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广东甘蔗栽培技术演变的动因及历史作用

许喜文　向安强

1840年，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自给自足的种植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中。由于西方殖民者在菲律宾、印尼等地区大规模发展蔗糖业，日本帝国主义在1895年侵占台湾省后亦大力发展蔗糖业。被称为“洋糖”的外国产和台湾产的糖通过种种合法或非法途径大量输入中国大陆，加之外国资本通过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贸易优势。“洋糖”对“土糖”（这一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产物）形成了倾销优势。广东地区的甘蔗栽培与糖业由此走向衰落，明清时期的兴旺不复再现。

1924年，陈济棠主政广东，开始实行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有重要地位的大规模的工农业建设。建立了大规模的机械化糖业企业，使广东工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随之而来的是受到近代化工业推动的传统农业改造。近代化农业的兴起，给近代农村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广东省甘蔗栽培与糖业的衰败状况获得改观。

20世纪30年代广东甘蔗栽培业与榨糖业的发展，是广东近代经济史上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值得研究。为此，我们曾撰写《民国时期广东甘蔗传统栽培技术的原生形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1期）、《试论民国时期广东甘蔗品种的演变》（《古今农业》，2006年2期）、《近代蔗业科技向传统蔗业的渗透—民国时期广东“糖业复兴运动”前后的甘蔗栽培技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2期）等，对民国时期广东甘蔗栽培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民国时期广东甘蔗栽培技术演变的动因，并评价其历史作用。

一甘蔗栽培技术演变的动因

1、大环境条件下工业近代化推动的结果

民国期间广东甘蔗栽培技术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机器工业迅速发展推动的结果。30年代前期广东以大规模的机器工业迅速崛起为特征的工业近代化进程，又是与当时的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大环境分不开的。

（1）国际环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糖业迅速得到恢复。无论是欧洲的甜菜糖工业，还是在美洲、亚洲的蔗糖工业，在资本的支持及本国的糖业保护政策的扶持下，不仅很快恢复了旧日的繁荣，而且出现了产量剧增的势头。在20年代后期，世界的糖产量开始出现了过剩的迹象。糖业生产能力的过剩和消费市场有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1929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出现以后，早已隐藏的矛盾终于爆发，世界性的糖业危机遍及各产糖国，糖制品剩余，糖价一落千丈，糖厂也经历倒闭的危机，面临分拆出售的命运，制造糖业机器的厂商也四处寻找买家，国际资本四处寻找出路，希望能够找到投资的场所。这样的国际环境，不仅是广东，而且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良机。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忙于应付国内的经济问题，无暇顾及中国内部的经济调整，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会。

（2）国内环境

在30年代初期，中国经历了在南京国民政府旗号下的形式上的统一。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国家的地位，摆脱鸦片战争以来国际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实行了关税自主的重要步骤。在糖业方面，于1933年5月颁布了第六次糖税则修改案，其目的是给日益猖獗的外国糖的倾销设置一堵高墙，以保护国内的糖工业的起步和发展。这一糖税则修改案的特点是：一是使用更为科学的糖含量检测法，以糖品中所含的纯蔗糖的百分率为检测标准——欧美的旋光度测验法，在糖的分类方面，也以旋光度作为检测糖品的转化糖的标准。二是大幅度提高糖的税率，如与第一次提高糖税则相比，这一次白糖税率提高了13倍多，赤糖提高11倍多，冰糖提高16倍多。(1)(2)在此之前，南京国民政府裁撤厘金和部分杂税，这些举措都给国内经济的投资行为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但是在经济统一的旗号下，南京国民政府隐藏着它要增强中央的经济实力以达到增强军事实力，进而吃掉国内的各个地方实力派的如意算盘。当然，心照不宣的各地的实力派也在寻找发展的机会——中央的经济政策给予了这样一个机会，也给了他们一种压力。在30年代前期，不少的地方实力派发展经济的举措，就是在这一环境下出现的。

（3）广东环境

广东的陈济棠掌握了广东的政治军事大权，也开始了近代广东经济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陈济棠深受孙中山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他上台以后，有意识地通过发展广东经济实力来加强军事实力与南京中央抗衡。而且很注意通过发扬广东的优势加快广东的建设。1932年，陈济棠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了他的《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这一计划奠定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广东经济发展的政策基础。同时，农业经济专家、私立岭南农学院教授冯锐根据陈济棠《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的意图，起草了《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这一计划在1933年通过了广东省政府的批准，陈济棠因此任命冯锐为广东建设厅下属的农林局局长。这一牵涉到工业、农业、流通、金融领域的庞大的经济计划正式启动。这一计划的核心是要发展广东的机器榨糖工业，以工业来带动甘蔗栽培业的发展。主要是：将广东分为广州、惠阳、徐闻、琼崖、潮汕五个蔗糖营造区，每区以若干所的机器糖厂为加工业的龙头，同时在糖厂附近设立大规模的甘蔗栽培业作为提供糖业发展的原料基地。此计划分三年实施。第一年首先在广州、惠阳、潮汕设立糖厂。在广州设立二间糖厂，惠阳、潮汕各一个。四间糖厂投产，年获利润760万元。第二年在徐闻、琼崖设立两个糖厂，以第一年的纯利760万元加上广东政府再筹集300万元作为投资，建成后，广东的全部糖厂可以有年利润1400万元。第三年计划，以全部糖厂的收益，作为增建糖厂的投资，达到全省有十五间糖厂，这样广东全省共有年产量十二万吨蔗糖供应全国。这一计划的特点是抓住了广东作为最适宜生产蔗糖的有利条件，以甘蔗产区的分布来规划糖厂的布局，以近代工业来带动农业的升级与跳跃式发展，具有很大的可行性。(3)在实践过程中，虽然这一计划有很大更动，并且被纳入陈济棠的经济——军事的全盘谋划之中，但该计划的实施重点——以工业带动农业的核心思想并没有发生变动。

陈济棠在广东的军事政治统治也为实现三年计划提供了先决条件。如陈济棠实行糖业统制，营造一个庞大的，以商业资本和军事权利相结合的营销渠道，即以十大营销商来实行蔗糖专营，以销售的垄断将流通领域的大部分利润落入陈济棠军事集团的口袋，一部分落入营销商的口袋，也有利于实现糖厂建立以后的销售(4)。以军事权力打击蔗糖走私，有利于广东本地糖业的销售市场。(5)同时陈济棠军事集团在糖工厂发展的初期以军事走私蔗糖的半成品和成品，以此逃避中央政府征收的糖税，也为实施计划筹集了部分资金。(6)

在糖业复兴计划实施以后，实际上只建立了番禺市头糖厂、番禺新造糖厂、惠阳糖厂、揭阳糖厂、顺德糖厂、东莞糖厂。有人认为这些糖厂的布局不尽合理，因为珠三角本不是大量种植甘蔗的地区。(7)笔者则认为，计划实施以后的糖厂布局，除了番禺市头糖厂、番禺新造糖厂的距离较近，以及惠阳糖厂的实际选址有问题以外，糖厂的布局大致合理。珠三角的番禺、东莞的沙围田区，明清以来就是栽植甘蔗的传统区域；在顺德，历史上虽以蚕桑业为主，但30年代蚕桑业衰落并且在很长时期的探索中仍然没有出路，顺德基塘区必须实现产业的转型才可以使当地的农业经济走出困境，整个珠三角的甘蔗栽培业历史说明正是这一批机器蔗糖工厂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同时也为甘蔗栽培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2、科研机构和高等农业教育推动甘蔗栽培技术的研究

广东科研机构的建立和高等农业教育体系的完善推动了甘蔗栽培技术的研究。糖业复兴计划是在广东本地的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教育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很难设想在糖业复兴运动实行之后，很短的时间里甘蔗栽培技术的研究就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广东最早的农业科研机构是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广东农林试验场。光绪三十四年，从美国毕业回来的农学博士唐有恒受清朝政府官员的委派，在广州市的东郊规划设立这一科研机构，并在试验场附近同时设立农业讲习所。宣统元年（1909年），清朝政府批准广东农林试验场和农林讲习所章程。宣统二年，农林试验场和讲习所同时进入运作程序。试验场正式进行科学试验，并于宣统三年出版了《广东农林试验场第一次报告书》。民国间，试验场先后出版了六次试验报告。虽然它没有很大的发展，只有一些农业科学试验和农业推广活动，但它的创办与生存，不仅推动了清末民初的先进农业科技的推广，而且它附设的农林讲习所也有了发展和壮大的机会。后来，农林试验场虽然撤销了，但此后广东建设厅下属的农林局具备更为完善的农业试验和农业科技推广机构，所起的作用亦远远超过了清末民初的农林试验场。(8)

宣统二年初，农林讲习所开始招生，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开学。三月，讲习所又改为农业教员讲习所，按照高等农业学堂的农学科来设置课程，所以这所农业教育机构实际上是具有农业高等教育学校的雏形。这说明，广东农业科研机构是和农业高等教育事业同时起步的。试验场与依托着广东农林试验场的农林讲习所在清末民初的风雨飘摇中艰难地成长。1913年，广东高等农林讲习所筹备改办为农业专门学校。1917年，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正式成立。1923年，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又筹备成立广东农科大学。1924年，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原广东农专就转为广东大学农科,即为后来的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9)

几乎与此同时，广东另一所高等农业院校——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也在民初的风风雨雨中呱呱坠地。1917年，原岭南学堂成立了本科的农学部。1921年，私立岭南农科大学在钟荣光的领导下和华侨、广东省政府的支持下成立。到30年代初岭南农大已经成为中山大学农学院之外广东一间重要的高等农业大学。这两所农业高等院校都具有完善的师资、课程设置、教学设备和很强的科研能力。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说明了在糖业复兴运动之前广东高等农业教育体系已经初具规模，而且它们在后来的糖业复兴运动中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10)

民国间的广东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是并行的。这一方面的发展，为30年代的糖业复兴运动提供了基础。

（1）提供了人才基础：到了30年代，广东高等农业教育已经培育出一大批农业科研人才，构成广东农业科研的基本骨干力量。同时广东农林局下属的科研机构又为这些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研究广东甘蔗栽培和糖业加工技术有一批重要人物，都和华南的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高等院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糖业复兴运动的关键人物冯锐，早年毕业于私立岭南农业大学,后来在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就教于岭南农大农科，成为一位研究广东糖业的专家。(11)邓植仪教授虽然不是毕业于广东的高等农业学校，但他在1920年就已经担任广东农林试验场的场长，他直接参与国立广东大学农学院的创办，并培育出不少人才，如研究广东糖业的青年学者邵尧年、黎献仁等学者，他们的研究报告都曾受到邓植仪的关注。并在他们的报告中都写了序言，从他写的序言看，他虽然以研究土壤学为主，但也是研究广东糖业经济和技术的专家。(12)

（2）提供了糖业加工和甘蔗栽培方面的科研基础：早在广东农林试验场建立初期，就将糖业的加工和甘蔗栽培作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后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和岭南农学院都有甘蔗栽培方面的研究。邓植仪就任广东农林试验场期间，将广东糖业调查列入他的一系列调查的重点项目，安排邵尧年在珠三角的主要甘蔗栽培区进行调查，并且进行发展广东糖业的构想，将他的思考行诸于文。(13)邓植仪与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学者关于糖业发展的建议与思考，构成后来广东糖业复兴运动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糖业复兴运动的关键人物冯锐毕业于岭南农大之后，游学美国，后来又在河北定县从事乡村改良运动，回到岭南农大任教之后，很快就成为引人瞩目的糖业专家，并且挑起糖业复兴运动的重任。(14)

这显然和岭南农学院在这一方面的先行研究有密切关系。由于广东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原有的在糖业加工和甘蔗栽培方面的研究基础，糖业复兴运动不是从零开始的。在糖业复兴运动实行之后的一二年间，广东农林局属下设立了多个甘蔗繁育场，以及两大农业院校都有自己的为科研服务的蔗园，且都有了重要的在甘蔗栽培方面的成果。所以说，从清末民初起步的、在以后的岁月里艰难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广东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教育体系，直接推动了糖业复兴运动中甘蔗栽培技术的发展。

3、农业推广制度促进先进蔗业科技向传统蔗业渗透

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当农业技术尚是研究室的成果时，它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它要走出研究室，还有一段路程。特定的社会结构影响着技术的传播，也直接影响技术的效能的发挥。科技的传播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只有发生制度的变迁——这种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触动社会的结构——这一结构的改变必须畅通科技传播的渠道，科技才能转变为生产力，从而推动生产的发展。拙文对民国时期甘蔗栽培技术的原生形态的描述，从一个侧面说明从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科技传播途径的阻塞。广东农林试验场从清末到20年代都没有停止过对甘蔗栽培技术的研究，另外两大农业院校在20年代也有甘蔗栽培方面的一些成果，但事实证明它们并没有对珠三角蔗区技术产生重要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还没有近代工业需求的强大推动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向传统农业渗透的科技传播途径还没有完全畅通。

（1）先进的农业推广模式——甘蔗栽培表证方式

由于糖业复兴运动的开展，30年代由大型机器蔗糖加工厂直接建立了以优良甘蔗繁育与推广为目的的甘蔗营造场。1933年在珠三角的主要蔗区，广州第一甘蔗营造场共建立了四个甘蔗繁殖场。包括：①新洲繁殖场――面积450亩。②磨蝶沙繁殖场――面积120亩。③陈村繁殖场――面积400亩。④农林局繁殖场――面积3亩。(15)其辐射地区主要是番禺、增城等主要蔗区。1935年，广东第二蔗糖营造场设立于顺德，主要辐射地区是中山蔗区、以及顺德的新兴蔗区。除了陈村繁殖场之外，还决定租用南海九江河清地段 2900余亩为甘蔗繁殖场。(16)在中山蔗区还有农林局直属的中山经济作物繁殖场，作为在中山沙围田区推广甘蔗良种的基地。揭阳糖厂在潮汕地区也建立了自己的繁殖场。另外两个重要的大型糖业加工基地，一间是惠阳糖厂，一间是东莞糖厂，属于陈济棠的军垦系统，具体资料在文献上没有记载。但它们是按照同样的糖业加工企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应该同时在糖业加工企业为中心的蔗区内建立有甘蔗栽培表证方式。

糖业复兴时期的甘蔗栽培表证方式包括以下的内容：(17)优良品种表证——把外国的优良品种和我国的本地种比较，本地木蔗，含糖分最多不过百分之十二，每亩平均可收七十五担，每十担可制糖一百斤；外国优良品种如爪哇糖分最多可在百分之十七以上，每亩平均可收一百二十担，每十担可制糖一百四十斤。

栽培法表证——表证甘蔗的良好栽培法，诱导农民试行新法种植。像夏威夷甘蔗，粗放地来栽培，每亩产量不过八九十担；但采用最集约的耕作，每亩可增到一百六十七担。

肥料试验表证——表证甘蔗适宜施用的肥料，指示农民以作物的需要，有一定的比率，我国种蔗，偏重氮质肥料，影响蔗质不良，糖分减少，使肥料和钾肥对于养分的增加有密切的关系，一面把试验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良品，分给农民，推广种植，计经京士教授鉴定的有十四种。

甘蔗栽培表证方式是一种先进的农业推广模式。它在生产条件、栽培技术措施和大面积生产相一致的情况下进行，并与当地栽植面积较大的、同熟期的对照品种作比较，能够进一步考验良种的高产稳产性能及其它综合性状是否真正优异。在良种示范过程中同时推行于良种特性相适应的栽培技术，良种良法一起推广。在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中，农民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它的分散性，与工业企业的集中化生产是一对矛盾；其次是农民意识的保守性，世代相传的经验技术难以打破。甘蔗的表证示范方式恰恰能够起到良种样板田的作用，使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使农民按照工厂的要求生产原料；并且能够给农民展示优良技术的效益，激励农民有技术创新的动力。甘蔗栽培表证方式还可以直接建立加工企业与农民的技术传播途径，而不必通过中介，减少农民获得先进技术信息的成本。

（2）农业推广制度

在糖业复兴时期,广东地方政府还建立了农业推广制度。1933年，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制定了“各县农业推广处章程”。1935年又参照南京中央政府颁布的“农业推广规程”，将原有的农业推广章程加以修订。规定各县农林推广处各设主任1人，推广员，推广助理员，事务员各若干人。主任由农林局呈请广东建设厅任命，推广员，推广助理员直接由农林局任命。推广主任和推广员、推广助理员都必须有不同的学历，懂得地方语言。如推广主任必须是大学农学院毕业，有学位、有经验，或者在农林局属下的农业推广行政人员养成所毕业者，或者在农林局属下的农业推广处工作过，成绩优良者方可担任。推广员必须是农业学校大专毕业以上，推广助理员必须是农业学校中专毕业或中等学历以上，都必须在农业推广方面有经历的人员。章程还规定了县级农林推广处的工作直接受农林局农林推广处的领导，还规定了它的经费来源和“实际推广事宜”，也就是各级农林推广处需要做的事情。(18)在糖业复兴时期，这些农业推广制度对宣传优良甘蔗的栽培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为了解决糖厂的原料问题，1933年12月，广东省政府以每亩蔗田每年可获40元纯利作宣传，大力提倡农民种蔗。政府一方面组织了包括农林推广处人员在内的工作队深入乡间，向农民宣传种植甘蔗的利益和政府的旨趣，使老蔗区农民重新恢复种植甘蔗的信心，也使从未种植甘蔗的农民如顺德的桑农树立起信心；另一方面测量荒地面积和考察各地的土质，开辟糖厂和建立试验场，进行甘蔗的表证示范，(19)用实际生动例证说服农民。

（3）农业推广机构

在两大农业高等学校都有自己系统的农业推广机构。广东公立农业专科学校就设立了推广部，在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农学院，推广部不但得以延续，而且农业推广机构的职能和推广制度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中山大学农学院推广部有这样的特点，是它能够将学校的科研成果直接推向农村，其次是它能根据农民的要求，解答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岭南农科也有自己的推广处，后来改为劝农部，下辖劝农处、交际处、出版处，负责推广学校的科研成果，向农民介绍新技术、新品种和解答农民生产中的问题。

上述的农业推广机构在糖业复兴时期，对推广优良甘蔗和栽培技术都起了作用。中山大学农学院的林家齐、梁光商，岭南农科何家冷等人的在甘蔗栽培方面的重要科研成果就是主要依托本校的甘蔗园（当然还有在农村中进行调查）完成的。学校的甘蔗园都培育从爪哇、菲律宾、台湾引进的蔗种，以很低的价格出售给农民。

（4）商业性甘蔗繁殖场

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私人性质的商业性甘蔗繁殖场，也是值得注意的农业科技传播途径。如建于新会河塘乡康溪同德围的新会民生农场，自行从台湾、爪哇购进优良蔗种，自行试验，得出的结果是以爪哇优于台湾蔗种，其中爪哇蔗种又以“二七一四号、二七二五号、二八八三号等最新之改良种为最优”，选育出大量的蔗苗供应市场，并且在广州、江门、东莞、三水等地设立代销商，建立起一个几乎遍及珠三角水网地带的营销渠道，农场主并且将甘蔗栽培技术印刷成册子，免费供应给农民。(20)有学者不主张建立私人性质的甘蔗繁育场，认为这样不利于抑制甘蔗病害的传播。(21)

二、民国时期甘蔗栽培技术的作用和历史地位

这里所说的甘蔗栽培技术主要是指在糖业复兴时期近代甘蔗栽培技术的渗透和优良品种的推广。现分析其对广东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并阐述它们在近代农业科技史上的地位。

1、作用

民国时期甘蔗栽培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甘蔗栽培业的发展，为机器榨糖业提供了的原料，在一定的程度上为当时广东机器糖业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条件。

为工业提供原料的种植业，其发展首先是以工业的巨大需求为动力。假使在30年代，广东的甘蔗糖业仍然停留在手工业的“糖寮时代”，很难想象珠三角的甘蔗栽培业会产生飞跃进步。同时，假如没有甘蔗栽培业的技术进步，也很难想象广东的机器糖业会在短时期内崛起，被称为当时广东乃至整个中国都为之瞩目的经济亮点。

在陈济棠原来构思的“三年施政计划”中，并没有蔗糖业的地位。后来在冯锐的策划下，机器榨糖业为当时工业发展的支柱行业。冯锐之所以提出这个计划，就是他以农业专家的眼光发现，只有发挥广东的农业资源优势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持，经济发展才有可能。综观当时广东的传统农业资源，除了蚕桑业之于丝织业，甘蔗栽培业之于糖业就是最大的优势。但在当时，广东的蚕桑业走下坡路已经走了相当一段时期，元气已经很难恢复。顺德、南海的蚕业徒喊复兴喊了多年，都是一蹶不振。冯锐之所以将目光定位于甘蔗栽培业，就是他明白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下，蚕业复兴的条件较差，而糖业可以复兴的条件较优。广东作为中国大陆唯一的产糖大省，甘蔗栽培的有利条件众多，甘蔗栽培业的复兴可以为机器糖业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冯锐一开始就将甘蔗栽培技术的提升和优良蔗种的推广作为头等大事。问题在于冯锐实施糖业复兴运动的步伐太快了，以致在糖业复兴运动的早期，先进的栽培技术还没有完全推广，而糖厂的建设即已马不停蹄。1934年底，贷款种植甘蔗的蔗田才36,000亩，分布于番禺、顺德、东莞、中山等县。(22)而市头、新造两厂分别于1934年12月10日及25日正式开榨。新造糖厂已于是年5月8日宣告开榨。(23)在糖厂原料未能充分保证的情况下，陈济棠与冯锐策划走私的方法从香港运来白糖，然后转换包装以“五羊牌新造糖厂出品”的商标在广州市面上出售。时人讥为“无烟糖”。(24)（这方面的记载不少）后来全省已经建造的糖工厂有六间，榨蔗能力超过了全省蔗源的供应，以致工厂的开工时间不足，机器闲置现象严重。(25)这一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糖厂的加工能力超过了蔗源的供应，或者说，糖厂本身蔗源的收购网络还没有完善；另一方面，仍然在生存的土糖业也在与机器糖厂争夺资源。在六大糖厂完全建成以后，为了解决原料不足的问题，地方当局一方面加强了甘蔗种植的推广，拓展甘蔗种植的面积，从原料方面改善供应；另一方面，从营销渠道方面，加强了对土糖的销售管制，意图通过将土糖的销售纳入陈济棠已经建立的营销系统中，然后将土糖作为六大糖厂的原料，加工为精制白糖。对土糖的销售管制引起了一般民营销售商的强烈反对，但在陈济棠的军事统制下，徒唤奈何。(26)这一情况说明在近代工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社会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同时说明近代加工业的发展必然要以农业的发展为坚实的基础。在糖业复兴时期由于先进的甘蔗良种、栽培技术和化肥的应用，甘蔗栽培业有了发展，但并没有完全满足机器糖业的需要，而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为机器糖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2、历史地位

糖业复兴运动前后的广东甘蔗栽培技术，在近代中国甘蔗栽培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可分从以下几点来认识：

首先，在糖业复兴时期前后引进的外来甘蔗品种，大大丰富了中国甘蔗品种的种质资源以及相关的种苗繁育技术，为引进的甘蔗良种提纯复壮和衍生新的品种提供了条件。在糖业复兴以前，广东虽然也有引进外来品种，但是引种途径是分散的，而且没有先进的繁育技术作为支撑，只是靠传统技术的无性繁殖，外来品种即使有良好的风土适应性，也很快就退化，沦落为土生种。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原因是因为在手工业的“糖寮时代”没有对品种选择的强烈需求，而与“糖寮经济”密切相关的甘蔗栽培业也同样缺乏对品种选择的技术。而在糖业复兴运动时期，机器糖业催生了良种的无性繁殖技术的规范化和工厂化，避免良种性状在没有技术保证的情况下退化。引进的优良品种，经过筛选和抗病害试验，很快地得到大面积的推广，传统的中国型竹蔗逐渐地退缩直至被排挤，在整个广东的甘蔗品种结构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其次，传统的栽培技术受到近代先进技术的渗透，传统技术的原生形态逐步演变为常规农业的技术形态。华南甘蔗栽培的常规农业的技术形态既与传统技术的原生形态有别，也不同于传进中国以前的近代农业的形态，它是经过华南的农业科学工作者与广大蔗农在吸收了外来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对本地传统技术进行改造和升华的结果。例如在运用肥料方面，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初，在珠三角本地甘蔗栽培中，化肥的运用在整个栽培过程中的肥料总用量中仍然未占很大优势，有机肥料和利用珠江冲积土的“上泥之法”仍然唱主角，而有目的地轮种绿肥与豆科作物成为重要的改良土壤、恢复种植甘蔗以后地力的一种轮作方式。又如糖业复兴时期甘蔗有性繁殖技术开始出现，而且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和方法。只是当时有性繁殖技术还没有大规模使用。但在抗战时期和抗战结束以后，中大农学院的梁光商等没有停止过这一研究，这些学者的研究为20世纪50年代初的良种繁育——解放初期的良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创造了条件。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和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的前身——即它们在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之前，仍然继承着良好的学术传统，在甘蔗良种的培育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自此以后，20世纪下半叶中国甘蔗品种异彩纷呈。到1990年为止，我国不同生态类型蔗区先后选育（含引进）栽培的甘蔗品种和原种共124个，其中自育100个，原种2个(27)。其中广东品种有38个，自育品种36个，竹蔗1个(28)。再次，糖业复兴时期创造的甘蔗表证方式，为20世纪下半叶的甘蔗栽培业所继承和仿效。糖业复兴时期的机器糖厂所采用的工业企业加农户或农场的形式，是推广农业技术的一种先进模式。虽然它早就在欧美日的近代农业中出现，并非冯锐们的独创，但这一方式无论在广东乃至中国的近代农业推广事业中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这是近代先进的栽培技术向传统技术渗透的最佳方式。甘蔗表证方式直接给蔗农树立榜样，用最简单的田间试验和最有说服力的经济核算方案展示给蔗农，致使研究室中的成果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到蔗农手中、散播到蔗田之中，在短期内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常规农业的转型。

糖业复兴时期的机器糖厂虽然在抗战的烽火中沦为或变成废墟或残破不堪。但它们与生俱来的一套甘蔗表证方式和农业推广模式却没有在战争的烟火中消失。在抗战结束以后，与美国资本有密切联系的宋子文在广东主政期间，曾经计划引进美国的机器设备，和将在台湾的一些糖厂的设备运到广东，恢复昔日广东糖业大省的地位，并计划大规模引进良种和将甘蔗表证方式运用于甘蔗栽培业。残破了的糖厂重新修好了机器和厂房，已经成为废墟的糖厂又计划开始重建。(29)并且从台湾引进了一部分的优良品种。虽然宋子文的计划主要为他的家族利益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集团利益，但客观上为解放以后广东甘蔗糖业的迅速恢复创造了条件。1951年广东糖业公司撰写的《广东糖业调查》将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甘蔗栽培业和糖工业，定为近代广东糖业的“新生阶段”，“解放后广东蔗糖业，伴随全国人民的胜利而走向新生。人民政府大力扶助蔗业，及公营糖厂恢复发展，一年多以来（1950年）广东蔗糖业由衰退转变为欣欣向荣，糖价上腾而趋稳定，蔗业生产情绪高涨，顺德、东莞两大糖厂复工，生产任务超额完成，本年（1951年）又修市头、揭阳两大糖厂，处处表现人民糖业之前途光辉万丈。”(30)至1951年，宋子文此前在广东主政期间引进的甘蔗良种已经繁育至5000－6000亩。这些蔗种在解放初期的甘蔗良种繁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新旧时代更替过程中，一度释放了生产力，糖加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糖业是广东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广东糖业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机器糖业带动了甘蔗栽培的发展，即使在“十年动乱”时期的1974年，蔗糖业仍发展迅猛，甘蔗栽培面积也已遍及整个珠三角地区，是1949年的4.3倍，1975年的甘蔗总产量是1949年的5.4倍。(31)

三、结语

糖业复兴运动时期,机器榨糖工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由此而产生的对榨糖原料—甘蔗的巨大需求是广东甘蔗栽培技术在这一时期取得飞跃性进步的根本原因。在地方政府大力发展榨糖业的同时,科研机构的建立和高等农业教育体系的完善以及先进的农业推广制度的确立，也对广东甘蔗栽培技术的提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糖业复兴运动时期所形成的常规农业技术形态和在此前后引进的众多外来甘蔗品种，以及在此期间创造的甘蔗表证方式，对此后广东乃至中国甘蔗栽培业，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梁敬镦：《糖鉴》，出版社不详，1935年。

(2)(5)(7)(19)白云春：《民国时期广东蔗糖业的发展》，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年。

(3)(15)马锐：《广东糖业复兴之经过述略》，单行本，出版社不详，1934年。

(4)(23)(24)(25)(26)连浩沃．《军阀与商人：孙济棠与广东糖商个案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徐朗星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打印本．2003年。

(6)冯子恩：《陈济棠办糖厂经过及其真象》，《南天岁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8)(9)(10)参见《华南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编，《华南农业大学校史》，广东科技出版社，1999年。

(11)(14)无名氏：《广东糖业与冯锐》，出版社不详，1936年。

(12)(13)邵尧年：《番禺增城东莞中山糖业调查报告》邓植仪序，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

(16)顺德县志办公室：《抗战胜利以前的顺德农业》，《顺德县志》第59期，1990年。

(17)(21)黎献仁：《中国糖业政策》，《农声》第190期，1935年。

(18)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农业推广处章程》，《农声》第196年期1935年。

(20)新会河塘民生农场编印：《爪哇蔗种植法》，1936年。

(22)广州第一蔗糖营造场编：《广州第一蔗糖营造场概况》，1935年。

(27)(28)轻工部甘蔗糖业科学研究所等编：《中国甘蔗品种志》，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

(29)冯子恩：《宋子文垄断广东糖业的计划和我参加筹办广东糖厂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62辑，1990年。

(30)广东糖业公司：《广东糖业调查》，油印本，1950年。

(31)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编写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五）》（初稿），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