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有关粟（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ｌｉｃａ）的研究综述

宋吉香

粟即谷子，也称小米，是中国北方原始农业最早驯化的栽培谷物，中国历来被公认为其起源中心。(1)无论从考古发现还是在古代文献记载上，都能看出粟这种栽培作物一直贯穿在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长河中，(2)对中华文明的孕育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是作为中国北方粟作农业中的一种重要农作物与作为南方稻作农业中主要农作物的稻相比，学者们对粟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不及对稻的研究。这种状况或许与考古发现的有关粟的材料较少有关，可喜的是近年由于浮选法的推广和普及，考古发现的有关材料开始增多，为更好地进行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本文试图对建国以来有关粟的研究做一系统梳理，以期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裨益。

一、稷即黍与稷即粟的争论

要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粟进行系统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文献记载，但是文献中有关粟、黍名称的记载相当混乱，不仅粟、黍各自有许多称谓，更重要的是，文献中常常黍稷连称，那么黍、稷究竟是同一种作物还是两种不同的作物？历代学者对这一问题都有研究，但至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这一问题历来有稷即黍说和稷即粟说两种意见，后虽然出现过稷即高粱说，但已遭摒弃。因此，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前两种观点。(3)关于两派争论的具体情况，似乎以稷即黍说占优势。有学者已做过专门论述，在此不再赘述。(4)

综观两派争论，主张稷即黍者均是从文献出发，通过文献考证来论证其观点，且在论述中多回避对五谷中黍、稷同出这一问题的解释；而主张稷即粟者也多从文献角度来论证，但也有少数学者提及考古发现来说明问题。(5)也有学者从植株形态、作物驯化、古文字等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6)论述角度更为丰富，似乎也更为合理。总体看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多数是农学家，考古学家对这一问题则鲜有涉及，而且两派论争所侧重的都是对古籍的考证，仅有少数学者提及考古发现。这种情况可能一方面与考古发现材料少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农学家对考古材料的重视程度不够所导致的。另外古文献记载也有许多不可信之处，仅凭文献记载来论证恐怕难以解决这一场已经持续了千余年的论战。因此，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还是有待于更多新的考古发现。所幸的是，目前考古发现的粟、黍的材料正在增多，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多材料和契机。

二、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的有关粟的材料最早可追溯到1931年山西万荣荆村的发掘。当时发掘者对出土的农作物没有做出明确判断。1943年，日本人和岛诚一对其进行了详细报告。文章中说：“今新民教育馆藏品中有董光忠氏当时出土的荆村谷类灰烬中的炭化物。这份东西经理学士高桥基生鉴定为粟和高粱。粟和高粱耐旱性很强，就是现在，不能施行灌溉的台地上也多有种植。”对于荆村出土的粟，我国学者多采取和岛的意见，但国外学者有不同看法，认为荆村出土谷物应是黍。(7)此外，解放以前的发现还有陕西宝鸡斗鸡台、内蒙赤峰蜘蛛山。解放后，由于文物考古工作的大量开展，有关发现增多，有学者对这些材料做过专门统计。(8)这些发现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谷灰、粟粒、粟壳、粟痕、粟壳迹、粟秆圈纹等，但多属偶然发现，数量较少，缺乏系统采集的材料，因此丢失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难以从总体上了解当时的农业经济状况。不过，近年来浮选法的运用使考古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地从考古遗址中科学系统地获取植物遗存，改变了这种只能依靠偶然发现的被动局面，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含量更丰富的材料。

综观这些发现，可以发现其分布范围十分广泛，游修龄对此进行了总结，即自西至东，经甘肃、青海、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遍及黄河流域；东北至辽宁、黑龙江；西南至西藏、云南；东南至台湾，但多数集中在黄河上游的甘肃、陕西、河南三省。(9)如此广阔的分布范围应与粟这种作物的适应能力强有关，对土壤要求不严，在酸性、碱性、粘质或沙土中均能正常生长，在平地、丘陵、山地都能种植。(10)主要分布在北方，说明其正适合于北方的气候，因而能够成为北方旱作农业的重要栽培作物。

三、起源及传播

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粟是由何种植物进化而来的，即粟的野生祖本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粟的起源地的研究。

关于粟的进化和起源问题，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粟是从狗尾草直接驯化而来的。因为粟和狗尾草的染色体均为2n=18，同属AA染色体组，杂交容易成功，杂种一代的结实率也高，这点已被育种工作者在粟的杂种优势利用研究上得以广泛证实。至于由狗尾草演化成栽培粟的过程，是由狗尾草进化成狐尾草（谷莠子），再进一步转化成粟，还是直接从狗尾草转化而来，还有待进一步讨论。(11)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难判定的问题，或许DNA的研究会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关于粟的起源地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黄其煦认为粟是我国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独立驯化的主要农作物。他从作物群与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关系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粟类作物的基本特点是耐旱性和喜温性，与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特点相吻合。另外，黄土的土质疏松，容易被大规模的集中降雨冲刷侵蚀，黄河流域的降水又恰恰具有集中的暴雨性特点，给实行灌溉农业带来很大阻碍。而粟类作物对灌溉并无严格要求，也与这种土壤、气候特点相适应。因此，他认为粟作农业与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是紧密相关联的。粟作农业是黄河流域人类文化的产物，并且还指出，在磁山、裴李岗文化之前，我国北方的粟作农业还有一个不太短的发展阶段。(12)此外，他还对埃及起源说、印度起源说等观点进行了驳斥，认为无论从考古发现、野生分布，还是遗传关系的证明，都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断言，粟是在我国黄河流域首先被驯化的，它在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作物中占着主要地位。(13)

除黄河流域起源说外，也有学者提出其它观点，主要有华北起源说、宝鸡渭水流域起源说、太行山起源说、西辽河流域起源说、关中地区起源说等观点。下面分别简要加以介绍。

有学者指出磁山、丁庄等遗址粟粒遗存的发现，确立了华北地区应是粟类农作物的发生地；同时也表明那时的粟作农业已有一定的规模，育种水平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栽培粟类作物的发生阶段应在这之前。并从以下两方面的发现做了分析：一是在太行山北侧与燕山南麓一带，即河北省北部，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末期，距今一万多年的文化遗存。二是目前在粟作农业区发现的全新世初期，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太行山南麓及燕山南麓的山谷平原地带。研究者认为以上两方面的发现在史前粟作农业区的其它地区尚不具备，并据此推测栽培粟可能在距今10000年前后发生于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的山谷平原地带。(14)另外，石兴邦在其文章中也认为粟起源于华北。他认为中国北方所以能成为培育粟类作物的摇篮，是因为粟类作物的特性与中国北方的自然生态条件相契合。粟类作物的特点是它的耐旱性与“野草性”，在环境要求上不怎么严苛，在驯化的道路上就容易踏进农业的门槛。与作物生长最关要紧的条件是土壤和气候，而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带（肥沃）和干旱气候，正好适于粟类作物的生长和繁衍。他认为粟作农业的源头要在黄土地带的黄河中游粟作农业发达的地区来寻找答案，并指出中条山、太行山麓和北山山系的南沿、山麓与台塬之间的地带，最有希望解决这个问题。(15)

也有学者提出宝鸡渭水流域是我国粟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研究者首先用文献中关于神农的传说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然后又从考古发现、宝鸡渭水流域的气候环境、土壤条件等角度加以论证，从而得到结论：“宝鸡渭水流域不仅具备发明和培育粟的良好气候、土壤条件，而且有古粟出土，文献记载与传说资料又能相互印证，以上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宝鸡渭水流域是我国粟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神农氏为粟由狗尾草发明培育而来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而历代受人尊崇与祭奠，并作为农神之首而名列史册。”(16)

还有学者认为太行山地区是粟作农业起源地之一。研究者分别从第四纪全新世前后，太行山地区的自然环境、早期人类的采集活动、食物匮乏和野生狗尾草的存在四个方面，分析了粟作农业的起源。认为以上条件的具备使得太行山地区的先民们约在距今一万余年前便开始栽培粟类作物，而粟作农业的诞生为以后夏、商王朝等在该地区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17)

有学者则认为关中地区是粟作农业的发源地之一。研究者从史前环境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认为关中地区的黄土盆地的土质疏松、土壤的壁立特性和移动性特点为原始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适于粟作农业的发展；渭河及其支流的分布加之黄土堆积在关中形成发育良好的河旁台地，为农业起源提供了理想场所；暖湿与干旱相间的气候特点也适合粟作农业，而狗尾草在关中地区的普遍分布又为粟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生物学上的证据。因此尽管关中地区尚未发现距今10000-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探讨粟作农业起源带来了缺环，但仍可以肯定关中地区是我国最早发生粟作农业的地区之一。(18)

新近又有学者提出西辽河上游地区可能是粟、黍起源地之一的看法。研究者主要是根据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粟、黍遗存的特点、遗址的年代和当地的区域环境、微环境特点提出这一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在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距今8000-7000年）发现的黍和第三地点（距今4000-3500年）发现的有很大差别。第三地点出土的黍与现在食用的黍在形态和尺寸上已经很接近，但是第一地点的则不同，小而且比较长。而黍的野生祖本是又长又扁的形状，由此研究者判断黍在进化过程中是由长变短，由扁变圆的，而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谷物很有可能是当地栽培而成的。对此研究者进行了初步分析，首先从区域环境看，西辽河流域区域环境具有很强的过渡性和脆弱性特点，为栽培植物的出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另外，兴隆沟遗址处在山前坡地前面，山前坡地是古代人类活动最频繁的地方，由于人类的频繁走动使得很多草都被踩死，结果使杂草存活下来。这些杂草由于和人类的接触比较多，容易引起人类的关注，因此容易成为栽培植物的候选者，大部分谷物在其栽培过程中都经历过杂草阶段。综合上述因素，研究者认为兴隆沟遗址的微环境和区域环境都具备了粟和黍这两种小米成为栽培作物的条件，所以认为西辽河地区很可能就是粟和黍这两种小米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19)

另外，有学者指出与粟作农业起源相关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地域特征，即山地、平原、丘陵等；二是中心式还是分散式。并对几种农业起源的理论进行了简要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认为：黄河流域是粟作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农业的发生地不等于农业的发展地，也就是说目前我们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所反映的一些与粟作农业有关的问题，不是粟作农业的起源，而是粟作农业的发展问题；粟作农业起源于相对贫瘠的山间地带；粟作农业是分散式的起源，而不是由某一地区起源后再向外传播的；粟作农业究竟何时起源于何地，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20)

据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粟作农业起源地似乎确实呈现出一种多中心的趋势。但至于这一趋势是否符合真实的情况，则有待于考古发现来进一步证实。

关于粟的传播问题，这一方面的研究并不多。游修龄对这一问题有过专门论述，认为粟黍经山东半岛传入朝鲜、日本；并可能由川滇的夷人通过陆路经缅甸、泰国和马来西亚半岛而传入南洋群岛，并将粟、黍的传播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21)也有学者指出，西亚与伊朗高原在距今7500-7000年之前只有亚麻、原小米、红小麦、六棱裸大麦、双棱和六棱有稃大麦，但没有小米（作者这里所说的小米应该是指粟），而在古夷（彝）与彩陶传入之后却出现了小米，认为显然是源于中国。因为中国莪沟遗址、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等灰坑中均发现了粟的痕迹，表明中国在距今8000年左右已栽培小米，比西亚与伊朗高原早了500年。(22)此外，石兴邦根据现有资料提出了粟类作物的传播路线，认为通过交流和传播，使粟类作物成了旧大陆古代人们的主要的生活资料，并经过各地区人们的不断改进，培育出许多新品种。(23)

总体看来，目前不论是对粟的起源还是传播的研究都还相当薄弱，这一方面与考古发掘材料较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者们对粟作农业的重视程度不够有相当的关系。今后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粟作农业何时何地起源的研究，还应该着力加强粟作农业起源机制的研究、粟在史前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粟在人类生活中地位是如何演变的、粟作农业起源后如何向外传播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使粟作农业的研究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当然，这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尤其是不能缺少植物考古学的参考。

四、种属鉴定

这方面的研究很少，目前仅见两篇研究文章。其中一篇通过对现代粟、黍的炭化实验，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炭化粟、黍籽粒的鉴定给出了可供参考的标准：一是颖果大小不同；二是胚区形状和长宽之比不同。三是胚区长与颖果长之比不同。其中第2和第3项是两个比值，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而颖果的大小受品种、遗传性和种植环境影响较大，特别是现代的栽培品种经过长期的人工选育，通常要比从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处于原始农业状态时的同种作物米粒大得多，因此，在将二者进行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一历史形成的差异，不能过分强调其大小相符合的程度。同时文中还论述了狗尾草籽粒形态的主要特征为考古鉴定中区别三者提供了参考。(24)但是文中所提供的标准都是根据现代已经发育成熟的谷子标本得出的，然而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粟的遗存当中有可能有生长发育不良的谷子，比方说秕子，那么这一标准是否同样适用，或者说具体应该如何把握则需要进一步探讨。更重要的一点是对处于栽培粟与野生粟之间的过渡类型的鉴定标准文中并没有涉及。而这一过渡类型的鉴定对研究粟的驯化、粟作农业的起源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当然，这一问题目前也难以做出一个明确的鉴定标准，它的最终解决还需要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另外一篇研究文章从淀粉粒的角度谈及这个问题。研究者根据淀粉粒可以在考古遗址中长时间保存，植物淀粉粒形态差异的可鉴别性特点，分别对现代粟、黍、狗尾草三种植物的淀粉粒特点进行了研究，发现三者之间的淀粉粒结构各不相同，得出可以利用淀粉粒形态进行鉴定的结论，(25)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这一方法也有其自身难以避免的缺陷。首先，淀粉粒在采样和提取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污染。其次，用淀粉粒鉴定对作物的数量、地位等详细信息的分析不如植物大遗存的分析直观，因此，淀粉粒分析的方法可以与其它研究方法结合运用。

以上是有关粟的研究的主要方面，此外也有学者对史前粟作农业的发展阶段作了考察。(26)也有学者对粟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做了系统论述(27)还有学者对稻粟混作区作了初步探讨。(28)

总的看来，有关考古遗址中出土粟的各方面的研究都还比较薄弱。这种状况与粟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史前时期北方旱作农业中的地位是不相符的，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相关方面的研究。我们相信，随着浮选法的广泛应用，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中寻找古代植物遗存的能动性增强，发现粟的遗存的机率和数量都会有所增加，这就会为系统研究史前粟作农业的起源、发展等问题提供更丰富的资料，史前粟作农业的研究也将进一步深入。

注释：

(1)(9)(21)游修龄：《黍粟的起源及传播问题》，《中国农史》1993年第12卷第3期。

(2)(10)(11)(27)高国仁：《粟在中国古代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

(3)王毓瑚：《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农业考古》1981年第1期。

(4)游修龄：《论黍和稷》，《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

(5)齐思和：《毛诗谷名考》，《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游修龄：《论黍和稷》，《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

(6)昝维廉：《正视我国古代的五谷》，《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章怡华：《伯公父锩文中的农作物名称》，《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游修龄：《论黍和稷》，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

(7)(12)(13)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关于农业起源问题的探索》，《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8)陈文华：《农业考古资料索引》，《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1993年第1期、2001年第1期；游修龄：《黍粟的起源及传播问题》，《中国农史》1993年第12卷第3期；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刘军社：《黄河流域史前粟作文化遗存的发现和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石兴邦：《下川文化的生态特点与粟作农业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4期：何德亮《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试论》，《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

(14)朱乃诚：《中国新石器时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5)(23)石兴邦：《下川文化的生态特点与粟作农业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4期。

(16)张文祥：《宝鸡渭水流域是我国粟（谷）作文化发源地之一》，《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17)王星光、李秋芳：《太行山地区与粟作农业的起源》，《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

(18)《关于史前环境与粟作农业》，《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赵志军：《农业起源研究》，《学术讲座荟萃》第23辑，2005年第3期。

(20)刘军社：《黄河流域史前粟作文化遗存的发现和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22)山风：《神秘古文字与谷物的西传》，《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

(24)刘长江、孔昭宸：《粟、黍籽粒的形态比较及其在考古鉴定中的意义》，《考古》2004年第8期。

(25)杨晓燕、吕厚远、刘东生、韩家懋：《粟、黍和狗尾草的淀粉粒形态比较及其在植物考古研究中的潜在意义》，《第四纪研究》第25卷第2期。

(26)石兴邦：《下川文化的生态特点与粟作农业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4期；钱耀朋：《略论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农业考古》2000年第1期；张之恒：《中国原始农业的分区和发展阶段的划分》，《农业的起源和发展》，56-7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8)王星光、徐栩：《新石器时代稻粟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