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３１位作家的体验与观察

北京的冬天仍然有点暖……

陆天明

我觉得没有一个完备的精神完善机制和趋势，冬天是不会永远暖和下去的。

入籍北京三十多年了，记忆中，在这“皇城根儿”下过日子，似乎就没遇到过几个特别萧瑟寒冷的冬天，也没遭遇过几场好雪(比如，能被诗人们称之“豪雪”的那种，就更没见过了)。

那年一家四口刚奉调进京，简陋的行李被塞在一大堆破破烂烂的马粪纸做的硬板箱里，在办公室凑合呆了几天，被安排到一幢新建成的十二层住宅楼里。因为是新建成的，那楼里不仅电梯还没安装起来，就连暖气也没通，就更别提煤气了。又因为住在十二楼顶层，那风，那透骨的寒气，那灰暗的阴霾，直逼薄薄的水泥预制板……每到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就能看到那建筑物里无处不在的潮气全都在房间天花板的四个角上，凝结成了厚厚几个冰砣子，在那儿对我们这一家“外来户”示威般地阴笑着。这让我第一次感到：北京的天气真冷。

后来一次感到北京的冬天有点冷，是两年后了。我去北京特殊钢厂电炉车间劳动，也就是所谓的“下生活”。整整一年，我顶在一个炼钢班里，天天跟班干活，后来干脆就成了这个班里一个顶班劳力了。

冬天在炉前干活时还好受一些，尽管一千多度的炉温会把你的脸和手灼得生疼。但只要稍稍离开炉台，那车间里嗖嗖的寒风，就能把你半边身子冻透。上炉台干活时没法穿棉大衣，整个冬天我们都是光着上身穿—件盔甲似的帆布工作服。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下班从车间向澡堂走去的那一截路。那截路总有二三百米长。寒风小刀子似的扎来，我们满身是烟灰和汗腻，基本上又只能算是光着上身，那一阵阵颤栗，是我永生难忘的……

那时候到这个特殊钢厂去劳动，已经觉得非常非常遥远了。因为得出复兴门，广安门，再过达官营，印象中，简直就是到了“大郊外”了。

后来，单位里又给我分了房子。我住得比这个特殊钢厂更远，先是住到劲松，后来又搬到著名的六里桥附近。当时小区门前马路还没修好，路灯杆儿还倒在泥泞的土路旁。但没过几年，在那儿建起的火车西客站把那一带变成了极其繁华的闹市区。从那以后，我的确再也没有感受过北京冬天的冷。

站在十二层、二十四层的住宅里，推窗远眺，我真切地看到了北京在繁荣和扩大。我也不断调换着住房。在北京，几年没有交往的老朋友，再打电话去查问，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都搬了新房，调动了单位。这一切似乎都意味着、象征着、标志着、预言着我们这个群体的“崛起”和“富裕”。

是因为北京越来越繁华，所以它的冬天才不冷了?还是因为我住的房子越来越好了，所以才感受不到北方气候的寒冷了?或者是因为地球自身或人类谋生过程中一些不检点行为的缘故，把本应该寒冷的冬天变成了不伦不类的“暖冬”。

随着自己住得越来越来好，这种“暖冬”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心里偶尔地(或者说总是)会产生一种“忐忑”和“失落”。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比较富有或非常富有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是否也相应地“富有”起来了?我们是不是活得更像一个人了?

比如说，检查我自己，我还会经常想起当年在一起三班倒的那些工人朋友吗?我还会为他们在向澡堂走去的那段路上那种特殊的寒冷而操心吗?我不会了……

自我完善的欲念已经远远超过了完善群体或族群的冲动。而在另一些种群中，这种群体完善的意念已经变得非常虚幻了，甚至变成了一个需要经常去嘲弄的概念。我们在不断的煤矿爆炸声中，又看到药监部门的高官为了自己谋利，居然忍心和一些药商勾结，拿假药和不标准的药祸害百姓，看到一些“红顶商人”面对无数谋房无方的平民公然叫嚣“房地产就是要暴利”，而在他们背后支持着的正是那些唯个人政绩和自我发展为重的少数手握大权的官员……

在冬天变得越来越暖和的新年起始，我们是否有必要认真地拷问一下自己，我们有必要在精神上找回或重建一点什么?是否真的需要确立一些什么?就像“发展是硬道理”那样，提倡一种“精神完善也是硬道理”的立国原则。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完备的精神完善机制和趋势，冬天是不会永远暖和下去的。

关于长春的记忆

张笑天

蛮荒有蛮荒的好处，蛮荒之地的人们，崇尚古朴的美德，代代相沿得以在商品大潮席卷天下时遗存下来。

城市也是有灵性的，当然就有记忆。

长春，这个历史上饱经忧患和创伤的城市，能没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吗?

人们知道长春，无不与长影、一汽有关，在中国，有哪个角落没有留下过一汽卡车、轿车的车痕，有哪个中国人没有看过长影拍的电影?最近长春也有盛事，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正是第六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长春开幕的日子，北国特有的漫天雪花，把长春带入浪漫温馨的赛事，将奥运精神的火炬点燃，此时的长春想不为世人瞩目都不行。

我爱长春，这是混合着我大半生所有欢乐与忧伤、挫折与成功、光荣与梦想的地方，这座城市不但是我的栖身地，更是我灵魂依赖的精神家园。不论我游历大江南北，抑或是闯荡天涯海角，我只有回到长春，才觉得踏实，我有过许多次外调的机会，可我经过权衡，一一放弃了，这也许是只有我自己才能说得清的一种情结吧。

长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从空中鸟瞰，几乎看不到楼宇，层层叠叠的树海掩映着它，一年365天竟有340天空气质量优良，它比起那些冲天高楼堆积起来的水泥森林城市，比起被噪声和二氧化碳污染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真是太幸运了。我采用的幸运指数标准不是GDP，而是无法衡量的心情。

长春也有它心底的创伤，在血痕被时光冲淡的时候，健忘常常使人麻木和无耻。说到长春，不能不提到她已被世人渐渐模糊和忘却的名字：“新京”。那是耻辱的标记，也该是雪耻的动力。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白山黑水的十四年里，长春是以伪满洲国国都的面目出现的，那时它叫“新京”。耐人寻味的“新京”新在何处?它显然暗中与日本的东京相呼应，如果日本人得逞，他们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把国都从东京迁到长春这个“新京”，东京当然就是“旧京”。伪满洲国只不过是块临时招牌，开张那一天，已注定了有一天要像敝屣一样被丢掉的命运。

迄今，长春还能看到很多日伪时期留下来的建筑，关东军司令部、伪国务院、八大部……关东军司令部那黑色铜瓦屋顶的大楼里，曾经出没和主宰一切的都是些什么人?东条英机、本庄繁、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小矶国昭、南次郎、梅津美治郎，无一不是后来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受审的甲级战犯。

人们只知道位于哈尔滨平房的魔鬼731部队，松井石根打着“防疫给水部队”的旗号，干着培养细菌、用人体作实验的反人类罪行，人们是否知道，日本关东军在长春近郊

还有一支冠名“关东军兽疫预防部”的100细菌部队?

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国魂》，也写过电影剧本《白山黑水》，都是以东北人十四年亡国奴生活和悲壮的抗联斗争为背景的，在采访和研究日本侵华史料的过程中，我常常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受。今天的世人也许根本不知道当时正在发生着什么。

当时的日本关东军一方面残酷地“讨伐”东北抗日联军，并大屯、屠杀反抗者，另一方面采用怀柔政策，试图拉拢、软化知识阶层成为他们驯服的奴仆和帮凶，甚至不准中小学生说汉语，汉语课本被称为“满语”，而必修必用的日语反倒成了“国语”。其终极目的是要把东北逐步“日本本土化”，为其最后把东北划归日本版图作铺垫。为实现这一步，日本天皇把大批日本男女运送到东北，称为“开拓团”，他们半农半兵，强占土地，垦殖山林，全然是扎根准备，他们计划十年向东北移民500万，再繁衍十年，数字会相当惊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东北一共才三千万同胞，如果大和民族的人口比例占了优势，那东三省就是“四面楚歌”，不亡也亡，日本人的计划真的要变成现实了。

所以重提往事，是因为有人不断地揭伤疤，灾难的阴影总是在头顶弥漫。

好多日本旧军人都有长春情结(叫“新京情结”也许更确切)。作为长春人，特别是长影人，我多次接待日本来访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明智的友人，不乏深刻反省者。也有相当一些人，年年到“新京”来“寻根怀旧”，其动机很可疑。有一年，我接待了一位在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当过剪辑师的人，他为居然找到了他当年坐过的一把小圆转椅而兴奋不已，问起他对长春的印象，他用听起来像很幽默的口吻说，长春没什么变化，和我梦中看到的一样，不同的是，我们当年建的楼长个了!

听了这话，我极反感、极不舒服。他的“幽默”深深地刺痛了我。他的俏皮话也并非无中生有，原来，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就是从前的伪满军事部旧址，而省政府对面的“八大厅”办公楼，原来正是伪满洲国兴业银行原址，也许是觉得地基的承受力还可以吧?这两座楼都先后掀去屋顶，在顶层上又加盖了一层或两层，这不是“长个”了吗?听了他的讥讽，我顿感无地自容，愤懑在胸。好在，这种羞辱感如今早已荡然无存了，如果那位影界日本朋友今天再来看看长春的市容，我相信他会为他当年的不负责任的话而感到羞隗和自责。

长春地处松辽平原，文化属于通常被人称为“黑土地文化”范畴。这地面上的人，更看重笃成守信、重义轻利，他们豪爽、热情、机智和幽默，他们的个性自然而然地进入作家的作品，甚至不需要绞尽脑汁地设计，信手拈来就是。

过去人们称这块黑土地为蛮荒之地，蛮荒有蛮荒的好处，蛮荒之地的人们，崇尚古朴的美德，代代相沿，得以在商品大潮席卷天下时遗存下来，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似乎天生摒弃了很多歧见，而互相扶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义气显而易见地主宰了他们的生活，成为主流。

不好开口的长沙

何立伟

长沙人就是自负得不得了。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地上的事情全晓得

我不晓得要怎样来描述我在此生活了半个来世纪的这座城市及这座城市中的人。当长沙一成不变的时候，长沙是好说的；当长沙日新月异的时候，长沙乃不好开口。

1999至2000年，我曾在上海同北京各生活了一年，恰目睹了世纪更替，斗转星移。两地乃中国政治经济的制高点，登高一望，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有如春风扑面，让人振奋，感触良多。我记得距首都机场不远处的一个路口，高耸的一块大型路牌上，是英特尔公司的奔腾芯片的户外广告，触目的是一句广告语：给世界一颗奔腾的心。当其时，网络经济刚刚兴起，以IT业为代表的新产业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有如电脑芯片的升级换代，使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仿佛真有一颗奔腾之心强劲扑动，一切皆在巨变，人心充满热望。而2000年岁末我回到长沙，却发现长沙仿佛处在世界的角隅，钟摆尚发出旧日的节奏同声音，生活的锈迹亦随处可见。有一天湖南的一家电视媒体采访我，要我谈谈处在新世纪中的长沙的印象。我几乎是随口答道：长沙的生活，是286的生活。我的意思是说，电脑到了奔腾时代，286的处理器早已过时，而长沙的生活却还像286一样，运行迟缓，应遭淘汰。话虽说得有些刻薄，却也是我当时对长沙的真切感受。

但接下来的几年，长沙的城市发展，有如北京上海的房价，一经启动，便势不可遏，一路攀升，去不复回。如今的长沙，在中部城市中，已变得美如珠玉。2002年央视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摄制组来长沙拍我，让我讲述这座城市，我说长沙已成了一个大型的工地，一切变得新鲜，一切变得陌生。长沙人迷失在长沙了。我忧心的只是，长沙应当越来越像长沙，而不应当在城市的变化中由于同质化的建设而失去自己在文化上的个性。长沙乃建国后国务院首批颁布的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积在长沙老街老巷每一块有时间痕迹的砖石中，沉积在长沙市民的日常生活习俗中。一切需要改变，一切又需要保存，这是时代的悖论，也是让人特别惶惑的地方。从286到奔腾，进步却也是付出了流失的代价。一些我记忆中往岁美好的人事物事，在城市沧桑巨变中已荡然无存。名城固然还是名城，历史同文化却举目难寻。那些超市同写字楼，那些沿街商铺同五星宾馆，还有人们的衣着和生活旨趣，长沙同其他的城市又有何显而易见的区别呢?除了自然形制上的特点，长沙还能让人一望而知是长沙么?

这就是我对长沙的变化的且喜且忧的态度。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生活了长达半个来世纪的长沙人，我晓得我的情感同欲望，皆是从这里出发的。我希望旧的还在，新的又到来。或者说，旧的含蕴在新之中，新的又包容了亲切的旧。但我同时又明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时代的矛盾，并不是保存一座旧城，建设一座新城，这样一种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解决的。进步永比守旧要好。长沙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得到的，也要比失去的宝贵。

长沙是一座好城市，有山有水，有那么多的历史胜迹，亦出了那么多经天纬地的人物。她在历史上的荣光，是否也将镀亮今日崭新楼宇的每一扇窗?

至于长沙的人，亦即长沙的民性，是否也同城市的建设一样发生了同样大的变化呢?我想未必。一地的民性，是漫长时间的形成同积累，亦必以漫长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关于长沙人，我几年前有一篇《闲话长沙人》的文章，描述了我对长沙人的感受同看法。我想几年的时间过去，我并没有改变我的感受同看法。这是因为，长沙人的文化性格乃是顽强的，就像一座老屋，虽然经风经雨，但依然挺立在流光之中。

像中国任何其他地方上的人一样，长沙人也没有什么格外了不起的地方。但长沙人就是自负得不得了。天上的事情晓得—-半，地上的事情全晓得。这就是毛泽东在他的著作里都提到过的“长沙里手”。“里手”，长沙方言，意为内行。长沙人于是对哪怕自己不晓得的事情也很要来里手一把。一个外地人，同长沙人扯谈(聊天)，你会听到他说个不休，对任何事情发表一堆相互矛盾而且说过之后就会迅速忘记的见解，脸上还油油地分泌出一种从厕所里出来之后才有的舒畅的笑容。除了伟大的北京人，你恐怕还真没见过如此偏于一隅而又胸怀了宇宙的角色。所以长沙人的里手相，很不缺少漫画的神采。

有人说长沙人的性格里有“骡子精神”，意指长沙人做事很犟、很倔、不撞南墙不回头。这话是说得很有几分褒奖的意味。这么说的人举出一堆了不起的长沙人来，谁谁谁、谁谁谁，所以了不起，原因有了这呱呱叫的“骡子精神”。这种说法当然很妙，然而细想下去问题就来了。“骡子精神”应当为全体长沙人所共有一你举出的一堆了不起的长沙人有，你举不出来的更大一堆不怎么了不起的长沙人也有。于是一堆了不起的长沙人所以了不起是因了这“骡子精神”，更大一堆不怎么了不起的长沙人所以不怎么了不起岂不也是因了这“骡子精神”?我看还是不要这么褒奖的好，免得让人钻了逻辑上的空子，笑话道：看吧，绝大多数的长沙人，因为有了这“骡子精神”，瞧上去很不怎么样哦!

长沙人又好吃喝。找得出理由来也吃喝，找不出理由来也吃喝。长沙的街头，阵阵吃喝之风迎面劲吹。一会儿瓦罐菜，一会儿蒸菜，一会儿辣味海鲜，一会儿蛇或是王八。总之是要多放辣椒，多放油，多放豆豉酱油味精。长沙人做的菜，你与其说是吃到了那菜的味道，不如说是吃到了那菜的调料。比方螃蟹，广东人上海人吃的是它的原味，至多佐一点姜葱。长沙人，姜葱之外，是大把大把的辣椒大蒜紫苏桂皮八角茴。外地人吃出来一背心的汗，啧啧啧，乃不知螃蟹本身为何味!

长沙人且家家户户打麻将。“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把这唐诗换两个字，“长沙一片月，万户捣将声”，恰成写照。自家里打，朋友同事邻里亲戚处打，街口上麻将室里打，三伏夜里还摆几张桌子路灯下头赤膊着身子打。方城之战，狼烟四起，打出来太平盛世空虚的快活、无聊的精彩。只是不能闻鸡起舞了。鸡声啼起时，鼾声也乍起，太阳底下于是真的无新事。

长沙人然而是乐天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这么坚持了自己的一份乐天的笑容。该变的自然在变，不该变的自然不会变，与洒家何干?这便是长沙人的人生态度，以不变应万变。

长沙人在世界各地相遇，老乡见老乡，第一句话是×鳖，你在咯里(这里)哦!口头俚语，多少有点邋遢，但是情绪偏偏很卫生。惊喜之后是乡情，乡情之后是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长沙人于是也很潇洒，并不怎么缠绵悱恻、善感多愁。世界上到处都有长沙人的影子，长沙人在哪里都像朝天椒—样，火辣辣的、里手的、掏肠子掏肺的，因此，也是透明的。

其实长沙人你一见之下只要听他开口说三句话，必晓得他是长沙人。不是听出了长沙人的口音，而是看出了长沙人的性格。

又可爱，又可笑；又可笑，又可爱，这就是长沙人。

成都的城市气场

冉云飞

没有大慈寺、文殊院、杜甫草堂、武侯祠、金沙遗址、宽巷子、窄巷子的成都会是个什么样子

农耕社会的大家庭，安土重迁，聚族而居，幺房出长辈。哪怕他只是个鼻浓口水的小屁孩，你也得尊他一声老辈子。这是一种重视家族辈分和等级制度的力量，千百年来有着神奇的魔力，成为农业中国一条不成文的圭臬，至今在边僻之地仍有它有限的作用。少城(位于成都西部的老城区)作为大城拱卫的历史，在成都城市的构建与扩张过程中，只是比大城稍微滞后一些，因此它算得上是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的“小儿子”。虽然作为整座城市的基本构建来讲，它只是个“小儿子”，但面对如今日新月异的城市变迁来讲，它已是不容否认的“老辈子”了。

虽然如今少城这个“小儿子”遗留下的格局，只是满清末期甚至大多是民国时期的孑遗，但这就像子嗣不旺的单传家庭一样，苗裔不多，不仅不能欺负，而且应该有一颗格外的垂怜和爱惜之心才是。可是，我们现在对待少城这个已经非常脆弱的“小儿子”的态度，却有许多不到位、不得体的地方。

保持一座城市的魅力，和培养一个孩子成器，有某种意义上的相通之处。一个孩子有无底气，成绩固然不可缺少，倘若他只有成绩而没有创造力，没有趣味，那么他将来的生活，实属堪忧。如今的家长和学校，把考试成绩当成天下第一大事，仿佛孩子的人生目的全系于此，事实果真如此吗?只要我们稍微理智地看待这一切，都知道非智力因素的情商培养一父母乐于与子女交流娱乐、与其同行旅游、非为考段的业余学习音乐绘画及书法、带小孩参观各种博物馆等——在人一生中是极其重要的，并非课堂和作业能包打天下。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些成绩虽好，却生活无趣乃至十分不幸，甚或伤害他人而毁及自身的高智商者，非常糟糕的生存处世方式了。

同理，一座城市，它当下的经济活动，发展变化，固然重要。但GDP并不能代表一切，金钱也不是幸福生活的惟一指标。一座城市要使居住在该城市的人有归属感，认同感，乃至有自豪感，仅仅只有经济上的腾飞，显然是很不够的。

墨西哥政府中主管全国各类文物、历史遗产的人类和历史发展局，就将保护各类文物及历史文化遗存，当作全民族凝聚力，培养墨西哥人认同感、归属感的最佳方式。意大利全国为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甚至设立有专门的保护文物军队，并辅以相当严厉的保护措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走在意大利的大街上，犹如穿行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隧道之中，既有生之乐趣，复有悠久历史的自豪感。法国巴黎城市的大格局还定格在1852年，1852年是咸丰二年。如果当今中国有哪座城市在其大格局以及韵味上保留着1852年的味道，你说，这是一座怎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着的物质历史博物馆?

可惜在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没有这样一座城市，因为我们缺乏前瞻的眼光，缺乏对祖先的背影和艰难历史的起码尊重，缺乏为后人留下厚重历史遗存，让他们享受的雅量和心胸。著名建筑史学者及文物保护专家梁思成先生曾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编绘有战区文物保护目录，甚至连敌国日本的东京奈良等得以保护，也是拜梁先生这样为世界留存遗珍的学者超越性所赐。可惜的是，在和平时期他呼吁保护北京古城，却以失败告终，这是一种怎样的揪心之痛?可是战后崛起的日本，却在1966年制订了极详细、很严格的《古都保护法》，如在京都、奈良等风貌保存最好的地方，要新

建、改建建筑物，其所采用的风格、样式、色彩等，都要经由建筑师、园林设计师、规划师、美术家、史学家、文物保护专家等组成的“美观风致审议会”的审查评议，才能得以实施。决不是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者开发商想当然，拍脑袋说了算，就可以随意改建拆建的。

成都是一座拥有2300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作为祖先的后代，我们应该深知一座城市的魅力何在，并切实地保护好祖先悲欣交集的生活过、用过的古物，否则辜负祖先为我们辛苦累积下来的财富，是愧对成都人这一称呼的。我们难以想像，没有大慈寺、文殊院、杜甫草堂、武侯祠、金沙遗址、宽巷子、窄巷子的成都会是个什么样子?哪怕它有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有令人目眩、紧跟潮流、时尚到家的CBD商务圈以及相关的一系列产业，它难道就是我们的成都吗?果真如此，它只不过纽约外表上的兄弟、东京面相上的侄儿、香港的疑似表弟、巴黎皮毛上的远房亲戚，哪里还有我们成都特有的魅力和个性?在当今社会，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独门绝技，没有他人不能取代的魅力，他是不可能在生活中获得乐趣与成功的。同理，一座城市，丧失了自己的独特魅力，便沦为他人的奴仆，不可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地位。

我的故乡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宜居，出产的清茶名冠湘、渝、黔、鄂。从小就听老辈子们讲，宜居就是四围山水宜居。联合国评“人居奖”，国内也在评魅力及活力城市，城市的魅力及活动指数中也在逐步讲究是否“宜居”，即这座城市是否适宜居住，业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怎样的城市才适宜居住?目前似乎还没有过硬的指标和成文的规章出现。我想城市除了应有较好的经济实力，以供常住和流动人口较为充分的就业等硬指标外，最重要的是具有历史的味道，祖先的背影，过往的遗迹，以鲜活得体的方式保留下来，以便我们作为现代人，在古人的身边，与之生活在一起，有融通舒适之感，而无半点的唐突与隔阂。要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这让我想起日本的“美观风致审议会”来，如宽、窄巷子的开发，就应该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来充分论证，互相辩难，乃至让广大民众充分发表意见，才能最终定夺。倘若在这一切没有真正做好，并且将各位专家的意见充分公布出来一这专家是独立的而非拿开发商及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的钱财，否则其意见将没有什么公信力一听取民众意见以前，任何行政部门及开发商都无权定夺宽、窄巷子的拆迁改建工程，哪怕这里面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也不能想当然地胡乱拍板。

国外在保护城市的历史、地域特色时，往往是一个区域、整条街道地保护，并非单独保存一两幢孤零零的建筑，而是把整个区域的历史，作为整个活体保护下来，以便留存历史和地域的真正样式及韵致。所以宽、窄巷子也应纳入少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进行整体规划，加以充分保护。而非此处拆建，彼处留存，让各种不协调的建筑错杂其间，显得不伦不类，丧失了它应有的韵致。只有把它的韵致留存下来，才能作为我们城市的一个气场保存下来。而气场，乃是人气、福气、灵气、神气等的结合体。一座城市留存这样的气场越多，越是能够体现这座城市的特殊魅力和宜居本质。我希望成都人能有这样的福气享受这一切。

重庆：朝天之都，与天相契

郭继卫

重庆报纸评出十大城市名片，如美女、火锅、解放碑、雄起、桥都等，有一大半历史不足百年

我问楼下摆鲜花水果店摊的蔡强去年过得怎么样，他笑而不答，埋头裁剪着搭配鲜花的芭蕉叶。

“比头年子好些。”他老婆接过话头说道。

他嘴缝里冒出“鬼扯哟”，并报怨开花果摊的太多了，租摊费也涨了，不如以前好做。他老婆便撇来—句：“钱都由你个人赚最巴实。”

我又聊起马上面临的洋节(二月十四)和春节(二月十八)哪个生意最红火?“啥子节哟?汗水节八月天最火，那段热天走货快，起码高六成。”蔡强脱口而出。

重庆现在流行这样，说着现在，却情不自禁地闪回到“那段”。“可把我热惨了!”他老婆抬起冻得红肿的手掠过脑门，似乎仍惊悸于酷热中的汗水。

卖水果是“靠天型经济”，喜天热、盼过节、怕缺货。至于直辖的闹热、工地般的市容、拥堵的车流、食品的造假，他们关心不来。去年夏天，他们在烈日与空调外机的热浪中叫卖于高楼阴影一隅，每天三件事：卖好的西瓜、吃软的西瓜、咒骂酷热的天气。那时劝他们歇几天，小两口会异口同声地说：“这里还有钱可数，巴南老家是人喝猪水，猪喝尿水喽——那才叫造业!”

重庆2006一年可分作两个部分：酷暑肆虐的日子和酷暑不再的日子。酷暑是个很感性的东西。对于不在它治下的人们，它只是个数字，只是个图片，顶多只是一声干涩的叹息。而对于备受其煎熬的劳作生息的人们，在最高报出43．4℃的70多天酷热中，没水洗、没菜吃尚可苟且，而最后饮水困难、庄稼果树亦即生活指望尽消失于龟裂的土地之中，怎会不惊悸于天的责难、以及人对热浪的干系?

记得单位去森林火灾现场慰问，一那里大片树木焚烧殆尽一领导说了句“送温暖”，立即被人回了声“乌鸦嘴”!几乎到了谈暖色变程度。而在没有空调的乡卫生院里，给患者测体温成了难题，因为室温早就高过了体温，护士只有把温度计泡在凉水里，患者测罢即刻读取。

重庆人对火锅的执着历来是超越气温与时空的。李宗亮是一家有名的火锅店经理，“昨年夏季收入减少了一百多万，”他说，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怕热，饭店的空调才增了容，爽得很，“想必是人们觉得大家都在受灾，吃喝也没了心情，宁肯在家里稀饭泡菜。”

何以见得?他屈指算来那三个月多家老关系都取消了预订好的席桌，理由是“吃不安逸”。“从那时起，哪位客人剩了饭菜，我们的服务员主动给他打包回去，浪费的哪个环节都要遭天谴。”

冠着雾都、山城、火炉等别称的重庆与天有着别样密切的联系。重庆古称“巴”，甲骨文巴字其形似祈天，其构含倒“日”，颇具“天”的元素。在这里悬棺习俗曾风靡多时，人们费尽心力把安息之所置于离天最近的地方。在这里无论是唐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蜀犬吠日”，还是山歌唱的“太阳出来喜洋洋”，均明白无误地与天成缘。在这里更有著名地标“朝天门”，为今古重庆通衢之所，充斥着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浪漫理想。

“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诗人曾这样借炎热骇人招魂。翻开泱泱重庆历史，天灾旱涝，周而复始，千百万口腹系命于天。老人们记忆中最为重大的“关天”之事要回溯到60多年前。

1939年5月3日是个阴霾之后少有的好天气。在抗战烽火中过着相对平安生活的陪都人多外出享受难得的温煦与轻松，午时45架日寇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突然临空。在此之前日机也空袭过

重庆，苍天保佑，浓密的云雾使得日军只能以重庆东南方海拔2200米的金佛山顶为参照估测目标，投弹分散、伤损有限。故而此时市民们不知躲避，甚至登高猎奇。悲剧从天而降，一百余枚重型炸弹、燃烧弹落于人居稠密处，顷刻间血肉横飞、烈焰冲天，千余民众、千幢居舍惨变炼狱。这样的野蛮轰炸历时5年计218次，共9513架次飞机投弹2万余枚，死伤数万人。大轰炸使看天、敬天成为重庆人生活的一部分，逢阴则喜，见晴胆寒。“宵晨数见敌机飞，尤恐中秋趁月光辉”。

事实上，每年九月到次年四月，漫天大雾像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庇护着这方土地，规避了多少灾祸的风险。即便在日寇开展大规模“疲劳轰炸”的1941年夏，百姓们也依然坚信，重庆的天是站在中国人一边的。同在斯年、同罹战火、同称“雾都”的伦敦就没这么幸运。丘吉尔只能靠他发明的“毁灭大城市的收益递减律”来安慰人民，“许多炸弹都炸在早已被毁的房子上，只不过徒然地将瓦砾弄得四处飞散——在广大范围内再也没有什么可炸可烧的东西了”(丘吉尔《二战回忆录》)。

在那些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重庆人是沐浴着天恩的。

天的赐予是一次性的，大自然不可能再被利用第二次。蒸汽机引发了科技革命，造就了工业化城市，提速了现代文明，而支撑这一切的煤炭石油储量再丰富，也用不过300年。而它们的生成却经历了亿万年。核电尚未在中国普及(占总电能1．7％)，铀开采也不会超过一世纪。三峡水电资源不管设计运行多少年，谁也无法恢复上世纪以前的壮丽风景，他们将永远沉睡于泥沙淤积之中。

文化是上天独给人类的厚礼，也是缰绳。文化是迁变与多彩的，城市文化就更是这样。重庆报纸评出十大城市名片，如美女、火锅、解放碑、雄起、桥都等，有一大半历史不足百年，也不会再领百年风骚。但它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一个城市编造现代神话的躁动心态。在休闲“文化拉动下，重庆缙云山、歌乐山、铜锣山植被区域在建拟建项目709个，尽是吃、住、玩、农家乐等，所谓城市之肺已然千疮百孔。以文化自诩的流俗行为更具杀伤力。

民生不只是享乐，浮华也并非文化，我们宁肯没文化，也不愿容忍伪文化幽灵的招摇。如果说衡量城市魅力在于多大限度地满足多少人时代需求的话，则更应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持续演进，天、城、人三者的和谐友好才是最基本的生活原理。

大灾过后应有大彻大悟。暑罢思暑，灾后话灾，人们似乎能够更平和地看待生意场上的残酷竞争，更多角度地把握战天斗地的尺度、限度，更理性地谋划对舒适生活的求索步骤，更善意地理解人与人之间陌生且脆弱的依存关系，更尊崇地关注天的脾气与天的健康(天行健)。较之去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去巴黎感受时尚、去纽约感受金融、去西安感受古典、去香港感受国际化，重庆在提出感受美女、火锅之余，还要增添一些精神诱惑力。经济枝干增长到一定程度，人文的叶片就必须紧随之茂盛开来。

老祖宗不光说了食色性也，还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乐、仁者寿。重庆山水杂糅，智仁兼备，颇具世界上一切古都名城的优厚条件。在飨以琼浆醉于丽影之时，别忘了重庆的天一这位都市女神，她敢爱敢恨、多情多变，有性格、有韵致，尚率真、疾恶俗，爱她、宠她、报效她、依存她，永不会错。

天道远、人道迩。酷暑使3000万人口的城市骤然变化了性情，唤醒了许多平淡生活中忽视了的东西。

去年夏季三个月，全重庆的移动手机短信比头个季度增长了1400多万条，以查询天气和互致问候的居多。

那个夏季我家楼后一条高速公路两侧上百公里的竹林全音部枯黄。那个夏季所有未死的树木都留下了一圈挣扎过的年轮。那个夏季重庆因热而觉悟了、脱“贫”了一这个“贫”是指人文层面的。

暧昧的福州

陈希我

福州人特别怕上火，肝火一旺就得到了警告，免得说错话干错事

民间有传说：沉东京浮福建，说的是东京与福建五百年一个沉浮。东京浮了，福建沉了；宋亡了，福建则兴了。

若把中国版图比做母鸡，福建就是母鸡之尻，福州则是其中的屁眼。中原危急了，这里就被御幸；安稳了，这里就遭冷落。它曾是中国海军的发祥地，一时冒出许多豪杰：林则徐、严复、沈葆祯……王朝将倾，福州就受到了重视；陆地没指望了，于是退而海角，这里就繁荣了起来。

这建立在末世的文明似乎有点可疑。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福州不够开放，只是“准开放”；作为福建省会，它名气常常不及厦门，也只能是“准”。也许“准”才是它的特征。“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有个京城长安，福州也建了个长安城的缩小版本：三坊七巷；杭州有西湖，福州就也有个西湖，也有断桥不断，但规模小得多；人家有馄饨，我们有扁肉燕；人家有烤鸭，我们也有卤鸭；人家有京剧，我们有闽剧；说是“北同仁，南回春”，其实也有好歹蹭个“第二”的意思，这种蹭，语意有点暧昧；而把福州脱胎漆器跟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瓷器并称中国工艺品“三宝”，似乎人家只知道前二者，未知后一个。

走进这城市，会感觉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它的小。小时候作文写《福州颂》，往往要写到：我的家乡福州，四面群山环抱……长大后才知道，这毋宁是个缺点。这也造成了它气候特点：温湿。从四季分明的北方来的人，冷不丁就要患感冒。但是只要你习惯了，你就会发现，福州是个适合居家过小日子地方。地盘不大，生活节奏不紧不快。它的饮食稍稍偏甜，但也更增添了温馨。看着这种温馨和平静，你不会想到它曾经是一座屠城。唐朝末年，中原汉人入侵“无诸国”，杀了男人，娶了他们的女人。现代科学家通过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分析，判断南方地区人种和北方的异同，Y染色体来源于父亲遗传，线粒体DNA来源于母亲，结果福州人的Y染色体跟北方人相同率很高，线粒体DNA相同率很低。也就是说，福州人基本是北方汉族男性和南方少数民族女性的后代。

母亲们做出偏甜菜肴，是因为无所适从，还是要补偿曾经的苦难?母亲河闽江从城市中心流过，无言养育着她暧昧的子女。她的子女们在她的身旁嘬着小盏酒，就着下酒菜。福州人是不海喝的，只是嘬。福州话中的“干杯”，并没有把酒喝干的意思，只是碰个杯。把酒喝干是要闹出乱子的，酒后失言，酒后乱事，是万万不可的。不喝的面上理由是酒容易上火。福州人特别怕上火，喝了酒，上火；吃了肯德基，也上火；小孩吃糖被限制，理由首先不是会龋齿，而是会上火。福州人有着给新生儿喝黄连汤的传统，说是祛火。一个医学专家告诉我，其实恰是喝了黄连，才造成了福州人阳虚的体质，稍一食热，就上火，就生口疮。我则怀疑，这恰恰是福州人设的一个保险阀，肝火一旺，就得到了警告，就加以警惕，免得说错话、

干错事。

福州人是精明的，对人只说半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上世纪一次次政治运动，福州一直都不是激烈战场。在这里，找不到大友，当然也就找不到大敌；没有大是，没有大非。这个曾经被割了阳气的城市，好像从此以后被割伤了；或者是发誓?永世不再振作雄风。不求神仙福，只求保平安。坐在自家的天井里，或者路边，三五成群，喝着，听着评话，謦謦的铙钹声像人生的警铃。潮润的空气中谁在唱着“十番伬”?满是人世悲凉的故事。毕了，起身，拍着大蒲扇，赶着蚊子。美酒喝得微醉后，赏花恰到半开时。睡觉。万事不如背在席!见说道。一副世故的口气。

福州人是世故的。老年人的发脚理得高高的，悬崖一般直推上去，到了顶上三七分，一副清癯。微微偏着头，睨着眼：嗤，你小牛仔未穿鼻呢!遇到是非，一般不表态。你向他诉说，他只是笑笑的，这笑是很暧昧的，可以理解成是赞同，也可以理解成只是为了礼貌，甚至是不赞成。不赞成而又笑，似乎不好理解。那是一种对诉说者的应付。

算啦，回去吃饭去吧!这也是一种表态。可以理解成调解，我同情你，但是我也不得罪对方。但若是稍大声些，就又是在表达：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这是正气的暧昧表达。最暧昧的是鱼露。福州人炒菜，不用酱油，也少用盐，用的是鱼露。鱼露是福州的特产。用烂鱼烂虾腌制而成，味道奇异。假如你不是福州人，你一定接受不了；假如你是福州人，则把它视为烧菜极品。没有鱼露，菜不鲜美。如何鲜美?有一个真实的旧事：一家福州最大的鱼露制造厂，曾一度鱼露美若天味，顾客纷至沓来，连厂家自己也不明所以，别的厂家更无从研究其配料方法。有一天，清洗腌池，发现池底躺着一具女尸，已经腐烂只剩骸骨了。

腐烂耶?鲜美耶?个中滋味谁能说得清?不是福州人是吃不惯鱼露的。走遍全世界，有吃鱼露的地方就有福州人，就像列宁说的，只要哼着《国际歌》，就能找到自己的同志。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吃鱼露的女人都不丰满，没有胸部，明白地说，就是乳房小，甚至没有。没有乳房的女人还是女人吗?女人的身份就暧昧了。你看她们管丈夫，还让丈夫给自己倒尿盆，男人的身份也暧昧了。有人说：福州的男人没有男人气。但是福州男人对此很是平常心。给老婆倒尿盆有什么?若是给老婆倒尿盆都没了机会，才叫完了呢!比如遭了大厄，坐牢，杀头，灭城，连人的身份都要暧昧了。

人生是无可选择的。所有的男人都想成为大丈夫、大人物、领袖、英雄，但是到头来呢?不能，甚至还沦为小甲虫。就像卡夫卡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在睡着和醒来之间，身份就无可奈何地暧昧了。或者是坐了一会儿飞机。1989年春，我坐了两个小时飞机，到了日本，我的身份就暧昧了。从一个国人，变成了一个外国人，变成了一个边缘人，一个德里达的“缺席的在场者”。我和我的女友，因为无法在所在国登记结婚而又居住在一起，成了“同栖者”。“同栖”，这是个日语单词，日本人友近先生这样形容我们。乍听起来，愣了半晌，然后又猛然想起那句中国古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栖居是不确定的，在不确定中，我们许许多多福州乡亲在海外生存，生存在夹缝，生存在边缘。边缘又怎么样?边缘不也是地缘的一缘?边缘是无奈的，被漠视，被排斥，需要精明，甚至是奸猾。别对边缘人奢谈是非、曲直、正邪，别说真理，真理是中心人的奢侈和霸权。假如真有真理的话，真理难道不是暧昧的吗?暧昧，于是成了一种活力。

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中国人；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福州人。近年来，美国的唐人街逐渐成了福州人的天下，福州话成了通用语。一个朋友在那呆了一年，英语没有学成，却是福州话讲得比原来更加顺溜了，叽里呱啦满是福州土语，俨然是从另一个福州城回来的。哦，那里也有个福州城了。只是地图上没有标记。

为广州辩护

鄢烈山

我敢断言，广州不会有北京那样的教授和政协委员，会讲出提高入户门槛以拒斥“低素质”人口那种混账话

本人是1995年冬天自放岭南的，在广州生活已跨13个年头，但很有自知之明：我对广州的了解连盲人摸象的水平都没达到。广州的新市区不用说了，连老城区也有好多地方我也未曾履及。上个月中山大学文学院搞鲁迅塑像揭幕典礼，事后在当年中大为鲁迅接风的“南园酒家”举行午宴，我才知道海珠区有这么一个园林式的好去处；近半年妻子在老城区大德路广东省中医院住院，我天天往那边跑，才理解了龙应台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到那一带“探宝”——那里还真保存了老广州不少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穗十多年，我听得懂的粤语也就“边度”(哪里)、“宾个”(谁)、“乜S”(啥)等不到10个单词，比我的英语水平还臭。我对请求帮忙找关系办事的亲友说，实在对不起，我在广州跟住店的人差不多，是不“接地气”的。这与我孤僻的个性有关，也与所在的工作单位有关。

这方水土自有它的魅力和底气。要对此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不是这篇短文也不是我能做到的。我估摸，这底气来自对外开放的风气之先。直观的表现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甚深。香港自古属南粤，又与广州操同一种方言，广州人不看央视看港台这太正常了。港台看得多，港穗居民来往多，不受潜移默化才怪了。

易中天、于丹在“北方”(在粤民眼中湖南人都算“北佬”)炙手可热，我家的有线电视网就是调不出央视有《百家讲坛》的那个频道，倒是“广州少儿”播了刘心武从《红楼梦》里嗅出的宫廷斗争气味。冯小刚怒斥点映《夜宴》时笑场的广州记者；王朔对所谓港台腔作深恶痛绝状；而广州市民可能并不怎么知道他俩是谁。广州人不买“京片子”的账，北方人包括北大人却极买金庸武侠小说和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账。此无他，乃香港在经济上从而在文化上处于强势地位。而香港经济文化的强势，底气源于先行国际化和现代化。司马迁和李贽早已指出，人都是势利的。这是没办法的事。

然而，从整体上看，广州这些年的文化影响力是大不如前了。上世纪90年代前期，文化娱乐明星都往广州跑。李春波的《一封家书》、甘萍的《大哥大哥你好吗》，真正称得上感动了中国；湘妹子杨钰莹、武汉的妹子林萍都是在广州成名的……这些人而今安在?不是走北京就是飞上海。良禽择木而栖嘛(其实恶禽也择木)，还不是因为北京是政治首都，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首都”，这些年经济“搞”上去了，占有的综合资源比广州多，教人不能不向往。

提起广州，臭名远扬的是治安差，但广州市治安差，在一定意义上，是在为全中国买单。珠三角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主要所在(现在也至少是最大的“之一”)，外来打工者必经广州中转，不像北京市可从不同方向进出，也不像长三角的上海市有江浙各地市分流。找工不着

的民工便成了流民，饥寒起盗心，或在“生不如死”的精神状态中铤而走险，实属正常。广州经济较发达，乞丐和小偷较易谋生，来的都是“客”，广州又岂能将他们拒诸门外?

应该承认，广州比北京、上海对外地人更友好更包容。这些年再也听不到贬称外地人为“捞仔”的称呼了。我敢断言，广州不会有北京那样的教授和政协委员，会讲出提高入户门槛以拒斥“低素质”人口那种混账话。据说广州是对非洲人最友好的中国城市，广州现有4支黑人足球队。我觉得这是真的。广州街头可以看到不少黑人兄弟和南亚人。

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广州的活力所在，也可以说是外地人对广州的贡献，与治安不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广州靠什么发展起来?南来北往的人流便是它的资源。

广州人不服靠政策倾斜发达起来的深圳，当然也不会服北京和上海。北京靠的是首都，全国的财力往那里集中，大项目往那里堆。前年我到山西雁北地区和五台山风景区旅游，看到那一带缺水而很荒凉；后来在报上看到从山西的水库往北京调水，便觉于心不忍。政治首都一定要兼经济和教育大都会代价太大，对外地人不公平呀。

由于广州的经济是市场“内生”的，广州的市民就比北京、上海的市民富裕。广州的的士2．6元／公里，公共巴士上车2元的比1元的多，日报通常都是1元1份，清水面粉至少是3元一碗……广州物价这么高，但大街小巷一年四季一日三餐都见人在酒楼茶肆吃吃喝喝，不像京沪普通市民的日子过得那么紧巴巴。这是比较均平的藏富于民。至于广州的服务水平绝对在京沪之上。不论送水送(液化)气送货，还是送机票送出境证，都可一部电话搞定。餐馆商店服务员态度也比外地热情得多。这显然是受香港风气的影响。

当然也受香港不良风气的影响。楼房造得高又密。有了改革开放后新建城区天河区的前车之鉴，正在建设中的“珠江新城”仍是那么个水泥森林器局，叫人望一眼就有透不过气的感觉。

说起广州的城市建设，肯定是缺乏前瞻性的。也许当初谁也想不到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化的速度会发展得这么快吧，今日广州遗留下一百几十座“城中村”。你可以将它们视作城市的毒瘤。村民抢建供出租的楼房，街巷成了“一线天”，根本不能通行消防车。娼妓、小偷和吸毒者乃至逃犯是免不了有的房客。可是，它也是外来务工者的廉租屋，流动人口过渡站的作用相当于发达国家大都市的贫民窟吧。广州市政当局看到了它们的正效应，知道不可能炸了它们，也不可能为了“脸面”给它们断电断水，便平心静气地与它们“和平共处”，指望用房地产市场开发的比较优势来说服前农民们，一村一策地消化它们。

广州老城区的开发也是相当“落伍”的，没法跟北京的大拆四合院比气魄，也没法跟西安、苏州比“改造”老城区的“胆略”，更没有“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铁腕。所以，广州的城市变化这些年明显地比不上外省大城市。同时，广州媒体也就没有强拆大案曝光。广州市政府没有使用太多的强制手段大搞城建工程，这也是受港澳和台湾城市建设观念的影响吧，比较尊重市民的产权，也不迷信整齐划一的王朝格局和所谓“大手笔”。

以上说的都是赞扬和为广州辩白的话，其实你知道我在为什么辩护。

腹诽的话也说几句吧。广州市投资40亿元建了个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却没有达到法定的4％。新建了个五星级酒店，宣称还要建好多个；如果是纯市场行为无话可说，如果是市里给优惠政策建，那就要问是否受不住与内地攀比的压力，也要大搞形象工程了。

可以非议的还有许多，广州毕竟是中国的广州，“中国特色”的毛病它不能不沾不染。

不过，最后我还是要赞美广州，坚持在城区禁鞭炮不动摇，够胆够威，也得我这个新客家的“民心”!春节我哪里也不去，就在广州安享中国难得的宁静。

贵阳：珍惜阳光的城

唐亚平

贵阳人是不会去想阳光从哪里照过来，山风从哪里吹过来，河水从哪里流过来这类过脑子的事

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生活在本城，本城的名字叫贵阳，阳光在身边照着，山风在身边吹着，河水在身边流着，贵阳人是不会去想阳光从哪里照过来，山风从哪里吹过来，河水从哪里流过来这类过脑子的事，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来怎么方便，贵阳人喜欢方便地活着，喜欢方便地过日子。贵阳是个方便的城市。

有个可爱的故事，说的是老辈子教导小辈子如何要勤奋的道理，那老辈子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小辈子回道：早起的虫儿被鸟吃。我们贵阳城里住的大多是小辈子。常言又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贵阳这个四季如春的城市来说，这个古训也显得不合时宜，更显得不方便了，于是贵阳人便觉得没必要起那么早，也没必要活那么忙。贵阳人大多是夜猫子，贵阳人把白天看成是夜晚的一部分，就这么一看，一天就长了许多，一天就从容了许多，因为夜晚的时间大多是属于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感觉本身就让人富足而从容。

贵阳的夜市很热闹，小吃摊热气腾腾的景象尤其让人流连忘返，一个晚上，人们可以从街头一直吃到街尾，也可以围着一个铁炉子上的火锅从黄昏吃到天亮，炉子的—周也可能从三五个人围成了十来个乃至二十来个人的圈子，肠旺面、豆花面、豆腐丸子、豆腐果、丝娃娃、糍粑、黄粑一这些贵阳的小吃，都是些给人方便实在营养可口的食物，谁都吃得起，谁都请得起客。

城市是一个生活空间，是一种生活方式；关于贵阳，作家何士光写过一篇名叫《贵阳是一处人间福地》的文章，也写出了我的感受，引用如下：

“贵阳是一处人间福地，还因为没有什么积淀下来的习气束缚自己，饮食起居也宽松容易。这座城市本来就是在开放和移民中建立起来的，所以从来就是多血脉的，多滋养的。更久远的往事不必追述，抗战时候这里就是天下仁人志士逗留之处；不久又迎来南下的同志，西进的干部；后来又遭逢大三线建设，亦不知涌进了多少英才和财富。所以不论京派海派，人们一律抱着敬意。又不管川味粤味，大家也都能甘之如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挂一漏万呢?所以入乡不必随俗，乡愁也会少去几许。那种长安居不易，或者只有冒险家才相宜的情形，在这儿是不会发生的。来到这儿，一定能少乘几多车，少跑几多路，不那么拥挤，不那么忙碌。”

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生活在本城，本城的名字叫贵阳，一座珍惜阳光的城。每天早晨，太阳在本城升起，为每一幢楼、为每一条街道升起，为每一扇窗户、为每一张笑脸升起。

城市是一个文化空间，是一本打开的书；城市是一种群体人格，是连接个人和国家的网络。不同的环境、资源、历史际遇造就了不同城市的特色和个性。每一座城市都有

自己的发展轨道、自己的年轮、自己的风采和自己的命运。

清晨，山风吹进每一条街道，吹进每一扇窗户，山国之都在风中醒来，在阳光下醒来，一座风和日丽的城。山风是本城的精灵，阳光是本城的灵魂。

这座群山环绕的高原城市，因位于贵山之阳而得名。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说不完昨天的神话、今天的故事。春秋时期，贵阳属于国国牂牁辖地；战国时期，贵阳属于大夜郎国的国土；汉代属牂牁郡；唐代属矩州；宋代称贵州；元朝称顺元城；明朝称贵阳。这座叫贵阳的城市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而这座城市的名字却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年轻。今天，生活在本城的贵阳人，对贵阳这个名字有着丰富的体会和梦想……

贯穿贵阳城的河流叫南明河，河上有很多桥、有很多风景、有很多人群。这条河从山里来到山里去，流经花溪、流经甲秀楼、流经很多地方，流经每一个贵阳人的心灵。孩子们在这条河上学步，年轻人在这条河上恋爱，老年人在这条河上回忆往事，城市在这条河上荡漾。历史不过是川流不息的日子，波浪连着波浪，流向远方。波浪近在眼前，河流向往遥远。

甲秀楼是本城的象征性建筑，坐落在南明河霁虹桥上，修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为培风水，名曰“甲秀”。

花溪是本城的风景。其山小巧玲珑，其水秀丽多姿，其花四季不绝。

黔灵山是本城的名山，弘福寺是本城的名寺。名山名寺，深山古刹，古树参天，泉石奇丽。

本城的白龙洞，其溶洞风景形成于两百万年前。石幔、石笋、石柱、石花，巧夺天工，引人入胜。

红枫湖、百花湖是本城的镜子，湛蓝色的高原湖泊缀玉联珠。

阳明祠位于本城的扶风山麓。祠内林木葱茏，桂树溢香，恰似明代哲学家阳明先生的遗风吹拂人间。

历史把古今的山水文化融合在一起，把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融合在—起，今天的繁荣把街道和人群紧密地编织在一起，把城市的脉络和城市的活力紧密地编织在一起，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情调。城市的空间多元化，使本城的生活丰富多彩，五光十色。

城市是我们时代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焦点，我们的城市也经受着可持续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种种考验和挑战。热爱生命、热爱城市的一个可靠标志，便是为自己的城市工作，为自己的城市祝福。

这是一座珍惜阳光的城，又是一座充满安居乐业温情的城。在无数的十字路口，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我们身边是天真欢乐的儿童、美丽幸福的少女、丰满祥和的母亲、昂首挺胸的男人，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我们的城市会更美好。

大山是上天对贵阳的格外眷顾，让贵阳保存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而贵阳发展的希望就在于保护和发扬地域文化的独特优势。2005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把“中国十大宜居城市”第四把交椅给了贵阳。山城贵阳作为省会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贵阳作为一个开放的现代化城市，在资源贸易、交通信息、文教卫生、生态环境等领域的抱负和理想都体现在市民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方便如意之中。

梦之城——哈尔滨

阿成

哈尔滨就是在这些灵动的歌声中繁荣与昌盛起来的，哈尔滨人的人生就是在歌声中得以多姿多彩，在歌声中得以自豪与自信。

先前，在哈尔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参天遮日的榆树。那些数以千万计的乌鸦就栖息在海一样枝叶翻滚的榆树上。所以，人们将哈尔滨称之为“榆都”，或者“愉树之城”。

哈尔滨的先民始终将乌鸦奉之为神，认为它们是神鸟，是自己先祖的化身，是这里的保护神。

我小的时候，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相当多的榆树呢，在那些高大的榆树枝桠上有数不清的“老鸹”窝(乌鸦)，当乌鸦飞起来的时候，它们像乌云一样遮住了城市的半个天空。它们在空中一边飞，一边呀呀地叫着。市民们仰着头看着它们，灵魂中总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现在，只有在松花江跑冰排的时候，人们才能在顺流而下的冰排上看到站在那上面的乌鸦。是啊，过去，它们曾是这儿的神，可现在，它们却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雪，在哈尔滨被称为“天降的曼娜”。意思就是神赐给人间的食粮。也有人说，“雪是一封封天降的书信”。这诗一般的语言里渗透着人们对雪的亲情。早年，哈尔滨的雪是极大的。在下雪的日子里，小孩子们堆的雪人到处都是，几乎每家的栅栏院里都有一个雪人。所以，又被朋友称之为“堆雪人的城市”。

哈尔滨是在大雪的沐浴下开创的冰雪艺术的历史，成为独特的冷艺术。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哈尔滨的老百姓就开始了冰灯的制作。最原始的冰灯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照明工具。早年，在朔风凛冽的黑龙江，纸糊的灯笼经不住刀子一样寒风的摧残，所以，冰灯就成了冬季里主要的照明工具。他们把冰灯放在饭馆、客栈、药铺、马号和澡堂子门前，就像雪海中的航标灯一样，给远来的旅客指示着方向。

后来，在节日里，人们将这种简单的冰灯放在自家的院子里，放在柴门口，或者放在离自家不远的大道上，以表示节日的欢乐心情，也是给自家的亡亲照亮回家道路，更是给财神指示方向。既然冰灯制作是民间的一种风习，久而久之，千姿百态的冰灯也就应运而生了。

再后来，冰雪节出现了，很快，哈尔滨的冰雪节成了世界四大冰雪节之一。与日本札幌的冰雪节，加拿大的冬令节(WINTERLOOD)，挪威的“奥斯陆滑雪节”，交相辉映。

说心里话，我非常怀念早年的大雪。在我的记忆当中，似乎早年的大雪才是真正的大雪，漫天飞舞，天地皆白，每一枚硕大无朋的雪花都是上帝的杰作。走在大雪飘飘、雪人遍城、冰灯处处的城市里，你本身就是一幅画呵。

哈尔滨是中外流亡者的城市。不过，它却是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渔村发展起来并成为一座商业都市的。而且，早年生活在这座新兴的城市里的大多是外国人。我看过一份报告，报告上说，1920年，居住在哈尔滨的外国人数量已经占全市总人口的51．7％。

到了1934年，就已经有英、法等五个国家在哈尔滨建立总领事馆了，还有德、意等十个国家设立了他们的领事馆。早年哈尔滨曾经是27个国家或地区侨民的聚居地，或者说“流亡地”。

流亡他乡，难免错将他乡当故乡啊。这就是哈尔滨建筑多姿多彩的缘故。城里不仅有许多18世纪以来欧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也有相当数量的咄咄逼人的新艺术运动的产物，还有一些美轮美奂的“三大宗教”建筑。因此，有人把哈尔滨称作是“世界建筑艺术的博物馆”，是“东方的莫斯科”、“远东的小巴黎”。

早年的哈尔滨这座城市里有很多教堂，像圣尼古拉教堂、圣母报领教堂、索菲亚教堂、伊维尔教堂、喀山古母修道院、圣母安息教堂，等等，放眼望去，

高塔林立，钟声不绝于耳，其景其声，蔚为壮观。因此被誉为“教堂之国”。

对流亡者和侨居者而言，可以没有政府，没有政党，没有追求，但是，绝不能没有教堂。没有教堂就是纯粹的绝望了。流亡者和侨居者的灵魂总是很累、很困惑、很痛苦的，他们的灵魂太需要教堂的沐浴与抚慰了。

而今，城里所剩下的教堂不多了。“教堂之国”称号，听起来有些明日黄花之感。那就让这个称号永远留在历史里，留在回忆中罢。

哈尔滨还是一座久负盛名的“音乐之城”。

这座城市从她的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歌的旋律：猎人的歌，渔家的歌，女人的歌，马背上的歌，森林里的歌，江河上的歌。歌是这座年轻城市的摇篮曲，咏叹调。手风琴、小提琴、大提琴、钢琴、萨克斯、小号和中国的民族器乐，是哈尔滨人永恒的成员，亲密朋友。早年的哈尔滨，随便你走在哪条街道上，都会听到从普通人家传出来的小提琴，萨克斯，单簧管的演奏。音乐使这座冰雪之城有了一种优美的旋律，成为全国文化名城中“highc”的最高音。

哈尔滨人无一例外都是在歌声中成长起来的，《乌苏里船歌》《新货郎》《太阳岛上》《我爱你塞北的雪》，等等，还有“哈尔滨之夏”，以及以俄罗斯歌曲为主的大量的外国歌曲，成为了这座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尔滨就是在这些灵动的歌声中繁荣与昌盛起来的，哈尔滨人的人生就是在歌声中得以多姿多彩，在歌声中得以自豪与自信。正是有了如此妙曼的歌声，才使得哈尔滨成为了一座适宜人居的文化之城，才使得那么多的外乡人不辞辛苦地向这座城市走来……

在哈尔滨，有一家夹缝中的小西餐馆，那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低档的西餐馆，它在中央大街上的两幢二层洋楼的楼中间。

中央大街是一条有百年历史的商业老街，寸土寸金。这家小西餐馆就是利用那两幢小楼中间的夹隙建起来的。

小西餐馆只有两三张餐桌，照例有个小吧台——外国人喜欢这种布局：墙上有小框的风景画，或者是伏尔加河及船，或者是圣母像，或者是怒海扬帆。吧台上照例有一台手摇的唱机。唱机上支出一个黄铜的大喇叭，老唱片播放出的歌曲虽然有些失真，但毕竟是纯粹的俄国歌曲，或者地道的巴伐利亚的乡村音乐，听得洋人泪流满面。

这家小餐馆像世界上所有的老式西餐馆一样，餐桌上固定有一个花瓶，里面插着水养的紫色丁香，或白色的铃铛花(这是哈尔滨有代表性的两种花)。情调很好的。到这里来就餐的餐客都是一些穷洋人，鳏夫、寡妇、跑腿子、流浪汉、司机等等，他们要的不过是红菜汤小肉肠、酸黄瓜、奶汁肉饼和生啤酒、伏特加，再加上面包、奶油和果酱，仅仅是一份普通的西餐而已。他们边听音乐边吃，是那种很沉醉，很忧伤的样子。的确，到这种地方来吃饭，不想念自己的家乡才怪呢。

在餐馆里，有几份旧得不能再旧的俄文报纸、刊物，这些报刊都被饥渴的侨民餐客看过多少遍了，他们有很长时间还生活在这些旧报刊提供的年代里一直到小餐馆又来了新的报刊为止。这些穷侨民不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而是走在时间后面的人，是一些掉队的人。

经营这家小西餐馆的老板是一对中国夫妇。老板是从山东过来的。我曾在一些介绍哈尔滨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这个城市中的中国人，至少有三分之二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随着他们在这里定居、结婚之后，这座城市的人口才呈复数迅速增长起来。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去过这家小西餐馆。那天正好下雨，下很大的雨。我差不多浑身都浇湿了。我坐在小餐馆里，感到雨水敲打在房顶洋铁盖上的声音特别的响，雨水从铁皮的房盖上湍急地流下来。雨水扑在窗玻璃上的雨点也特别的密集，偶尔有行人打着雨伞从小西餐馆的那扇挂着铃铛的小玻璃门前经过时，餐馆的屋子里就会暗一下。这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小西餐馆里只有我一个餐客。手摇唱机播出的俄国歌曲，听上去也是湿漉漉的。侨居在这座城市的外国侨民差不多都走光了。小西餐馆里的气氛很冷清，像离休老干部的家一样。老板还是那个老板，但人已经很老了，正百无聊赖地倚在吧台那儿卖呆儿。

哈尔滨像一棵树，枝叶在长，根也正在往地下伸一它将来会长成一棵什么样的树呢?

生活在海口的理由

晓剑

一年365天都可以在大海中游泳，从海水中出来，直接就能泡入温泉

海口，一百多年前的渔村，几十年前的县城，目前海南岛上最大的城市，也是海南省政治文化和行政中心，160万人口，离国人熟知的天涯海角310公里，北面有割断大陆的琼州海峡，南面有世界地质公园火山口和南渡江，东面有海底村庄和成片的红树林，西面有已经关门大吉的海洋公园和一天只发一列客车的火车站。

海口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北京的三分之一，除了楼市之外的大多数物价却高于北京，比如鸡蛋常年三块多一斤，液化气90元左右有时超过百元一罐，蔬菜很少论角卖，在超市里买一个油酥火烧在北京可以买仨，只有40个版面的小报却是北京晚报一倍的价。当然，也有便宜的，就是当你卖废品的时候，一公斤报纸收破烂的只给三毛，在北京，要给一块。

海口的主要市区内，楼房间距符合建设部标准的属凤毛麟角，因而看起来很不美，很多所谓大厦相互间的距离不到10米，被称为拉手楼和接吻楼，而且还歪七扭八，即使是被称为最黄金地段的一线海景别墅区，房子的密度也比农民新村大，因而贵族住进去之后就很不贵族了。尽管规划一塌糊涂，但这里的规划部门从没有官员为此落马。

海口的街道罕有笔直的，都如蛇或羊肠一样扭曲，歪门斜道是这座城市的特征，有一段建省以后新修的龙华路，不到500米的距离，居然拐了五个弯。有人总结，这里是先建房子后规划路，街道绕着房子转，好像有些道理。当然，正在建设中的一条大道是笔直的，因为这里原来是飞机跑道，若飞机落地是转着圈的，可能这条笔直大道也不复存在了。

海口的公交车只是徒有虚名，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全部给承包了出去，因而被戏称为私交车，不但线路设置混乱，有的来时和回去时不走一条街道，还有转着弯不走捷径的，甚至更有调头行驶的，车上若是只有一两个乘客，车主就会停止前进，把客人打发下车。至于冒着黑烟、乘客可以站着的中巴和20年前的小面包车，也还在合法地享有公交线路。

海口市区的水域跟清澈早就没有关系，流经市中心的美合河肮脏不堪，从市委和市政府中间穿过并入海的龙昆沟终日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洗脚水味道，比游泳池大不了多少的东、西湖怎样清理都干净不了，红城湖在治理了一半以后，长期中止，和海口的烂尾楼一样变成了烂尾湖，至于海甸岛的鸭尾溪基本上可以用污水存放坑来形容。

海口的交通混乱有目共睹，很多路

口没有红绿灯，有的街道长达近一里地没有人行横道，摩托车如蝗虫般横冲直撞，时常上面乘坐三到四人，各种汽车随便并线，或者抢道逆行，载重卡车在闹市穿行，并且绝对在陕车道上，出租车和中巴车在马路中间就会突然站住，为的是揽客上车，至于行人，由于轿车占据了便道，只好走上马路。

海口的公共设施是稀缺资源，街心公园难得一见，儿童游乐场似乎只在麦当劳或极少大型商场里才能领略，寻找公共厕所有如寻宝，如西沙、南沙路长达几公里，没有一座可方便之处，大部分公交车站没有遮雨棚，甚至没有站牌，图书馆迟迟不能开张，体育场馆还在图纸上展现风采，剧院不知猴年马月才能立项，很多人不知博物馆为何物。

不尽人意处可历数更多……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和我的相当一部分朋友还没有离开海口迁徙到别的地方生活的打算，因为这里有着让我和他们留下来的充分理由：

海口的空气质量在全国省会城市名列前茅，几乎没有污染空气的工业，因而只要不阴，天，永远是蓝的，云，永远是白的，吸进肺腑的空气清新而湿润，看了北京的天之后，再回到海口会有望天流泪的感觉。能够生存在这样的空气中，不仅仅可以长寿，关键是让人心情减少了很多莫名的烦躁。

海口的大海紧着的市区，随意驱车几分钟，就可以抵达海口湾和白沙门，若是再多踩一脚油门，东有桂林洋海滩，西有西秀和假日海滩，这里的海水虽然比不上三亚的亚龙湾清澈，但绝对比青岛、大连、秦皇岛市区的海面干净得多，而且迎面拂来的海风中绝没有腐烂、咸腥的异味。

海口的绿色四季常在，尽管弯曲但却贯穿整个海口的海府海秀大道两边全是椰子树，18年前海南热潮时，有外省人就因为满目的椰子树而感动，长久地留了下来。这里几乎没有裸露的土地，因为任何土地，无需种植管理，半年时间就能郁郁葱葱，其他的热带、亚热带植物遍布城乡，丑陋的钢筋水泥建筑还不足以让绿色消失。

海口的气温让外地人羡慕，这里几乎没有春夏秋冬之分，酷暑和严冬于当地人仅仅是故事，因而适宜常年在户外活动。再热的天，也不会超过38度，而且太阳落山后，马上就有清爽的海风吹来，而再冷的天，也很少低于10度，一旦太阳拨开乌云，立刻就能以衬衣和裙子为服饰。

海口的周边有许多去处，当然是好玩的地方，如文昌的东郊椰林、宋氏故居，如琼海的万泉河、博鳌水城，如定安的南丽湖、文笔峰，如澄迈的盈宾岛、足球训练基地，如临高的古灯塔、渡海战役登陆点，这些地方，车程都在一小时之内，而且绝无堵车问题，下午五点出发，六点就可坐上餐桌，然后跳入温泉。

海口的人们大都活得悠闲自在，不像北京那种大都市里的人们从早到晚终日奔命，因而茶坊、咖啡馆、酒吧奇多，夜色降临之后，更有数不清的清补凉小摊摆上街头。朋友们相聚非常容易，随时打个电话，就可以在半小时之内聚集在餐馆包厢或茶坊单间或露天酒吧或海边沙滩。而在北京，这无法想象。

于笔者而言，海口还有一个最大的诱惑，那就是一年365天都可以在大海中游泳，从海水中出来，直接就能泡人温泉。

环境质量是现代人生活指数的重要标准，甚至首要标准，追求好的生态环境做为居住之地，不仅仅是态度，更是境界。

当然，新的困惑也在出现，那就是海口在上下班时开始堵车，下完小雨后，车上和北京一样，都是泥点子了。

草原都市呼和浩特

邓九刚

呼和浩特绝不像错误信息传递给你的印象那样荒僻、遥远

倒退60年，这座城市的名字叫归化城。在归化城的东边2．5公里处，坐落着它的姊妹城绥远城(今天的新城区)。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归化城以召庙众多而闻名天下，而绥远城则是一座具有特别军事意义的城市。

绥远城较比归化城知道的人要更少，因此我在这里略略多说几句。到这里来的人们都会看到，在原绥远城的市中心保留着一座将军衙署，正对着将军衙署有一座苍古的大照壁，暗红颜色，照壁正中自底黑字写着四个大字：朔漠屏藩。这照壁后面牵动着一段用剑与火书写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联系着整个蒙古草原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意义非同寻常!时光荏苒，现在说起这座城市的旧名称，年轻人中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呼和浩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铺展在归化城和绥远城之间的草滩和树林为许多高楼所替代。高大的城墙被一点点拆掉，新建筑将两座姊妹城连在了一起。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名字把归化城与绥远城覆盖，这就是色彩明亮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是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因此呼和浩特的简称为“青城”。上世纪50年代国务院公布的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呼和浩特就榜上有名了。

作为一座我国北疆的草原城市，呼和浩特有着鲜明的城市性格。自古以来，呼和浩特就是一座开放的城市，历史悠远的草原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以及国际商贸文化，共同塑造了它平和、包容的城市性格，这种城市性格，也体现了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相融合的精神内容。在以往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北方草原民族曾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如诗如梦的草原文化。在呼和浩特人的身上体现出草原民族的粗犷，中原人的缜密、细致，僧人的超脱与商人的平和，最终熔铸出闲适从容、自信豁达的性格。

这里曾经是匈奴的发祥地，北魏王朝的都城；在蒙元帝国和大清王朝的版图上，呼和浩特处在中心的位置；进入16世纪，呼和浩特逐渐成为藏传佛教在整个蒙古高原的中心；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这里成了横贯欧亚的国际商道茶叶之路的东方起始点，由此，呼和浩特一跃成为繁华的商业城市。四通八达的驼道构成了一张庞大的交通网络，把黄河、长江中下游各地收入这个巨网中。

而在国际上，它穿越了整个蒙古高原一直延伸到欧洲的腹地。这条商道的西方起始点，是当时的欧洲名城莫斯科。上个世纪初，莫斯科的人们都把呼和浩特叫做可可斯坦。牧歌忻忻，穹庐逐绿；在以往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北方草原民族曾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如诗如梦的草原文化。在呼和浩特人的身上体现出草原民族的粗犷，中原人的缜密、细致，僧人的超脱与商人的平和，最终熔铸出闲适从容、自信豁达的性格。

“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这是至今在呼和浩特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形容呼和浩特召庙之多。呼和浩特大概是世界上宗教建筑最多的城市之一。从召城到驼城，呼和浩特至今流传着许多驼道上的传奇故事，绵延千里的迢迢驼道蜘蛛网般遍布在整个蒙古高原，角角落落从不曾漏过。

穿越瀚海大漠的驼队成为物流的强大原动力。活跃在这里的晋籍商人具有吞荒吐野的气势。其代表大盛魁

商号简直就是资可敌国，其下属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包括现在的蒙古国)和俄罗斯许多城市。大盛魁商号历时两个半世纪，在300年前就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营管理制度。

在延绵不绝的草原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以及近代国际商贸文化孕育下，呼和浩特这座不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塞上名城，逐渐被多彩的文化熏染出深沉而大气的城市风格。

特殊的经历造就了呼和浩特人特殊的性格，在他们粗犷豪放的外表下，掩藏着细致而含蓄的心灵。呼市人的开放、大气还体现在语言上一当地人都习惯讲普通话。

这是一种自觉的选择而非政府强迫。这与上海、广州那些在语言上的排外、自恋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开放、包容的个性，与呼和浩特八方杂居以及地理位置上的八方通衢有着直接关系。而新兴的呼和浩特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座移民城市。山西人、河北人、北京人……不管你是来自哪里，只要走进这座城市，就能很快得到承认，并找到主人的感觉。呼和浩特人的生活习惯与其他城市没什么两样，现在要想在城市里看到身着蒙古袍的人已经很难了。

不要以为大街上遇到身穿蒙古袍的人都是蒙古族，其实问起来，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都是久居呼和浩特的汉族人或是其他民族的同胞。各民族长期共处，使蒙古服饰成为这里的人们共同的所爱。在他们心里，民族之间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了。

事实上那些从小一直生活在呼和浩特的人们，就连他们自己也常常忘记了自己的民族所属。“民族团结”对这座城市来说从来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深入到人们血液中的满含着生命元素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活泼恣意、无处不在、强大无比。

你想一想，当一个孩子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蒙古族，你怎能把这个孩子的民族血统分清?而这种多民族结构的家庭在呼和浩特市比比皆是，有蒙汉结合的、有蒙满结合的，或是其他民族组成的家庭。

牧歌忻忻，穹庐逐绿，在以往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北方草原民族曾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如诗如梦的草原文化。在呼和浩特人的身上体现出草原民族的粗犷，中原人的缜密、细致，僧人的超脱与商人的平和，最终熔铸出闲适从容、自信豁达的性格。他们生活在自足与自乐之中。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创造奇迹。

而各民族表现在衣着、语言、饮食习惯等方面的特点界限也很模糊了。比如喝奶茶，这个原本是蒙古族特有的饮食喜好，已经为生活在这里的其他民族广泛接受。现在生活在呼和浩特的汉、满、回族和“三少民族(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同胞，都有喝奶茶的习惯。在姓氏上也是如此，表现出他的特有的形式。比如他叫巴特尔、哈斯，通常情况下人们就称他老巴、老哈，实际上那根本就不是他的姓氏。当你和一个姓白的人结识，他穿着市面上流行的夹克，用标准的普通话与你交谈，和汉族没什么区别。偶然，当他操着流利的蒙古语和一位偶然从你们身旁经过的人打招呼的时候，站在旁边的你会为此大吃一惊。只有这时你对呼和浩特人与北京人、上海人根本的区别，才会产生深刻的认识!

这里就是这样，许多人都会讲两种语言：汉语和蒙语；不少人还拥有两个名字，一个是蒙语名，一个是汉名。到这里来你会有幡然省悟之感，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许多年。欺骗你的不是别人正是多年错误信息灌输而形成的印象。呼和浩特绝不像错误信息传递给你的印象那样荒僻、遥远，其实从北京出发只不过是一夜的火车距离，而坐飞机则只需四十五分钟而已。

这个城市的三种水

王旭烽

我们许多人是奔着西湖来感受杭州的，不自觉中西湖就和杭州画了等号

我一直以为自己还是了解杭州的，可以说，除了我出生在嘉兴平湖之外，生命中的其余阶段一直就在杭州生活。有时到北方去开会返杭，一下飞机，心还没有感受到回家，身体先感受到了。因此，对我来说，杭州就成了一座用皮肤就可以分辨出来的城市。

这几年春天总在外地开会，总也看不到春天的玉兰花开。去年回杭后到西湖边办事，路过植物园，急着想一睹芳华，还是晚了，—地落花。看来，那飘着游丝的蓝天下白玉兰光辉灿烂开放的刹那，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就对自己说：以后春天还是不要离开杭州吧。

一个置换就在这时候完成，这里，一座湖泊代替了一座城市。我们许多人就是这样，是奔着西湖来感受杭州的，不自觉中西湖就和杭州画了等号。

然而，杭州自身果然就是一座人们连一天花期也不愿意错过的城市呢?前几天我到杭州城北拱宸桥办事，不知觉中就来到了一片立交桥的大柱子下，然后就是一群群的新开发的钢筋水泥的楼盘。我就怎么也找不到以往杭州的感觉了。在此之间，我一直以为杭州是独一无二的，最有个性的，她的个性就是西湖。可是在这一刹间，我发现了一个没有西湖的杭州。一个运河杭州。

杭州拱宸桥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近现代黑社会青帮孕生地，上个世纪初曾经是日本租界，连日本浪人也喜欢到此地来滋生事端。下层妓女们也拿此处做了窝。近现代历史上杭州一些重要工厂也建在那里，清政府在杭州建立的海关也在此处。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还是杭州产业工人的主要聚集地，比如杭丝联、杭州第一棉纺厂等等。记得我小时正逢文革武斗，一有风吹草动，从杭州城北拱宸桥边轰轰烈烈地就杀出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队伍的大卡车，纺织女工们头戴藤帽，手持铁棍，也是很飒爽英姿的呢。

在我上大学之前，曾经有过那么几年在运河边一座最底层的工厂做工，运河水现在经过治理，是要比从前清多了，但我当工人时的运河，的确就是臭气熏天的。星罗棋布的贫民窟垒起在运河两岸，驳船拖着人们的梦想，疲惫地从卖鱼桥下驶过。我就是在卖鱼桥边的杭州三中参加的高考，所以我可以说，不是西湖的潋滟水光，而是运河的微醺浊水，把我送进了高等学府。

我在那里接触到了杭州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弱势群体，他们是杭州市民文化的主体，与以文人雅士为主体构成的西湖文化不能说一点关联没有，但确实是相当不一样的。运河本身就是一条人工河，其开浚的意义本来就是为了人。最初是因为战争的军需物资运输，后来被演绎成昏君的骄奢淫逸，但在现实生活中运河就是为中国经济社会服务而诞生的。这是一条务实的河，低调的河，做牛做马的河，生活在运河边的杭州人，性格里是不是也渗入了运河的品格。杭州并不只是有西湖象征的风雅文脉。运河文化，也同样孕育滋养了杭州人的精神世界。

至于杭州的钱塘江水构成的文化形态，现在已经被杭州列为标志性的文化了。政府的口号就是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而政府的实际行动就是把未来的杭州市政府建到钱塘江边上来。历史上杭州曾经是个山中小县，县治就在钱塘江边上，几经演变成了国都，与西湖挨着了，但精神上依然与钱塘江相

通。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钱塘江潮给人的启示是很深远的。她远远说不上是一条漫长的河流，但却能够在不长的时空里聚集掀起全世界最高浪潮的能量。钱塘江是很了不起的，钱塘江流域生活着中国人中最勤劳智慧和大胆的一群。我们可以说，杭州也是有着钱塘江这样潜质的一座城市。

我还想说，现在我看到的、我生活着的、我感受着的这座城市，是不能够完全让西湖来做标志和象征的，否则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西湖如此高雅，而杭州人却没有形成看话剧、听高雅音乐的传统。你也无法理解杭州那么可供人休闲，为什么还会冒出那么一些吃大苦耐大劳的民营企业家，比如娃哈哈的宗庆后。

同样，西湖的温山暖水何以出了“白娘子”这样的蛇精、李慧娘这样的女鬼的传说呢?我后来渐渐明白了，她们炽热刚烈的爱情虽然发生在西湖，却是掺着三种水孕育的，没有钱塘江与大运河，就没有今天的西湖，也就没有今天的杭州。

感觉合肥

许春樵

钱不多的市民们挥汗如雨地撬开啤酒瓶，边喝酒，边吃一种很便宜的油炸“龙虾”，一直吃到夜色阑珊，才抹着一嘴的余香，尽兴散去

2008年年底，从上海乘高速铁路2个半小时，从武汉出发1个半小时，从南京出发45分钟，火车一停，每节车厢的喇叭里就会响起同样的声音：合肥到了。

地理意义上的合肥南北居中，承东接西；北负中原，襟江带淮。从地图上看，合肥是一个适合打仗的地方，谁扼守住了合肥，谁就可以随时实施南攻北伐的战略。合肥留给中国历史的记忆更多的是与战争有关。《三国演义》六十七回叫做“曹操平定汉中地，张辽威振逍遥津”，安徽亳州人曹操跟孙、刘联盟在合肥你来我往地打了三十二年的仗。如今红男绿女的年轻一辈们走进位于寿春路上风景秀丽的逍遥津公园时，并不知道两千多年前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曹操手下大将张辽凭借七千守军打得孙权十万大军丢盔弃甲，差点让孙权在逍遥津丢了性命。这个血雨腥风的战场被诗意地命名，多少流露出对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战绩的骄傲和迷恋。张辽的墓就在逍遥津公园深处的参天树木掩映的西北角，张辽不是革命烈士，所以如今人们游园时并不来这里凭吊，清明时也没人来祭扫，墓地显得很冷清。

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国度里，一座城市的自信往往是建立在历史的城砖或某个历史人物身上的。比如合肥，包公就是一张最体面的名片，包公出身于合肥，又在合肥做过知府，这个被艺术化和神圣化了的清官，成为千余年来人们对公平、正义、清廉、无私的精神象征。

其实真正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是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人李鸿章。李鸿章也是靠打仗起家的，24岁考取进士后先做了曾国藩的秘书，后来因反击太平军之需，回乡操办淮军，最初的7000淮军装备精良、军纪严明，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很快成了大清帝国的“国防军”。自己也因此而升任为左右朝纲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纵横晚清政坛40年。史学家们都知道，中国的近代化是从李鸿章开始的，但就这样一个人，合肥人在一些特定的公开场合或庄严的场合是不敢提的，也是不能提的。

中国人是喜欢谈历史的，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也是明天的历史。所以我不得不从历史来看合肥，当历史上那些过时的战争英雄们从城市的视线中消失后，或者说当战争从生活中消失后，合肥就显出了它的疲惫和无所适从。我是这座城市的新移民，进城十五年来，最大的感受是这个城市流露出明显的农业文明的气质，城市干净而清爽，绿化覆盖率超过百分之三十，环城绿化带古树参天、森林叠嶂，稻香楼、雨花塘处于闹市，却又被绿树浓荫遮盖得密不透风，一年四季数以千种的鸟类在这里栖息直至过冬，走进其中，你会觉得身处深山、森林，鸟粪随时会落到你头顶，这是在任何城市里也无法想象的，所以合肥被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城中有园，园中有城。

生活在这座城市，很舒适，很安静。合肥人喝的水应该是全国省会城市中最洁净的水，大房郢水库、董铺水库是合肥的两大水缸，水全都是大别山里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通过淠史杭灌溉总程运送到这里的，是大山里的泉水。说合肥人淘米用矿泉水，洗澡也用矿泉水，这是一点不夸张的。我们在菜场买菜，从来不买人工养殖的鱼、也不买养殖场用添加剂饲料喂大的鸡，大棚菜不吃，反季节的菜也不吃，我们吃的是巢湖、瓦埠湖的野生鱼，肥西的土鸡，三河的土菜，所以我在北京和上海等大都市的时候，首先感觉到饭菜的品质太低而且难以下咽，这算是一个具有农业文明倾向的城市合肥带给它的市民们最大的安慰和满足了。多年的战乱严重削弱了合肥的城市扩张，1949年新政权涉政时，森严壁垒的城墙里面只有5万合肥人，所以合肥后来实际上成了一个移民城市，土著合肥人被后来的移民同化，在公众场合，合肥人是不讲合肥方言的，在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里，也就没有地域歧视，每一个人都像是城市的主人，虽然很虚拟，但感觉很好。

合肥有钱的人少，揭不开锅的也少；没有多少富人刺激你暴发的欲望和野心，也没有多少穷途末路的人让城市感到不安。大多数人愿意接受温暖而平庸的日子，也许是李鸿章、段琪瑞这些合肥前辈们提供了太多冒险和冒进的教训，所以合肥人大体上是中性的，有时候有北方人的豪爽，有时候又表现出南方人的精细和小心。夜生活很早就结束了，十二点过后，城市就很安静了，路上偶尔有车滑过路面，让人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多年以来，每到夏天的傍晚，人们就甩开膀子坐在路边的摊点吃大排档，一字排开常常挤满一条街，钱不多的市民们挥汗如雨地撬开啤酒瓶，边喝酒，边吃一种很便宜的油炸“龙虾”，一直吃到夜色阑珊，才抹着一嘴的余香，尽兴散去，那是一种乡间赶庙会一样的热闹和乐趣。眼下，合肥正在进行“大拆违、大环境、大建设”，路边的摊点已经全被整治到偏僻的巷子里和店铺里面了，城市更好看了，更漂亮了，更清爽了，但少了些噪杂喧嚣、万民同乐的热闹。

合肥真正的变化是从这两年起步的，十三平方公里的政务新区已经基本建成，这是一个有着现代化格调的新城，这里一下子涌进了十五万人，政府大楼、一千多亩的天鹅湖四周高楼林立、花草如茵，六万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与国际会展中心、东海花园、明珠广场、欧风街无缝对接，拉开了大城市的框架和最初的气势。现在星期天人们开着车从老城区出来，走进新城区，走进已经纳入城市版图的大蜀山、紫蓬山、董铺水库感受城市新的空气和阳光，而周边的双凤湖、岱山湖、万佛湖、三河古镇、金孔雀温泉度假村将合肥年轻一族和有钱的人们从街边摊点、麻将桌上拉到了现代生活的具体氛围中，城市的建设者和管理者们开始将目光向远处眺望了。

这一眺就眺到了巢湖边上，合肥

正沿南淝河的走向建设另一座新城，总投资达2500多亿的滨湖新城已经开工，12．8公里长、14车道宽的徽州大道已经一直抵到了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边上，2007年3月全线贯通，从市中心出发，15分钟就站在一片湖光水色的面前了。滨湖新城规划面向全世界招标，在二十多种方案中采纳了英国和同济大学两种方案的优化组合，这是一次国际化的设计竞赛，也是一个国际化水准的新城建设，引湖入城，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合肥将成为全国唯一的滨湖省会城市，城市的性质也因此被修改了。几年之后，一个类似于浦东新区的合肥滨湖新城将会让合肥人重新点燃起超越李鸿章段琪瑞们之后的现代化梦想。

“大拆违、大环境、大建设”是合肥这两年势如破竹的政府行动，一成不变的城市居然在最短的时间里改头换面了，这让心存梦想和心犹不甘的李鸿章后代们兴奋不已，这座从悠久历史中孵化出来的城市正野心勃勃地准备为将来的历史抒写一个新的神话，这倒不是某一个人的意志，而是时代潮流所做出的必然选择。

贤良的济南

路也

她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招人爱的，是为了让人感到熨帖、踏实和舒服的

济南的夏天和冬天都很悲壮。夏天气温在全国遥遥领先，让人热得只剩下了苟延残喘，唯一想法只是“一定要活过这个夏天”，熬到秋风凉了，每个济南人都很有成就感。这些年来济南的冬天不符合全球变暖的规律，不知为何越来越冷了，冬天最低温度竞到了零下十五度，许多年前的济南，并不那么冷，而且还有点温柔。很多外地学生是读了老合那篇《济南的冬天》才报考济南的大学的，文章里写到这个三面环山只在北面留一个小缺口的盆地多么温存哪，还有城南那卧着些雪的小山上的阳光多么诱人哪，可是当真的来了这里，却发现冬天是那么得冷，当那些从遥远的外省来的学生们穿着厚厚羽绒服像企鹅一样在冰路上蹒跚挪步时，他们肯定觉得有点上当了，那篇美丽散文更像是一篇祭文。在这里过冬就是熬冬，得咬紧牙关默念，“其实毫无胜利可言，挺住便意味着一切”。

济南的情感就是这样，一点也不暧昧，也不朦胧，更不会半推半就和欲擒故纵，典型的暧温带特点，要么高温多雨要么寒冷干燥，缺乏跟世界互相赠答的调频，爱和恨泾渭分明，让人觉得少了氤氲的情调，却多了一些脆生生的大方。在漫长的冬和夏之间是轻描淡写的春和心如止水的秋，那不过是冬和夏的间歇，是大爱和大恨之间的平静期，阳光因此充满了温顺而宽厚的倦意。济南的城市布局居然也带了犹如它的气候这样的是非明晰的特点，街道按经几路纬几路来划分，条条大路东西南北横平竖直，跟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样排列得一点也不乱，就连那些古旧的小巷子都很少拐弯抹角，跟济南人一样，全是直肠子，没有曲径通幽的心机，所以外地人来了很少迷路。

在济南做绅士和淑女有些困难。绅士和淑女必须生活在那种气候宜人温差不大的地方才行，有小小的风吹着有细细的雨横斜，心情才会怡然，才能在细枝末节处讲究，给生活处处镶上审美的花边，才会彬彬有礼，说起话来细声软语。在一个要么热死人要么冻死人的地方，衣着会首先注重实用性，举止相应地也就不会那么温文尔雅，在夏天就是一动不动也能汗流浃背，总是一副刚刚下过大力拉过地板车的样子。如果要保持西装革履和衣袂飘香，那要费出全天候的工夫来伺候，并且要坐在有冷气的屋子里一动不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才有保持下去的可能，要是遇上天旱缺水，那真是祸不单行了，日子只能将就着过了；一个人热得头晕了有些神志不清了，谁还有闲心去顾及诸如口红颜色与衣裳颜色是否搭配，脚趾甲染成什么颜色最时尚之类的细小问题。

在济南常常见到穿着大裤衩子光着膀子在街上坐在摊子上喝扎啤的人，粗着嗓门说话，大街小巷布满不同型号的鲁智深，这也没什么好指责的，谁也不会去笑话谁，酷暑有点像战时，大家惺惺相惜。要是有人热得丧失了好脾气和活下去的信心，无缘无故地发火找茬，那也不能只怪这人修养差，老天至少要负一半责任。济南近几年也冒出了不少绅士和淑女，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种小资吧，却总是令人疑心他们都是伪装出来的，而不是真的，他们的样子有点脱离了存在背景，看上去累累的，也许你一背转身去，他们就会松一口气，原形毕露地倒回去一没办法，因为这地方实在是没有那样的天时和地利。

济南的烤地瓜炉子有俄罗斯老太婆那样的三围，摆在街头上粗粗壮壮，烤出来的大地瓜香酥甜嫩；大白菜长了一副尽职尽责的模样，一车一车地停在路旁；鲁菜里的酱油轰轰烈烈，这还嫌不够，还要用大葱或生菜沾着甜面酱来吃；还有高汤调制的这个那个，以及一听名字就让人豪气冲天的九转大肠，全都实惠有余精致不足，不适合樱桃小口来吃。早晨起来上街买早餐，除了油条大饼，就是大饼油条，偶见当地特色的盘丝饼、油旋什么的，味道本质上也不过是大饼和油条的变种，还有大米干饭把子肉，比南方粽子大五倍的枣粽，这些食物全都是为好汉秦琼的后代们准备的，吃了之后也许要去卖马或者轮起上百斤重的金装锏练武功。

济南人喝酒是往极限里喝的，喝啤酒一般论捆或论箱，高度数白酒也能一瓶接一瓶，不仅自己喝，还劝着别人喝，一定要大家喝成烂泥胡言乱语了胡吹海傍起来了才算够交情，为豪爽而豪爽，豪爽成为值得炫耀的品质，豪爽到悲哀的地步，那劲头仿佛喝完酒之后要上山打虎去。去济南人家里尤其是那种济南老户家里做客，非要准备三只胃不可，济南人有让饭的习惯，你刚吃完一碗，再盛一碗上来，一碗接一碗的，并使用各种语言手法让了再让，唯恐客人因不好意思而吃不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使人觉得盛情难却却之不恭，只好委屈自己的胃撑得难受，心里发誓以后再也不到这家来做客了。

如果把济南比喻成一个女人，那她就是一个出身于小康之家的良家妇女，贤淑、直率、本分、平实、自足、温煦。它永远跟不上时尚，永远有那么点儿土气，这个她自己是知道的，可看上去并不着急，表情淡淡的，像是认命了。她的美很像她的市花荷花，是一种大方、简洁和朴素的美，有着隐而不露的清淡和秀雅，属于很耐看的那种。这个良家妇女一般不会闹出生活作风问题，她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招人爱的，是为了让人感到熨帖、踏实和舒服的。

她没有广州的奢靡，担不了什么风险，只知道勤勤恳恳地居家过日子。

她也不像上海那么先锋花哨，她家教甚严，不习惯做秀闹事。

她甚至在自家门口也被那风华正茂神采奕奕的青岛衬托得暗淡无光人老珠黄，成了不折不扣的糟糠之妻，仅靠着伦理道义维系着当家的地位和原配的尊严，却潜伏了被抛弃的危险。

她当然也没有杭州的缠绵，不会水波亮闪闪地四处泛滥，不会咿咿呀呀地发嗲——但是，她的柔情和欲望一点也

不少，而是全都埋在了小小盆地中央那深深的地下，在地面以下流淌着奔突着，实在抑制不住了才会喷涌而出，到达地面就是一眼又一眼的泉一那是她对浪漫的理解。这容易让人联想起张艺谋电影中的那些女主人公的情感方式，无论是高粱地里的我奶奶，是菊豆，或者秋菊，她们身上都有着一股被压抑在安静、娴雅甚至循规蹈矩的外表之下的泼辣、野性和疯狂。

济南的良家妇女身份还是要保持的，这是她的本色。良家妇女就是良家妇女，她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也没有什么好自卑的。可是近几年的济南似乎不像先前那么自信了，基于对“现代化一词的小农意识的理解，她想三步并做两步地迈向大都市，于是慌慌张张地做了一些违背自己真性情的事情，百年老街拆了，在全国独一无二的火车站欧式建筑群也拆了，大树砍了，山被炸开，几何图形般的大楼越盖越高越盖越多，汽车尾气弥漫，大白天看不见太阳，最致命的是，泉脉和地下河道被破坏了，那美丽的泉水愤怒地沉默了，只是干干地睁着永不瞑目的眼睛，惊恐地望着低矮而灰的天空。数千个无名泉和七十二名泉正在成为泉的遗址。听老辈人讲述仅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芙蓉街剪子巷的石板路缝隙还渗出泉水，洗菜淘米只需掀开石板来就行了，还听说在更早以前，趵突泉喷出的水有一人多高，远在大明湖都听得那响声……这些听起来都像是美丽传说了，无可奈何地留在这个城市的记忆里。一个良家妇女丢了自家本色，偏要去做千金小姐或风尘女郎，结果肯定是正在成为一个东施效颦的夹生角色，任何一个明白人都直想对这个城市大喊一声“stop!”

济南是一个能够把平庸这种缺点变成优点的城市，在这里住着住着就会住出绵长而舒适的惰性来，就像冬日晌午普照着的阳光那般。久居在此的人或许会对它存了这样那样的不满，殊不知自己这个人一幸或者不幸地一却已得了它的精髓，与它融为一体，也变得跟这城市一样贤良起来平易起来，对外部时尚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于是哪儿也不想去，有机会远走高飞也不去，最后还是永久地呆在这个叫济南的地方数落着它的这不是那不是。就是去外地出差吧，还没离开它呢，就已经在想念它了。

昆明之魅

于坚

它大批量出产的是默默无闻的小市民、淑女、母亲、绑着小脚的老外婆、奥勃罗摩夫式的人物和永远令人流口水的小吃

落日时分，当中国的城市从北方的平原上开始，一座一座沉入黑暗之后，南方高原之上的昆明依然处于白昼的光芒中。这座古老的城邦接近太阳，阳光要在中国大多数都市都沦入黑暗之后，才从这个城市暗下去。因此这个城市永远有金色的黄昏，光辉的街道。

西藏和云南都是离天很近的地方。西藏的云是圣洁之云，云南的云是彩云，云南以下就是天高云淡了。如果从西藏这个高处向下走，那么云南位于神圣生活和世俗生活之间，它挨近神圣，但不是神圣本身，云南是原始宗教的圣地，“大地上有三万个神灵”，众神狂欢之地，神还没有上升到惟我独尊的一个。它离下面的世俗世界不远，但知道万物有灵，所以不至于彻底唯物，鬼迷心窍。在西藏，神灵世界高于大地，宗教生活成为日常生活。在云南下面，大地被世俗生活所遮蔽，普遍的实用主义使大地被过度的开发和利用。云南既未升入神圣生活的虚无云端，也没有坠入尘世的泥潭，它彰显的是大地的原样，本身，是万物有灵的大地启示的朴素生活。

昆明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不是皇帝大臣，也不是诗人墨客，而是出生于昆明地区杨林县的医药学家兰茂，他的一部《滇南本草》记录了药用植物508种，成书早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00多年。

1382年建筑的昆明是严格依照汉式城市的图纸建造的。按照帝国的规定，昆明以省城的标准建造，城墙高二丈九尺二寸，约9．7米。周长九里三分，约4．65公里。据罗养儒先生说，昔日，昆明建城的时候，总持建筑工程事者，是风水先生汪湛海，汪氏乃是中国内地的一个官员，精通堪舆，又是精通现代化之城市的建筑工程的专家，皇帝专门派他来昆明主持城市重建的工程。他到昆明后“审山龙，查地脉，别阴阳，定子午，就高小而定基础，取形胜而立范围，经八年之惨淡经营，功始告成”。汪氏将昆明设计成一个其形似龟的城，龟头朝向南方的滇池，龟尾靠着北面的蛇山，城东西方向的四个门为龟的四足。把昆明造得像龟的样子，是因为昆明的后面(北面)是长虫山，龟城与蛇山的气脉相接，就成龟蛇相交，既合于阴阳五行，也是依据昆明的地势。据说，新城将建成时，汪氏特制一石，刻了十个字在石上：“五百年前后，昆明胜江南”，埋在地下。

昆明总是经历着观念与身体分裂的痛苦。在文化上，昆明的方向是向东的，渴望着获得帝国文明的精髓，它因此总是为自己的蛮夷文化感到自卑。在古代，它有着中国最标准的城墙和建筑风格。在今天，它忙不迭地把这些在内地已经过时的一切都拆掉，重建了一个马赛克的新昆明，依然没有任何的原创性。但另一方面，在身体上，昆明却是南方和亚热带的，并且是更倾向于东南亚的，而且，它一开始打开封闭的大门，就是朝南方的湄公河平原打开的。滇越铁路通车五十多年后，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内昆铁路才把昆明与内地完全联系起来，所以这个城市又有着更多的东南亚城市的风格，咖啡、棕榈树、梧桐树、面包、吉他、户外生活以及漫长的黄昏。

昆明的显赫不是文明和历史的显赫，而是大地和存在的显赫。她奉献给世界的不是济世英雄、开国功臣、铁血宰相、无道昏君，而是单纯朴素的阳光、蓝天白云、鲜花、空气、春天、大地和有益于生命的日常生活，是对文明世界已经麻木的对于栖居的感受的唤醒。我以为，昆明给世界的启示乃是：人类应该从那些血与火，污染、灾难、毁灭、远离存在的历史中走出来，住在昆明这样的地方，与花园般的大地相伴而终。千百年来，昆明每一代的城市统治者从未产生过要把这块大地建成一个罗马的念头，因为这大地激发的不是征服世界的野心，而是回家、归宿和享受生活的渴望。古代在滇池附近游牧的滇王，南诏、大理国时代王侯都把昆明视为一个伊甸园。当世界历史只意味着战争、征服、机器和技术的进化的时候，昆明只能沉默在黑暗中。它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出场，意味着世界文明方向的一种转折，当世界在进化论和现代化铺就的快车道上停下来，重新思考人类和大地的关系的时候，它会看见昆明。

就像美国作家房龙先生在一部书里描述的法国的情况：“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都直接产生于……地理位置。因为他们所占据的这块……大地，绝对是自给自足的。如果能在你的后院获得，你为什么还要出国，去改变一下气候或景观?如果只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就能从二十世纪返回十二世纪，或者从一个充满微笑、满目青翠的古

堡到达一个到处都是沙丘和挺拔松树的极其神秘的地方，你为什么还要周游世界，去学习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惯、不同的风俗?你为什么还要去使用护照和信用卡、去吃倒胃口的食物、去喝酸酒，或去看僵硬的北方农民那呆板、平庸的脸孔?”

昆明人深知这一点，昆明人都是家乡宝、老死不离开这个地方。外地人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到昆明来，是来享受生活、挣钱、放松、旅游、作爱、吃喝、摄影留念、穿花裙子、呼吸空气和阳光，甚至于娶妻生子，没有谁会想到这里来叱咤风云，领导时代潮流。这个城市从来没有成为过历史上某某大战的战场，也没有建造过一座全国顶礼膜拜的宫殿，它大批量出产的是默默无闻的小市民、淑女、母亲、绑着小脚的老外婆、奥勃罗摩夫式的人物和永远令人流口水的小吃。

在遥远的高原上，昆明天高皇帝远，对改朝换代不感兴趣，对中原逐鹿不感兴趣。“窃人生最关紧要之事莫为衣、食、住三者；天下最伤情之事，亦莫如生活被人剥夺。”(二十年代昆明工商界的一份文件)昆明感兴趣的是过日子、“口福”，市民人生的三件大事是“烤太阳、吃茶、冲壳子(聊天)”。

这就是昆明世界的生活。一个无比缓慢的城市，人们有的是时间来把生活精雕细刻，而置那气喘吁吁的叫做“时代”的列车于不顾。懒散，慢吞吞，“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无疾而终。你要去改造世界、去夺取天下、去“彼可取而代也”，你就离开昆明。呆在昆明，永远没有君临天下的机遇。云南出产的大人物郑和、聂耳都是离开了昆明，到北京去、到上海去、到延安去……才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和声名。对于野心勃勃渴望风起云涌的人物来说，昆明是一潭死水，一个不会成功的地方，一个不会“出事”的地方，永远落后于时代，在时代的聚光灯之外，总是位于“过时”之中，总是处于“生活在别处”的焦虑中，孤独、寂寞、永远赶不上时髦。但对于一个热爱日常生活超过“日日新”的在路上的生活的人来说，此地却是一个充满生活之欢乐的天堂。正如昆明诗人孙髯翁在著名的大观楼长联所说“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三春杨柳、九夏芙蓉”。这是一个对身体而不是野心有益的城市，它是为人生为栖居而创造的，它代表的人类建造城市的最朴素的理想。它不是某种文明或征服史的象征，它不是一个文化上的符号、建功立业的码头、你唱罢我登台的戏台。它只是大地、花朵、灿烂的阳光、丰饶的物产、只是让人安居乐业的寓所。如果你要过日子，你就留下来。

选择或抛弃昆明，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哲学立场。一个功利主义者、历史决定论者、一个渴望“日日新”的人物会放弃昆明，但一个存在主义者、—个享乐主义者、一个古典主义者、一个李渔式的人物则会选择昆明。

拉萨的冬季

吉米平阶

远远地已经传来了晚七点新闻联播的音乐，猛一出办公室外面却还是一片金色的夕阳

拉萨这个词很美。在藏语里，拉萨这两个字，是“神地”的意思，可以说是神圣的地方，也可以理解为神住的地方。神仙居住的地方，总会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而在汉语里，拉萨这两个字组合成的词汇，也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味道，引起人的向往。

都说，拉萨最好的季节是每年的七八九三个月。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拉萨，气候凉爽，氧气充沛，与闷热难当的内地相比，简直是天堂。

诚哉斯言。然而，冬季的拉萨，却被许多人视为畏途，认为这时的拉萨冰雪覆盖，荒芜而缺氧，加上一些个人英雄主义的夸张，使冬季的拉萨遥远地隔膜于多数人的视野，湮没了那超凡脱俗的美丽。

我有幸，在冬季相对的清闲日子里，或下乡，或开会，在拉萨的田野上行走。这时的拉萨，绵延起伏的群山一览无余，在群山之上，是闪着青光的雪峰，太阳仿佛恒久地照耀着静穆辽阔的原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让人不由得从心底升出一种庄严崇高的敬畏。

在郊区的乡间农庄，这时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河谷里，清晨，由于地面的温度高于周围的雪峰，地气氤氲，大地笼罩在一片祥和的氛围里。庄稼已经收割完了，刚刚翻耕过灌满水保墒的农田里，散发出淡淡的、暖暖的泥土清香，在那些才下完镰、还留着穗粒和麦茬的青稞地里，黑的牦牛、白的羊群，还有从远处飞来越冬的肥硕的斑头雁、高视阔步的黑颈鹤，混杂在一起觅食。旁边农民新建的两层小楼，炊烟袅袅，家家都在忙碌丰收后的活计，看上去，像一幅大师笔下的田园风光图画。

在当雄牧区，牧民们从夏季牧场回来了，政府的安居工程让家家户户都住上了定居房，屋子里有电、有水，定居点有商店、有茶馆，虽然每天放牛挤奶要走一截路，但现在家家都有摩托车，牧女们提着挤奶桶，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嘻嘻哈哈像是去赶集。悠闲的男人们，多集中在甜茶馆里，交流各自的新闻，或在台球桌上试试手气。人口集中了，有了充足的饲草储备，人多，战胜冬天常有的雪灾，底气也足多了。

冬天的拉萨，也是节日繁多的季节。且不说藏历新年这样大型的节庆，在冬季的每个月，拉萨都有许多内地不能想象的节日，比如藏历十月的“白拉日珍节”，也就是西藏的“仙女节”，这一天，拉萨人的习惯是要给身边的年轻女子有所表示，所以你得在兜里多揣一点钱，不然单位里的女士们问到你要节日贺礼，可别囊中羞涩。

十月里，还有燃灯节，藏语叫“嘎登阿曲”，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大师圆寂的日子，藏历十月二十五的晚上，拉萨的俗家和寺院都在屋顶上点起酥油灯，以纪念这位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星星点点的灯花，在拉萨月高星稀的夜空下，显得悠远安详。

这个季节，你在拉萨旅行，如果在路上突然碰到披红挂绿的马队，或者哪个村庄又在敲锣打鼓，热闹非凡，你千万不用惊奇，因为他们肯定是在欢度当地的一个什么节日。你如果有兴趣加入进去，立刻会受到伴之以哈达、浓烈的头道青稞酒以及奶渣、风干肉的热情接待，不过你得当心，头道青稞酒是很醉人的，醉了还不容易醒过来。

在拉萨城北郊的拉鲁湿地和城南的拉萨河边，到处是人秋后飞来越冬的黄鸭、赤麻鸭、斑头雁。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天空就会传来阵阵辽远的鸣叫，那是早起的候鸟在拉鲁湿地和拉萨河谷来往。早锻炼的时候，来到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畔的拉萨河边，可以看见上百的野鸭和水鸟，在碧波粼粼的河面上，有的在河滩上闭目养神，有的在河面随波逐流。当第一缕阳光照在西郊的根培乌孜山顶上，它们成群结队凌空而起，飞向在朝阳辉映中拉萨河对岸新建的火车站，飞向拉萨河上飞架的柳梧大桥。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有这些可爱的生灵伴随，就少了许多钢筋水泥的冰冷，增添了一些天人共谐的温馨。

有人说，冬天的拉萨，真的是这么美丽吗?山上时常出现的漫天风雪，拉萨河谷弥漫的风沙，还有

干燥缺氧的气候……诚然，冬天的拉萨有它严酷的一面，这种严酷，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但是，如果你有正常的体能，如果你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请来感受一下冬天的拉萨吧，你会发现一个让你惊奇的世界，一个更加诱人的圣地，它雄浑、圣洁，它静谧、和美。

冬天，从内地回来，飞机穿越成都平原终日的阴霾，跃上满目皆白的晶莹世界，让人一下子感觉冰清玉洁，神清气爽。出了机场，走过新建的雅鲁藏布江大桥、嘎拉山隧道和拉萨河大桥，沿着拉贡(拉萨一贡嘎机场)公路逆拉萨河而上，冬日的拉萨河谷，蓝色的水面、洁净的河滩、浅水中的柳丛，那成百上千知名的不知名的水禽、候鸟，悠闲的满布河滩水面，它们时而追逐嬉戏，时而潜入水中，全然不管身边飞驰而过的车流，再远一点，优雅的黑颈鹤三五成群，或引吭高歌，或翩然舞蹈，宁静广袤的大自然和拉贡公路上的车水马龙，如此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使人马上就忘却了山外的浮尘与喧嚣，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如果有一些闲暇，比如周末，你可以在午后暖洋洋的阳光下，找一家人少的甜茶馆，要一杯红茶，抛开时间的压力，看周围的雪峰，看着那些冬闲时节携家带口来拉萨朝圣购物的农牧民，他们虔诚而好奇，脸上洋溢着幸福，这时你会发现，其实幸福离你很近。

有时候，在办公室加班晚了，远远地已经传来了晚七点新闻联播的音乐，猛一出办公室，外面却还是一片金色的夕阳。想起在内地的冬季，也是加班，天已早早的黑了，车站挤满了盼着回家的人，公交车久等不来……这个时候，心中不由生出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感谢大自然对冬天的拉萨这份特殊的眷顾。

兰州的朴素与贫瘠

邵振国

我以为兰州，西部人，尚留有些功利或说利益之外的情愫，人际之间是亲切的，是容易接触的，是在沙尘暴下而多些人之生存的理解和温馨的

兰州很朴素，或也因朴素有它的贫瘠。

您别误会，这朴素不是说这里多么艰苦，这贫瘠也非指经济发展不够发达。在我看来，它在建设钢筋水泥的森林、竞比小车尾气的排放、市场商品充足流通等等方面，与北京、上海没有差别。

那么就是说，我所说的朴素，是在另一种领域其所呈现的优劣。

兰州这颗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璀璨明珠，地处黄土高原，倚傍黄河之滨，它比上海、泉州、厦门、珠海、深圳以及香港，要早数十世纪诞生，它的光芒早在两晋南北朝时已经十分璀璨了，《晋书》有载，那时的土族簪缨、豪门大户、商贾巨富，乃至吴越贵妇女子，纷纷离弃江南，投奔于此地，迁徙人流“日月相继”。以致北齐有这样的民歌可为佐证：“越女吹箫坐，胡儿驭马鸣”，这“胡儿”可谓兰州的原住族了。

而今常有外地人会发问：兰州人骑着骆驼上班么?那里有公交车么?这令人忍俊捧腹，却又不无道理发此询问。这里的咀嚼思味，即是我说的“朴素”。

这朴素并非都是贬义的，我每每看它犹如爱琴海畔的古雅典城邦，经济文明上亦不逊色于亚平宁半岛上的佛罗伦萨。兰州，我在那美丽的滨河大道上散步，每每幻想那河面浮出它应该有的倒影波光，每遇沙尘暴天气，我并不嫌怨它那从塞外刮来的肆掠和蒙盖，相反希望那风沙再大些吧，再多些它自身的朴素吧!

是的，窃以为那沙尘暴虽然弥天遮日，但同时也携有人性的宽宏、大度和包容，较之他域似多些人本的天性。读者，您不曾想，如今在那风和日丽处，绿水青山处，究竟尚存几许纯净的人性，几许人类应有的希冀向往、思考和精神?

相较之下，我以为兰州，西部人，尚留有些功利或说利益之外的情愫，人际之间是亲切的，是容易接触的，是在沙尘暴下而多些人之生存的理解和温馨的。尽管这很有限，远远不够，远不是人的精神思考所及处。

我在想，当我散步的时候，或许柏拉图也正在散步，或在思考一个城市，或叫城邦，其最需要建筑的是什么?是那些钢筋水泥的丛林么，那小车尾气如何减低温室效应么，有无比这些更重要的事呢，更于人类命运攸关的事呢?我以为人或说人性，应该有其“眺望”的天性，寻觅的天性，寻觅“家园”的天性。如同我们眺见人类童年，雅典娜女神所居的那座“处女的房间”，帕特农神庙。

我散步时就想，在这一点上，兰州比北京、上海或许还强些!

我们的生存，除了实惠、利益、切身利益，似乎不再关心、追逐别的。除此不再思想正义、平等和爱，而处处以自身利益为生存准绳。我丝毫看不见梭伦在公元前七世纪就写出他的“哀体诗”，那诗意如何折映在这条源远流长的黄河水面上，看不见克利斯梯尼的那一枚“陶片”或是“贝壳”，抛向东方这座钢筋水泥的森林，商品喧嚣的城市。我常常叹息，我就在这样的城市中生存，年复一年，生活到鬓白，不知老之将至!我那无比叹羡的眼睛似看见，柏拉图着一身雪白的宽松的长长曳地的袍子，那样思虑忧患地散步于比雷埃夫斯海港，望着那无际的舰船；先哲或信步走进迪奥尼苏斯剧场，观看悲剧诗人们的诗剧，那剧情和诗句似吟出：人的生存和命运，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啊!

如此，我就不能不感觉到我所生存的这块地域，是多么的蒙昧!多么的贫瘠啊!人们朴素到了除了生存，而不知西方话语和希冀的程度，如同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不知有汉”的程度!所不同的，似比遥远的那时更多了些生存的韧性、耐力和艰辛，无论怎样都能够忍受。此可谓一种“生态”，我所说的生态，乃指生物的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

这使我想起，黄土高原那宽厚大度的土地上，干旱缺雨，光秃赤裸，却生有一种草，学名不知怎么叫它，农民们叫它冰草。羊群把其茎叶啃得尽光，其所剩根茎却长，千尺百丈扎于黄土下面。这根茎所以长，乃是生物的生存本能，为追逐土层下的潮湿水分。农民改土造田将它刨露出来，亦视为财物，用之搓编窖绳，打水，它提系满桶水受力沉沉，只听它吱喳挣响，却不会挣断，因为它曾有过那样的生存砺炼和韧性、耐胜。

我想，这种生态不仅是此生物先天具有的生理特性，亦是它后天未曾多予思考过的宿命!

人们怎么就不去想想，他更需要些什么，人的曙光在哪儿!为什么那么早，在另一块地域，人类即会诞生梭伦，那么远人类会产生克利斯梯尼的那枚陶片和贝壳，即会有柏拉图“理想国”的思考，而我们却踌躇满志地生在这么一座钢筋水泥的城市。

我想“生态”也就是生物的素质。在这一点上，我看国内那些发达地域和人，与兰州没有区别。

南昌：一个与气候搏斗的城市

杨剑敏

一个不再宁静的城市也可能是充满活力的城市。它无暇思考，急于投入行动

一个宁静的人常常会琢磨一个城市的特点。但是，关于南昌他可以说些什么呢?滕王阁?一座让人失望的崭新的钢筋水泥建筑，它会将你心目

中初唐文人风流雅集的梦幻场景破坏无遗；八大山人纪念馆?是的，那里面还有几幅复制品可看，而且多少还能让你发一点思古之幽情，但也仅此而已。它离城市太远了；还有充斥着风筝、气球、灯光、音乐和喷泉的广场?这也不会让他感兴趣，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这些。二十年后，他已经意识到，南昌独特的一切恐怕都起源于这个城市的气候，这个多少年来一直在和南昌人进行激烈搏斗的气候。

南昌城始建于二千多年前的汉朝初期，汉高祖刘邦的大功臣灌婴被派到荒凉的南方驻军，想必他是被委以防备南方剽悍的百越蛮族的“重任”。这个本应在京城钟鸣鼎食的大将怀着一肚子郁闷来到位于赣江、抚河和鄱阳湖之间的这块土地，筑下了一个小小的土城。这就是南昌的前身。或许郁闷的心情破坏了这位大将的判断力，或许他只擅长战斗而不擅长建城，我得说这个地址选得并不高明。今天的南昌人承受着来自汉朝的错误：夏季酷热，冬季苦寒，而春秋两季则短促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南昌人和英国人一样，人们见面第一句话往往都是关于天气的。“热死了”，“真冷”，“怎么还没晴，”这是最常见的三句寒暄语。南昌的春天自然和南方的所有城市一样，雨水不断。不过南昌的春雨不是细润如丝、沁人心田的“烟雨”，它常常是暴雨，伴随着让人站立不稳的狂风。这是赣北平原上浩荡的气流，无论南风还是北风，都是那么强劲。在暴风雨中去上班或送孩子去上学简直是一场灾难，即使你带了雨具也照样会全身湿透，且没有地方可晾干，因为这个位于长江以南的城市不供暖。这也是南昌城虽然不大、但买车的人却不少的原因之一吧：你必须随时对恶劣的天气做好准备。

春天刚光顾这个城市就匆匆过去了，从穿棉袄到换短袖衬衫几乎是一夜间的事，中间常常没有过渡。我在南昌定居二十年，始终只有一套春秋天穿的衣服：你刚觉得这件衣服穿得有点脏，就可以换季了。

度过夏天是一场漫长艰苦的搏斗，年年都让人筋疲力尽。每年夏天来临的时候(我说的夏天是指气温而言，从节气上讲它可能跨了几个季节呢)，我都感到心惊肉跳，就像惊悚电影中那个一直若隐若现的恐怖阴影终于出现了。每个谈到南昌夏季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使用一个词一“蒸笼”，再没有比这更形象的说法了。南昌处在副热带高压区，周围又有大片水域环绕，它既有不低于长江沿岸几大“火炉”的高温，又有类似岭南城市的那种难耐的潮湿。单纯的高温并不可怕，这些年北方夏季的绝对气温也很高，有时甚至比南昌还高，但那种干燥会将身上的热气很快挥发。走在北京在阳光下，也有奇热之感，但只要有一片树阴或楼房的阴影，这种热气立刻就消失了。而南昌的热是无处可躲的，连地道里的阴风都是热的，夜晚也不能将空气中的热度稍降一点。你身上的汗极难受地粘着你的衣服，似乎永远也干不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宁静的人如何能够获得宁静?他什么也做不了：他的思考和写作根本无法进行。尽快结束这种天气，或者至少能落几滴雨缓解一下暑气，这是他每天脑子里转的唯一念头。他的烦躁与日俱增。秋季终于来了一转瞬即逝的秋季是南昌唯一能够勉强让人接受的季节，当然前提是这一年的秋季雨水并不多。好景不长，我们刚脱下单衣就直接换上了棉袄。冬天夜晚的狂风在窗外呼啸，那种声音就像鬼哭狼嚎。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时，外面河边巨大的风声让人感到心悸。我必须经常提醒自己才能记住，这里可是江南啊!风沙，这个北方的事物在南昌也不罕见。寒冷其实也不可怕，只要它是干燥的，但带着江湖潮气的寒风会直接吹进你的骨髓，就像刮骨的刀子一样让你颤栗不已。南昌零度左右的寒冷，比北方零下十度还要难以承受。在这种环境中你同样无法做什么。我试着谈论了南昌的一年四季，但我的语言是极其苍白的，我没有办法把那种在气候面前感到的无奈、愤懑和疲惫表达出来，没有在南昌居住过的人永远无法体会那种感受。

在这种气候中酝酿出来的南昌方言堪称一大奇观，它节奏极快，音调铿锵，极具攻击性。听着人们用这种语言交谈，我常常觉得有两件金属器具在相互敲击。严寒和酷暑令它丝毫不具备江南吴侬软语的如水温柔，尽管南昌从地理上讲也应属吴越之地、鱼米之乡。说到南昌话，有一则笑话最能体现它的特点：一个外地人来南昌出差，在街边看见一对青年男女在吵架，不免上去劝解一番，却被两人咒骂一通，怪他多管闲事——其实那对青年男女是在谈恋爱。这是一种暗藏杀伐之气的语言，语调高亢，语音锐利，充满讥嘲的智慧。它决不能用来传递温柔缱绻的情愫，也不能用来探研高深精微的思想，它只能用于无情的辩驳和激烈的争吵。当两个南昌人面带坏意的微笑站着大街上对骂时，这种语言的绝妙之处将被发挥到极致。有时我甚至瞎想：诸葛亮骂死王朗时使用的或许就是南昌话，因为只有南昌话才既有极高明的讽刺艺术又有刀兵杀伐的力度。

人在思考时用的是他的母语，那么，可想而知，操这种语言的人群也不大可能过一种追求性灵的生活，尤其不大可能过一种沉思冥想的生活。南昌人聚在一起总是非常热闹，他们高声喊叫(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在用正常的语调说话)，在所有的场合尽情喧哗。整个城市也无片刻安宁，甚至夜晚也是如此。这或许也是南昌人总在向往别的城市的原因之一吧：他们自己发出巨大的分贝，同时却抱怨别人太“吵”。当一个宁静的人与操着如此方言的人群对话时，他要么选择沉默并悄悄走开，要么和他们一样提高嗓门，大说大笑。二者都不是他愿意的。他的内心必定时常被搅动，平静再也回不来了。

不再沉浸于内心的人群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城市在古代也许有所不同，因为这里曾(令人惊讶地)出过中国历史上最纯粹的隐士：徐稚，也就是王勃《滕王阁序》中“徐孺下陈蕃之榻”一句中的那个徐孺子。今天的南昌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伟大的隐士了，也没有人再尊崇隐逸之风。

是的，今天的南昌人醉心于最世俗的生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南昌极其发达的饮食业。市区里所有的街道都被鳞次栉比的酒店所占领，甚至在比较偏僻荒凉的郊区，隔百十步也有一家很气派的酒店。那条以徐稚的字命名的“孺子路”更是成为赫赫有名的酒店一条街，不知这位一生清苦、以耕读度日的先贤在九泉之下作何感想。走遍中国，很难找到第二个饮食业如此畸形发展的城市了：南昌人收入并不高，在中国的省会城市里甚至是排在倒数之列的，但南昌城里酒店的分布却比任何地方都更密集，而且所有的大小酒店总是处于爆满状态一里面自然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南昌话。这是一个及时行乐的城市。夜晚当你站在高处俯瞰市区的灯火时，你会感觉到巨大的快乐之潮在暗中奔涌，这是你以前没有想到的。浩大的城市之风吹拂着你，隐约飘来远处的酒香和人们

的笑语，你的内心不免会感到某种程度的震撼。

话说回来，一个不再宁静的城市也可能是充满活力的城市。它无暇思考，急于投入行动。2006年6月，南昌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世界十大动感都会”之一，并且是中国唯一入选此称号的城市。我不知道美国人评选的尺度是什么，但我知道他们是非常敏感的，他们仅仅向南昌投来匆匆的一瞥，便准确地读懂了这个城市。

文化中的南京和幸福感受

叶兆言

两个挑粪桶的汉子，歇在阴影下，一位拍着另一位的肩膀说：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寺去吃一壶，回来再到雨花台看落照

南京这城市，很容易先入为主，给人良好影响。许多人还没亲历现场，心已事先被折服。譬如唐朝的刘禹锡，根据施蛰存先生考证，他并没有以旅游者身份来过南京，可是没调查没发言权这话对他不适用，在这位大诗人眼里，六朝古都不过是一座纸上的城市，他眼红别人写的几首关于金陵的诗，技痒难熬也一气写了五首。其中两首七绝成为南京最著名的商标，为有名或无名的书画家所热爱，挂在各大宾馆酒店的墙壁上供人瞻仰。“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是咏石头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今昔的对照和感叹。

唐诗宋词中，南京充满文化。文化的味道有点酸，也有点自娱自乐。文化人通常都不会太得志，不得志，借着南京的悠悠历史，便可以弄点小酒，追古抚今发个牢骚。风吹柳絮，吴姬压酒，李白很潇洒地来了，先一个劲猛喝酒，干杯干杯再干杯，然后玩一回开心辞典，考考前来送行的金陵子弟。“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这两个东西没办法比，无形的别意与有形的流水，没办法比就是文化，就是诗。

浮云蔽日，长安难见，南京这城市有着太多历史的含金量，因为多，常把访问者绕糊涂了。外地的文化人来南京，借着知道的那点唐诗宋词，动不动就要问起“无情最是台城柳”的台城，就要问起“二水中分白鹭洲”的白鹭洲，这些地名旅游图册上仍然还有，但是你如果真相信了，那就只能上当。

也还是在唐朝，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活生生把南京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这城市以出亡国的后主闻名，大名鼎鼎的孙权是如何英雄，他的后人却想用条铁索锁住滚滚的长江。接下来的陈后主李后主，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个个见美人情长，当英雄气短。都是些没出息的皇帝，城岂能不破，国焉能不亡。陈寅恪先生对杜枚的诗进行考订，得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认定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应是“扬州之歌女而在秦淮商人舟中”，他觉得我们对这诗的理解，有着不小的偏差，是“模糊笼统，随声附和，推为绝唱，殊可笑也”。

我是地道南京人，对陈先生一向佩服，这个独到的见解只能笑纳。把南京从失败的耻辱柱上放下来，好意固然可以心领，但是大多数读者，大多数有点文化的人，怕是还不肯轻易放过。南京一方面大沾文化的光，一方面又实实在在受文化的累。历史和文化这些好词，从来就不会平白无故。若以歌咏的旧诗词作为评定标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南京一定会名列前茅，就此得出结论，南京最有历史最有文化，也不能算是大错，而所谓有历史有文化，又不能不和这城市的没出息分开。

南京这城市的文化光环，不仅体现在唐诗宋词中，也同时存在于日常生活里。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他老人家为了强调自己的悲剧意识，把幸福给看简单了，其实幸福五花八门，也可以各式各样。不妨文化地看一眼幸福，南京人感受幸福的能力向来有些风雅，看过《儒林外史》的读者都还能记得，一帮文化人喝足了酒，坐在风景处感慨古今，远远地看见两个挑粪桶的汉子走过来，歇在阴影下，一位拍着另一位的肩膀说：

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寺去吃一壶，回来再到雨花台看落照。

这番话让坐那聊天喝酒的文化人目瞪口呆，只能吐着舌头说，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烟水气和烟火气本义差不多，用南京人身上，烟火就俗，烟水则雅。同样的例子还有胭脂和金粉，本来都一个意思，可是说到六朝金粉，气势已完全不一样。南京人习惯于在小感觉上找点幸福，什么事都不太在乎。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幸福指数，北京人看当没当官，上海人看挣没挣钱，南京人当官挣钱都不是强项，只能把这些个事都不当回事。

我熟悉的一些朋友，议论到别人升官发财，不是眼红，反倒有些幸灾乐祸。用此地的口头语，就是鸟人又当官了，鸟人又发财了。不在乎之外，还要加上一点点鄙视。南京人最喜欢的一句话，永远是“多大的事”，这语气一定要用地道的南京话来说，声调得往下走，充满了无所谓，一点也不往心上去。不以成败论英雄，是这个城市的最大优点，在这里，你不用害怕自己没出息，混得好不好都一样。

南京人励起志来，忽然想到卧薪尝胆，能做的选择也就是发誓要到外地去，八十年代流行的是“老子到深圳去”，好像深圳到处都是机会，现在变了，改成“妈的，我要去上海了”，仿佛上海满大街是银子。

南京一度也提过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就喊过这口号，到了90年代，又叫过嚣一阵。除了提倡者自己有些激动，谁也不太当回事。说大话谁不会，说了大话还要当真，这就不对了。幸福从来不是看一个城市的大和小，也不是看高楼多少、看收入高低、当官大小、住房面积，这些玩意一点不在乎不对，完全依靠它们也不对。

幸福有时候还得玩点文化，换句话说，人总得有点精神方面的追求和享受才行。南京从来不缺文化，但是光有文化还不够，还得会享受，我不是说别的地方不懂得这享受，想说的只是，地道的南京人似乎更擅长此道。

南宁：有故事的城市

凡一平

每一条街都有树，有多少个人恐怕就有多少棵树，目不暇接的摩托车，像是庞大的鱼群，在争先恐后地游行

算起来，我在南宁这座城市居住已经有16年了。16年前，我口袋里只有一百元钱，这是我的全部积蓄。我把这一百元，当作门票，进入了南宁。

那时候的南宁，房子的均价是每平米1000元。也就是说，我虽然进入了南宁，但是要想在南宁安身，买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我的钱只够买十块砖头，就像牛身上的一根毛。

我当然不会用这一百元去塞房产商的牙缝，而是用来购买一只电炉，余下都买了盐油和面条。我夜以继日工作和撰稿的时候，这些食物就像发动机的燃料，维持我这台机器超负荷的运转，直到我有新的收入。

我靠一百元钱起家，截至本文发稿前，我的银行存款和家产已经在一万元以上了，我的体重也由最初的108斤达到了168斤，就是说，我过上了像猪一样想吃就吃想睡就睡的幸福生活(刚好今年是猪年，这样的比喻是恰如其分

的)。

话说回头，我最初的时候，与南宁这座城市是格格不入的。在我的眼里，南宁就像一个高傲的女人，让我这名从乡村成长出来的有志青年感到自卑和无为。我只在一个小圈子里生活，这是个只谈文学不谈钱的圈子。我生活的这个圈子的人，在上世纪过去的年岁里，与南宁这座城市也是格格不入的。他们饿着肚皮写诗、写小说，偶尔得了稿费，就去买方便面和书，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继续读书、写作一我的朋友东西就是这种生活的杰出代表。

他比我晚两年进入南宁，还跟我在一个屋里同居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我的妻子还调不来，东西的妻子也一样。东西说等你的妻子调来了我就走。我说你的妻子来探亲我可以回避。东西每天从住处出发，到单位去上班。东西的工作很忙，所以每天回来的时候显得很累。但怎么累，东西还得熬夜。所谓的熬夜，通常是写作。

那时候东西刚写完一篇叫《哑谜》的小说，我看了这篇小说很喜欢，东西还不满意。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东西便夜不能寐地修改这篇小说。东西改作品的时候很兴奋，这是他失眠的原因。失眠的东西天亮还得去上班，不像我。我也熬夜，但困了我可以睡觉。东西说我每天去上班时，看见你熟睡的样子，别提有多痛苦。我说你可不可以迟到?东西摇摇头，说我刚来南宁，是不可以迟到的。我想想也是，我刚来南宁的时候，单位里最准时上班的也是我。

东西继续超负荷地劳动，他终于改完了小说，投了出去。东西的辛勤获得了回报，小说发表在《收获》上，这就是后来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没有语言的生活》。这篇小说让东西时来运转，他成了我们这个圈子里第一个感受到“南宁是我家的人。

接着有同样感受的人，恐怕就是我了，因为在东西时来运转之后不久，我也相继写了《寻枪记》、《理发师》小说。因为小说被改编成为电影，我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观，使得我有能力和心情感受南宁这座城市，并逐渐融入这座城市。

我发现，南宁的确是个好地方啊!我觉得它的好，首先是这个城市不大，打车20元钱就可以横贯南北，要是外地来个朋友，打完电话后，十分钟就可以见面了。其次是这个城市树多并且四季常青，每一条街都有树，密匝匝地林立在街道的两旁，像是一排排巨大的绿伞。有多少个人恐怕就有多少棵树。当然像树一样多的还有摩托车，你看那树下，目不暇接的摩托车，像是庞大的鱼群，在争先恐后地游行。

南宁不过是百万人口的城市，但是摩托车却超过了30万辆，这在中国城市中肯定是首屈一指，在世界城市中恐怕也只有越南河内可以比个上下。但河内人口是四百万，如果按人均摩托车拥有量计算，南宁无疑超过河内。南宁的摩托车为什么会这么多?原因很简单，在2002年1月10日以前，南宁是一个不禁“摩”的城市。谁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摩托车，就可以入户，然后考得一本驾驶执照，就可以上街。

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末吧，南宁的摩托车是不多的。能够开着摩托车行路的人，一定是荷包里有钱的人。那时候摩托车跑在街上，是很趾高气扬的。漂亮的姑娘也以坐在摩托车上为荣。摩托手到哪，尽管没有摩托车跟着，也都抱着一只头盔，以显示身份。

但是没过几年，摩托车手就很普通了，因为摩托车越来越多，像草原上的马匹一样，摩托车是南宁人的马，是纯粹的交通工具。一个家庭里有两辆摩托车毫不稀奇。专卖摩托车的商店比饭店还多。南宁人攒了钱，就先去购置摩托车，这几乎成了消费的定律。于是摩托车便越购越多，像繁殖场里毫无节制地繁殖一样，若干大的城市感觉到了摩托车过量的隐患——首先是事故越来越多，多数的事故发生在摩托和大车之间，摩托和自行车之间、和行人之间，摩托和摩托之间，几乎所有的事故都和摩托有关。再就是摩托车排放的尾气严重地污染了城市的环境。排山倒海的摩托车已经使这个城市不堪重负，于是有了后来南宁市政府的“禁摩令”。

禁“摩”后的南宁摩托车的数量没有再增加，但30万摩托车依然存在，它们像合法砍掉的林木一样，继续在这个城市使用，直至报废。“骑在摩托车上的城市”这个称号恐怕还得需要若干年才能去掉。南宁虽然摩托车多，但它确实是这座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和南宁人别具—格的生活方式。

而我最喜欢南宁的，是这城市故事多。对于像我这样以写作为生的人来说，这是很宝贵的资源。南宁人多故事，而且故事还相当感人。比如本世纪初在贵州马岭河缆车灾难事件中，死了很多南宁人，但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幸存者，他是在缆车坠落的时候被父母的双手高高举起而保全下来的生命。还有汽车司机零华春为挽救外地的民众，冒死把燃烧的油罐车开出城……

这些发生在南宁人身上的故事形象，如果我是南宁市长，我一定把他们立为城市雕塑。试想一下，两双托举生命的手或冲出火焰的车头竖立在邕城南宁，把这样的故事告诉别人和后人，会产生怎样一种旋律?她无声流露着南宁人的爱和情感是何等具有震撼力和魅力!

我生活了16年的这座城市，每一年都有变化，高楼层出不穷，古树遍地扎根，佳节盛会竞相落户，名流明星趋之若鹜，它们和他们让我更加感觉到南宁是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它到底是我们的

毛尖

大都会像春药，吃伤了身体，还会选择吃下去

饭桌上坐定，京城来的就问，有上海土生土长的吗?我们说有，让北京领导猜，他毫不犹豫拣了桌上最白净最体面的男人，说，你。被挑中的就有些光火，故意粗鲁着点，老子山东的，什么眼光!潜伏下来的真正本地人就在一旁乐，因为被北京人说是上海人，意思不会太好。

然而，就算天天和房东一起分担“啊，上海男人”的辛酸压力，就算夜夜和老婆一起想念家乡的星空，来到这个城市的无数外乡人，一年两年三五年，终于是一辈子，离开上海的冲动一直有，但一直的冲动一直被延宕了。那么，在这个艳名远播又声名狼藉的城市，是什么东西拽住了他们?

上海吃得好。以前，民间流传“北京人什么都敢说，广州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但最近几年，连广州人都跑到上海找馆子了。国内各大菜帮在上海滩上轮番轰炸，先是杭州菜，接着湖南菜，再是四川东北客家菜，吃到现在，一家饭馆里是什么菜都有了。

“今天，我们在上海可以吃遍全世界的菜系。”电视上的洋人竖着拇指向全世界做广告。天地良心，这广告货真价实，吃俄罗斯菜，台上有俄罗斯姑娘的大腿舞；到土耳其餐厅，俊美的土耳其小伙就跑过来服务你。当然，常常也听说，俄罗斯姑娘其实是新疆姑娘，土耳其小伙是一戏剧学院打工仔，然而，不管那么多了，看那老板娘多么风情万种，她一边跟你递眼神，一边帮你涮羊肉，虽然是，你花了一斤羊肉的钱只吃到半斤的货，但是，

半斤羊肉半斤温柔啊，而后面半斤，才是真正的上海风味。吃遍全世界，你永远会想念上海老板娘。

胃舒坦了，人就挪不动，而且，饱暖思淫欲，因着上海老板娘，就想娶个上海小姑娘了。虽然很多年前，鲁迅已经讲授过“上海的少女”的不良倾向，但是，洛丽塔毕竟好过末路狂花啊。

走进北方店铺，小白杨似的女服务员美则美矣，但是你抬抬头，店铺上方拉一标语：“我们决不打骂顾客”，心头一哆嗦，FAREWELL，小白杨。回头来看上海小姑娘，没错，还有不少小姑娘在传承海派风格，“作”得要死，不断创造Mission Impossible，但是，也应该看到，当代作女，亦是作资雄厚的，无限缠绵加上无限想象力再加无限能动性，日月换，山水转，辛苦归辛苦，但在一个价值失落的时代，作女为猛男撑出多么大的一片打拼天地。

而隔着30年的辛苦路往回看，你白头偕老的她虽然已经温顺体贴，但拐过地铁口，看到一对小恋人，女孩对着男孩叫，“我现在就要吃糖炒栗子!”稀里哗啦，你多么想回到过去，要死也好，要活也好，说是折磨也可以，说是馈赠也可以，反正，在上海生活，就是有这样暧昧的幸福。

有了吃，有了女人，上海再糟，也是家的方向。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海TMD的确有让外地人特别不顺心的地方，出租车司机倒不特别绕你路，但一听说你河南来的，就问，“艾滋病严重吧?”知道你安徽来的，就说，“我们家保姆也是安徽的。”总之，经意或不经意，要压你一头。在这方面，港澳台以为可得体面，也没门，你说你台湾来旅游的，他就说五百元带你浦东半天游，你说不要，去地铁站就可以了，司机就冷言冷语，“台湾经济也不行了吧?”

不过，碰上你心情好，说，“行，五百元，浦东半天游。”司机马上精神饱满，一个漂亮弧度，拉你上高架，一边开车一边导游，喏，现在我们就在延安高架上了，等会我开下去让你们开开眼，这个高架有来历呵!当初在这个地方打桩，一连打断十几根桩子，不可思议啊，因为这个地方的地质不可能是这样，全国的大科学家大工程师都到场了，也没用。后来，请出玉佛寺的方丈，方丈看了也摇头，说，地底下有一条黑龙，桩正好打在龙爪上，得过一百年，黑龙才会离开。没办法。请方丈想想办法，方丈考虑很久，终于说出：用一根金属大圆柱，上面雕上九条金色的龙，在某时某刻打下桩去!果然，柱子顺利地打了下去，但泄漏天机的方丈不久圆寂了。

然后，司机开车在那龙柱子旁两个来回，让你好好瞻仰，一边证明他见闻的深广，一边证明五百元的物有所值。你要再感叹几句赞美他几句，司机就更兴奋了，索性先带你在市区里兜一兜，看看，那边就是马勒别墅，中纪委来查办上海社保大案的办公室，捉进去好几十个啊，那个叫什么的，刚到门口，就尿裤子了!终于，你深深地觉得，这五百元，物超所值了。

所以，乱世自有乱世的法则，而所有的上海人，多多少少对这个城市怀有自豪，虽然他们平日里可能受尽高楼大厦的气，但指着外滩三号，他们依然与有荣焉。可能就是这么点虚荣心吧，上海的城市化进程这么迅速，人民这么委屈，但是大街小巷里的上海人，依然兴兴头头，仿佛这个城市的明天里，活生生地养殖着他们的梦想。

晚上回家，安静的地下铁，突然，有一个男人站起来，说，各位，现在我给大家唱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大家还没回过神来，他已经摆好架式，几乎是深情地唱起来：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他一唱完，车厢里的年轻人就为他鼓掌，半揶揄半鼓励，男人于是脱下帽子，点题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于是，几个年纪大的乘客装睡回笼觉的样子，不搭理递到眼前的帽子；一中年男人投了一块钱后，问他一天能挣多少?年轻的情侣大约被歌词感动，投了五块钱，卖唱男人立马送上口彩，“好人一生平安。”

我在徐家汇下车的时候，卖唱男人也下车来，不过，换个车厢，他又上去了。也许是灯光的关系吧，他一进入车厢，涂了一层蜡似的精神焕发。所以说，大都会像春药，吃伤了身体，还会选择吃下去。

走出地铁站，马上听到吆喝声：“高科技产品，不灵不要钱!”我挤进人群，看到两个男人在兜售纽扣电池一样的东西，一男演习，一男望风。演习的男人像表演魔术似的，亮出一纽扣电池，然后捊起袖子表示两袖清风，接着，他用煽动人心的语调说，“注意了注意了，奇迹就要发生!”果然，他把纽扣电池放在一自来水水表上，水表不转了，然而自来水照样流。“十块钱一颗，高科技产品，花小钱省大钱!”围观的人还在犹豫，望风男人催促说，快快快，我们马上要走的，这是尖端技术，今天算你们运气!

再走两步，又听到吆喝，“纯种欧洲名犬!最后一只!”那欧洲名犬装在鸟笼里，一女孩在问是不是偷的，卖鸟的看她一眼，意思“真不懂事，这还用问吗”。旁边，有几个年轻人在兜售强力胶，他们把好好一根皮带剪开，又粘上，吆喝着，“永远扯不断了!”

走出好一段路了，还听到年轻人嘻嘻哈哈的声音，“永远扯不断了!”

大半个世纪前，张爱玲与胡兰成去美丽园，看大西路上树影车声，商店行人，心里喜悦，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车水马龙里，常常我会想到张爱玲的这一声感叹，所以，尽管北京的朋友每次要疾言厉色地指责我们被花花上海蒙了心，我们却把心一横，决意和恶之花共生死了。因为，它到底是我们的。

感受沈水之阴阳

刘兆林

沈阳有全国著名的鲁迅美术学院，为什么没多少雕塑呢?有一个美术馆也很不像样

沈阳是座大城市，大工业城市，这谁都知道。但沈阳的本意是什么，许多人不知道。沈阳，即沈水之阳。沈水即与辽河相向而流但比辽河小的沈河(现在叫浑河)，阳则相对于阴而言，河南为阴，河北为阳，沈阳就是沈水北面的意思，所以靠近沈水的那个老城中心区，一直叫沈河区。但是现在的沈阳，确切地说，应该叫沈水之阴阳了。因为它的南岸现在也已是大片大片的城区了，壮观的大学城和世纪广场、现代化的中国女人街、面积宏阔的浑南开发区和章士开发区，以及工业博展园馆等等，都在那片大大的新城区里，不用沈水之阴阳，怎么能概括了沈阳啊。

我在沈阳生活有三十年了，先前是只身一人工作在这里，有点客居的感受，后来安家这里久了，多了熟人和朋友，多了经常见到并与衣食住行结下不解之缘的许多场所，便有了深厚的第二故乡的感觉。时间这东西真厉害，是她使我从原来的居之不惯，到现在的发现一栋老楼一棵老树或一条老路没了，都要伤感一番。由此我已承认，三十年的时光把我变成地道的沈阳人了。

沈阳一年四季分明，可以让人充分享受到大自然的风花雪月和春夏秋

冬，有凉有暖有冷有热，是北方大城市中最适合人居的地方。我也深知她的缺点，并时常为她的缺点而恨铁不成钢那样地发感慨，但一听外地人不友好地非议沈阳，我肯定又忍不住与之辩，辩这缺点的形成是历史和地域的原因，辩这缺点正在改变等等，从这认真的辩中，我也明白了，我已深深爱上了沈阳。

比如，外地尤其南方来的朋友说沈阳的树少树小，我就急了说，沈阳是国家评定的森林城市呀，他的城市人口平均森林覆盖面积达到国家森林城市标准了的，你们到新区棋盘山看看去，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国家级的水上体育训练湖泊，国家级的世界园艺博览园，世界级的历史文化遗产清东陵古林地，还有十几华里长的浑河绿化带公园，新开河绿化带状公园，古树参天的清北陵公园等等，那些树们壮观着呢。还有沈阳之阴那大片大片的新区，可是到处绿树成阴的。面对繁华市区和居民区的树少和树小，我又辩之日，你看我们沈阳的宽路大路何其多?我们为了改善这座清朝入关前的皇城遗留下的落后交通，近年新拓宽了多少条大路啊!连街区的中路小路都进行了一番拓整，能不影响到树吗?那些被除掉的老朽之树附近，新栽的树当然就小啦!我们年年轰轰烈烈地栽啊，但它们不年年都活呀!

外地朋友走了之后，我何尝不又抱怨，如果像当年林则徐在新疆“谁砍我的树我就砍谁的头”那样抓栽树，那些热爱生活的树们哪能不活啊!都是那些抓栽树的人们，过于看重头上的帽子，而没有过于看重树的重要性，还有那些明知树的重要性但过于看重自己私利的街边小商户们作手脚，树就年年栽年年活不多少，年年活不多少就年年栽。就年年栽吧，反正还可以解决一点下岗职工的生活费呢!

沈阳的大，无论从人口、从面积、从建筑、从道路、从风俗，都可以感觉得到。每天条条大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和人流，就像条条大河在流。那人流不管汇聚到哪一座大水库或小水洼似的大商场或小饭店时，个个都是高声大嗓旁若无人地喧哗与骚动，话语也多大大咧咧的，不在乎细枝小节，充分显示了沈阳人的心宽，不小心眼儿，即人们常说的性情粗犷，这从吃喝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沈阳人待客是喜欢大吃大喝的，几家最能代表沈阳吃喝风格的有名酒店，就是最好的写照。菜盘子大得一上桌面，立刻让江南人目瞪口呆唏嘘不已，夸张的文人甚至形容说，可以当婴儿的澡盆或小养鱼池了。一个个大盘子，菜肴堆得似一座座小山，满桌子摆齐后，便俨如一片山丘了。加上满杯满杯的啤酒或白酒占了肚子，那一大片菜盘，最后顶多变成肥沃的平原而已，少有凹下去的。还有婚礼酒宴的规模和酒桌，也是这种风格和气派。热情倒是热隋，大方也大方，但也显出图虚荣和浪费的毛病。每年春节除夕夜那一场鞭炮，真是一次大鸣大放啊，炮火满天，硝烟弥漫，惊天动地，楼也被震动了，真如一年一场辽沈战役打响了。清早在零星的炮火中出门看吧，满院满街一地厚厚的爆竹红雪，清扫工人十天八天都打扫不完战场。这既说明沈阳人热爱生活，性情热烈火爆，也多少显出做事的欠节制。

沈阳的广场也大。广场特别像一个城市的胸怀。如果一个很大的城市，却只有鸡零狗碎几个小广场，真的就像一个大人物却长了小心眼儿，与之接触是很难受的。而一个小城，若能有个像样的广场，便会给人以襟怀坦白心胸开阔的感觉。这方面，沈阳一点也不小心眼儿。沈河区的市府广场，和平区的和平广场，大东区的大东广场，铁西区的铁西广场，浑南新区的世纪广场，东陵区的世博园广场，皇姑区的怒江广场、9．18广场，以及青年大街所穿过的夏宫广场等，规模之大都展示着沈阳的心胸之大。

连着这些大广场的条条大路，及与之相连的无数小路呢，当然就是城市的大小血管了。沈阳的条条血管是健壮的，甚至比许多城市都显得格外的健壮。但大心胸和壮血管所通联着的这座大城市，雕塑却不多。大，显示的是性格和气派，雕塑标志的却是文化。市府广场的太阳鸟是标志沈阳有多少年历史的一座碑，不算雕塑；和平广场的东北解放纪念碑，更是碑，不是雕塑；夏宫广场立的那也是一座有关体育方面的碑，也不算雕塑。有些真正的艺术雕塑多在一些公园的角落里，且很小。唯有世纪广场和9．18广场矗立的那几座比较雄伟像样的雕塑，算是没让外人抓住沈阳没文化的把柄儿。

这方面也真让人费解，沈阳有全国著名的鲁迅美术学院，为什么没多少雕塑呢?有—个美术馆也很不像样。沈阳有著名的沈阳音乐学院，为什么没有一座音乐堂呢?沈阳城里还有一个著名的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和著名的芭蕾舞剧团，以及许多省都不可与之比的大量国宝级书画，可是偌大市府广场边上那座辽宁大剧院，连同与它连体的辽宁博物馆，都显得小而不相匹配。所以，2006年新建成的世界园艺博览园里，增添了一道浓缩了辽宁省，也浓缩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景观雕塑群，多少为沈阳争回了一些文化方面的面子。但是它们都坐落在山林里，市民们想看看，还需走不近的路。文化方面，倒是二人转这种田野路边“死不了”草样粗俗的民间艺术，在沈阳城里竟有四座天天观众爆满的剧场，尤其是著名的刘老根大舞台。这就是极具东北人文化性格的沈阳平民百姓的文化趣味所至。二人转这种大粗大俗大起大落热热烈烈活活泼泼的艺术品种，在沈阳是永远也死不了，也永远雅不起来的。真要让它大雅起来，大概也就离死不远了。文化方面最能给沈阳争面子的，要算故宫、北陵和东陵，这是属于世界级的历史文化遗产，经联合国认定的。

沈阳人下意识在习惯的大东北之称后面，又叫出“辽老大”和“大沈阳”的说法。沈阳的飞机制造业、机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军工制造业、出版业等等，都大得在全国名列前茅。但现在南方许多城市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内在质量和水平，都大大名列前茅了，但人家并不嘴上大咧咧地说大。沈阳故宫里，挂着乾隆皇帝“紫气东来”御笔题匾的凤凰楼，三百多年前曾是全城的制高点，不过现在和四周那些现代的高楼大厦相比，低得有点棚户区般的感觉了，它若仍强调自己是沈阳的制高点，那不就是自高自大吗。真想不断引得紫气东来，就不能自高自大。沈阳不自高自大了，她正在修地下铁路，开始谦逊含蓄而深刻地发展自己呢。

卜居石家庄

刀尔登

留在本地的风土，渐渐趋于中常，住着一群虽然也梦想发达又不愿付出太大代价的人

至今没见过一本石家庄的城市史。毫不奇怪。石家庄之建市，不过82年，就是从正太线通车，石家庄隐隐有发达的苗头那一天算，整整100年，还不如个别老太太的岁数大。

我把这一点，认作石家庄的一种好处。一并不是因为它历史一短，精神也跟着年轻，—_这样的事，至少是我，未曾在石家庄观察到。而是因为在这一方面捉襟见肘，不得不省下气力，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