上，我觉得作为当代纪录片工作者来说，或者我这样做纪录长片的人，拍片子其实是非常苦的；周期长．涉及的外部关系也非常多．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东西。这个过程需要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在拍摄的时候需要和被拍摄对象进行沟通交流，决定哪些拍哪些不拍以及如何拍，拍多少，其实这些已经是在处理关系了；如果你的被拍摄对象不是一个人，那么你要处理的关系就会更多；而接下来，片子在编辑和公映的时候，你需要更多地考虑社会因素；在处理了这些综合的问题以后，你的片子就变得特别敏感．你要非常好地把握这些关系，它很考上一个困惑的阶段。到了最后，还是我们女人在自己的感情和事业间的苦恼的徘徊。这几个女人都是又想要事业又想要感情的。也有个别极端的，就说我不要男人了，我只要我的事业。这些对我们女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我个人当时的心境也是相通的。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这个片名的起因是一个做图片摄影的朋友，当时她正在找一个叫”眼镜蛇”乐队的排练室．结果我就陪着她在北京城里找，这个过程很长。后来我就把这个事情用来做纪录片的名字，实际上这里潜藏的意思是：在这个阶段，我们中国女人，内心更多的还是不停地在寻找和挣扎，而这个纪录片展现的就是这个寻找、挣扎的过程。这个片子对我挺重要。当时我拿着一个很小的Hi8机在北京城满大街乱跑，当时也有朋友就问：你那个巴掌大的东西也能拍纪录片?

《关索戏的故事》94分钟／BETA，DV

作品介绍：

在云南澄江县小屯村，有一种戴面具演出的戏，当地人叫“玩关索”，后来被定名为“关索戏”。这个特殊的戏种自清朝传承下来，至今有二百多年历史，自1950年以后，关索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起起落落，至文化大革命，该戏被禁演，剧本被烧毁，面具被封存．1980年后，关索戏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又恢复了演出活动。

《关索戏的故事》一片纪录了摄制组进入村庄后，为拍摄关索戏和当地人发生的矛盾纠葛，以及他们——村民，表演者，村干部，县干部和当地文化研究者对关索戏不同的态度和意见，展示了这个民间戏剧在当今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掺合下所面临的复杂而尴尬的境遇，更有意味的是，本片揭示了自摄制组进入村庄的第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与当地“被观察者”的文化冲突之中，通过这个影片的讨论和分析，我们可以对“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真实”有更深刻的了解。

在这之后就是《关索戏的故事》。1995年10月后我从北京回到了云南，在1996年下半年确定了这个选题。这个片子是我和云南社会科学院的郭净(云之南纪录影像论坛创办人)合作，主要从人类学的角度观察和自己录一个农村地方戏的兴衰起落和它目前的现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片子，和郭净的合作很重要，我从他那里学习到很多人类学观察事物的角度和工作方法，这些对于我后来拍《田丰和传习馆》很有帮助。

《田丰和传习馆》从拍摄到编辑历时10年，如果没有《寻找眼镜蛇》和《关索戏的故事》那两个片子，就没有《田丰和传习馆》。

敬请关注《DV@时代》6月刊刘晓津访谈《从纪录延伸到音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