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普通通的愿望

毛　尖

录像厅

从宝记巷穿到槐树路，跑过解放桥，过体育馆过中山公园，就到了。这条路，我们平时上学走半小时，但偷跑出去看录像只要十分钟。我们那么奋力地跑，有一次，表弟的鞋子跑掉了，我们回去捡，又跑了几十米。

录像厅在宁波的出现，大概也是我人格分裂的开始，我一边在老师家长眼皮底下做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一边跟着表弟出入父母严禁的黑色场所开始江湖生涯，他在院子里练金刚掌，我就一旁帮他回忆录像厅里看来的那些武功招式。练不到行云流水，我们就又跑，跑到录像厅去看武侠片。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老师家长开始看到武侠片的危害，但是敌人反对的，必然是我们拥护的。

有一回，也是去看武侠片的，可影片开场，我们就觉得有些不对，当时，全国人民还不会使用“淫荡”这样的词，反正，片头传出的那些“格格”笑声，从来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听到过，混合着录像厅里的兴奋口哨声，我们预感到有一些大事要发生。那年，我十四岁，表弟十三岁，第一次在银屏上看到了女人身体。

放映结束，电灯噼哩啪啦打开，一个小青工扫了我们一眼，说“两个小人也来看录像”，顿时让我羞愤不已。回家路上，我们第一次没跑，仿佛脚步有些虚，又仿佛这个城市是恍惚的，表弟甚至没叫我小姐姐，他叫了我的名字，那名字听上去也是陌生的，好像我们的童年，随着他这一决定性的称呼，结束了。

现在，我三十七岁，看过的影片也有成千上万部了，但很奇怪，一直没有重新看到那个夏日午后在浑浊的录像厅看过的片子。以今天的眼光看，那就是部言情剧，只是，女主角一上场，就披了浴衣出来，然后这浴衣随着一个英俊男人推门而入，滑了下来。我们看到了她的背，她的屁股，录像厅一下子安静下来，没有了口哨声，没有一声咳嗽，没有一个人嗑瓜子。当时的场面，也就从前看《欢腾的小凉河》可以比拟。

那年在上海，爷爷带我去南京路石门路口的新华电影院，看新片《欢腾的小凉河》，字幕刚放完，影片开始才两三分钟，突然中断了，大家都以为是通常的“跑片未到”，一边嗑瓜子一边等。间隔了足足十分钟，突然响起了男低音，“中共中央……沉痛宣告”，那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没了，全场死寂。讣告宣读结束，电影院宣布电影票继续有效，放映时间另行通知。我嘀咕一句“真倒霉”，立刻被爷爷低沉而严厉地打断，“不许乱说!”再后来“四人帮”倒台，“小凉河”不许再欢腾，那张电影票永远无效了。

所以，在我的少年时代，电影院承担革命和爱的教育，录像厅促成暴力和性的认识，而我们这一代人，在内心还一片无邪的时候，被周遭蓬勃发育的世界弄得心驰目眩，又晚熟又早熟地跨入了世界。有一次是看《永不消逝的电波》吧，其中一个镜头，袁霞看到孙道临受尽折磨，热泪盈眶地把脸贴上去，看完以后，叔叔阿姨就在我家议论起这组高难度的镜头，“这怎么演啊?”最后他们的结论是，这是假镜头，其实两个人的脸离得很远，是导演把镜头剪接到一起的，否则，演员自己的爱人看到了，还不打架!

我们几个孩子在里屋听大人在外屋煞有介事，蒙住嘴乐坏了，天哪，他们怎么这么愚蠢，一男一女亲亲脸有什么，录像厅里都有光身子了!所以，当年看《大众电影》，我们很喜欢读群众来信，瞧瞧这帮傻老帽都说些啥啊，“看不懂有些电影镜头，为什么一男一女，灯一黑，回头家里就多了个孩子?”真希望去《大众电影》当个编辑呀，每天收到一百封一千封群众来信!

很多年以后，我研究生实习，真的做了一段群众来信的编辑，不过不是在《大众电影》，是在《故事会》。那时《大众电影》开始慢慢退出市场，八百万的发行量就像我们青春荷尔蒙一样，慢慢退潮，慢慢的，我们也开始疑心，当年父母那么热烈地议论袁霞和孙道临，也不过是一种娱乐吧，就像我们小时候，《林海雪原》里看到“奶头山”，一个晚上兴奋地叫“奶头山!奶头山”!

而有一次，当我们真的在录像厅里遭遇“奶头山”，却是另一番感受了。

那次看的片子应该是楚原的《爱奴》，但二十多年前，还没有“同性恋”这样的概念，所以春姨亲吻爱奴，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两个美丽的女人互相爱慕，这没什么。不过，片子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录像厅的日光灯亮了，我们惊愕地回头，看到一个年轻女人手抱婴儿，热气腾腾地站在最后一排。她很快地扫了一眼观众，然后把婴儿塞在跟过来的看门人手中，噼哩啪啦冲到前排，一把拎住一个瘦刮刮的男人，也不说话，劈头盖脸就打那男人，那男人开始就抱着个头任她打，但后来突然发狠了，随着一声“操你妈”一把扯下了女人的衣服，女人内衣露了出来，全体观众能看到她的胸非常丰满，而且，因为哺乳期，显得赤裸。

女人哇的一声哭起来，而就在那一刻，就像上帝的意思，录像厅的灯被关掉了。黑暗中，大家突然有了羞耻感，那男人也拉着女人抱上孩子走了，银幕上，两个原来互相爱慕的女人已经打了起来，我突然觉得录像厅是个悲伤的地方，再看看周围的人，一点都不像电影院的人那样充满朝气充满正义感，这里的人平均年龄要比电影院小，但却多少染着点蔫了吧唧的气息，或者说，那就是颓废。没错，颓废，从电影院出来，就算是资产阶级感情，我们也用无产阶级热情同化它。

杜丘眼看就要落网了，但骑着马的真由美出现了。

“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救我?”

“我喜欢你。”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场景最喜欢的台词，我们一遍遍说“我喜欢你”，内心万里晴空，没有一点小资气息。但从录像厅出来就有些不一样，而且我们从来不用打扮了去录像厅，那里脏兮兮的，好像天然放映生理电影，所以，从那里出来，就像手淫后的人，希望马上离开现场，让自己消失在人群中。

等我上了高中，就不再去录像厅了。当然，最主要的是，我和表弟一起升入高中的那年，他却死了，他去游泳，没有回来。不过，我想，在我们这一代的青春中，都有这样一个录像厅吧，它收藏我们狼奔豕突的精力，然后，我们长大，不用内疚地就抛弃它。

电视机

录像厅的衰落，我想跟电视机的普及也有些关系。刚开始是一个弄堂一台电视，夏天还没到，已经放在弄堂口，我们都自愿去捧那个天线，尤其是在直播中国女排三连冠的那段日子里，我们奋力把天线举得高高的，好像这样也能给女排加油。

很快，弄堂里人家接二连三地买了电视，但父母不知怎么搞的，坚持收音机就够了。当然，他们的预见是对的，等到后来我们家终于有了电视，姐姐和我，表弟和表妹，都在一两年时间里，得了近视眼。但父母不买电视的行为，当时而言，就是一种虐待。我们需要付出多少努力不去嘲笑邻居小孩的可笑发音，否则人家就有权利宣布，今天晚上咱们家不放电视。同时，我们还学会了奴颜婢膝，对门女孩烫了难看的鬈发，我说，好看，真的，好看。转过身去，姐姐说，

你说得太恶心了，但到了晚上，“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的声音从对面窗口传过来，姐姐自己先瘫痪了，她说，我们过去看吧。

那是我们最压抑的岁月了。有一次，起床晚了，等我和表弟匆匆赶到教室的时候，发现那天是数学测验。我和他站在威严的数学老师面前，互相看了看，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和邪念，我对老师说：“我们外婆死了。”老师的脸色马上和缓下来，她把我们俩带到办公室，说，不要难过，今天你们就不要测验了，回家吧。老师突然的宽宏大量让我们猝不及防，当着办公室所有老师的面，我先哭了起来，然后表弟也哭。

第二天谎言就被揭穿了，外婆在菜场碰到了老师的同事，一个在办公室见证我们眼泪的语文老师。不过，我和表弟要比《四百击》里的安东运气好，他和我们撒了一样的谎，但接下来受到的惩罚改变了他的命运，我和表弟第二天就幸运地传染了姐姐的猩红热，疾病拯救了我们，甚至，数学老师还到我们家来探望，在她看来，我们的谎言不过是疾病的征兆。感谢上帝，生活中有那么多逃生口，我后来很喜欢看《肖申克的救赎》这一类影片，大概和这一段经历有些关系。

但大人还是不肯买电视机，饭桌上，我们甚至抛出了一些耸人听闻的假新闻，槐树路小学有两个五年级的学生，因为家里没有电视机，离家出走了。姐姐以更宏大的想象接力，是的，她也听说了，宁波一中有一个女生，因为看不到电视，跳楼了。我们在饭桌上义愤填膺地说，怎么有这样的父母?但是，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他们自己正被改革开放弄得心神不宁，盘算着是不是开一家小店，还是再去什么地方进修一下。真是绝望了，世界上有两种家庭，一种有电视机，一种没有，我们可悲地属于后一种。那个阶段，我们最好的朋友都是家里没电视的，患难见真情，我们抱着孤儿似的心态彼此取暖，都在作文里写，快快长大!自力更生!

多年以后，看到小津安二郎的《早安》，兄弟俩为了电视机和父母展开的“绝言”斗争，让我无比亲切又无比伤感。电视机最纯洁的年代过去了!在一个平常的晚餐时间，妈妈突然宣布，明天家里就有电视机了，我们内心涌起的激情，就像《无名英雄》中的俞林，受上级指示去圣母咖啡馆，把万分紧急的情报交给最隐秘的情报员“金刚石”，俞林去了，他在咖啡馆见到的是，是顺姬!啊，这依然是一个值得赞美的人间，我们在黄昏的弄堂里跑啊跑，从高高的水泥板上跳下来，学着俞林的腔调说：“请问，这是今天的报纸吗?”

路过的小伙子听到了，接过去说顺姬的台词：“今天的报纸都卖光了，这是十七日的。你那张报纸是?”“是十五日的。”我们一齐说。从此以后，我们可以在家里最正中的位置，看最美丽最智慧最勇敢的顺姬了!表弟说，以后他要整晚看电视，不睡觉了，而且，只要稍微练一下内功就能消除睡意，他的话还在耳边，时光却哗哗地流走二十多年，现在我们有几十个电视频道了，但我们只用电视机看盗版碟。陈村说，如果这个世界不是有这么多广告，他愿意再活一次，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没这么多广告，好像电视就会死掉。当然，死得更早的，是电影院。

电影院

参加工作以前，最美好的记忆都和电影院有关，它见证了我最辉煌的人生经历。我在那里出席了一次又一次市级三好学生表彰大会，参加了一场又一场文艺汇报演出，在那里，我们听时代偶像们演讲，灯光那么明亮，主席台铺着红色的桌布，我们都穿着白衬衫戴着红领巾，跟着主持人说，准备着，时刻准备着。

准备什么，其实我们也说不清楚，但站在电影院舞台上，我们自己把自己点石成金了。《看电影的人》里有一个细节，在新奥尔良，一对度蜜月的普通夫妻意外地遇到了大明星威廉·霍尔登，年轻的丈夫不露声色地给霍尔登点烟，甚至和霍尔登一起漫步，还谈了谈天气，最后霍尔登拍了拍他的肩道别。从此以后，他们的蜜月焕然一新，因为和电影的关系，这一对夫妻在新奥尔良获得了存在权，“现在，完全可以像霍尔登那样存在了，世界顿时向他敞开。街头巷尾一无可畏之徒。”而新娘对自己的丈夫亦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情爱，一切都变了。

从舞台上下来，铃声响三下，灯光黑下来，然后主持人宣布，表彰大会结束，现在，请大家观赏《简·爱》。黑暗中，我很多次抬头看头顶上的那束光，觉得这就是上帝说的那个“要有光”，而且，靠近这束光的人，也经常是不错的人。

一次，《神秘的大佛》公映，但父母说，这是恐怖片，小孩不能看，而他们自己却完全不顾我们的感受，吃完晚饭就往电影院赶。恐怖片!对于小学二三年级的我们，它就像色情召唤二三十岁的兄长，我们心急如焚地在家里找钱，一分两分都好，只要凑够一毛钱，就能买一张儿童票，而且，只要买到一张儿童票，我们就有本事把两三个人轮流弄进电影院。

我们翻箱倒柜地找钱，妈妈的抽屉，没有；外婆的席垫，没有；爸爸的书架，没有，电影就要开始了!大概是被绝望弄疯了，我们决定空手前往电影院。电影已经开始，门口就站一个老头把门。我走过去，对他说，我是刚才出来买冰棍的，老头问，你的冰棍呢，我说，掉地上了，并且舔了舔嘴。老头同情地看看我，让我进去了。我一进去，就被电影吸引，完全忘了自己还有责任引开老头，让姐姐和表弟进来。

我就站在最后一排的角落，看完了整场电影，在海能法师被蒙面人挖去眼睛的刹那，我还一头躲到了旁边陌生人的怀里，把那女人吓得魂飞魄散。

电影散场，我发现姐姐和表弟就站我不远的地方，他们也进来了，是看门老头放他们进来的。那个年头，电影院的看门人就是圣诞老人，他知道我们撒谎，知道我们耍的小小诡计，但他不拆穿，他慈悲，把我们当自己家的孩子，再说，样板戏时代的记忆还在，李奶奶的邻居慧莲过来，她的孩子饿得直哭，她还没开口，铁梅就把家里最后一点面递了上去。

慧莲：您待我们太好啦!

李奶奶：别说这个。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铁梅：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李奶奶：铁梅说得对!

铁梅对了二十年，现在，拆了墙不是一家人，不拆墙更不是了。声光化电里，过去的动力机厂电影院随着动力机厂的倒闭，消失了；过去电影院的看门老头，则被露着大腿的美女取代，就算不取代，老头自己也不愿干了。我们有个邻居大爷，一直看管街道浴室，但改革开放后，“五一浴室”改成了“曼妙桑拿”，他在门口值班，晚上十点，一对狗男女过来问，有没有男女同浴?大爷第二天就不干了，老脸没地儿搁呀。

电影院也自暴自弃了，先是搞情侣双人座，后来又搞恋人专场，服务越来越好，但不为人民服务了，人民就自己服务，自己买碟自己放映，而看电影在今天的全部意思，就是高消费。所以，有时候回宁波，走过中山公园，想起那个早已蒸发了的录像厅，竟然会涌起一个念头，相比今天的电影院，录像厅多么纯洁，就像淫欲，在一个高度“性”化的时代，倒可能是一种反抗，呵，我要涌起无边无际无远弗届的欲望，突破你物质主义的天罗地网!

所以，如今重温马龙·白兰度，他的淫荡显得多么天真，就像玛丽莲·梦露的性感像悼词，提醒我们曾经有过多么不会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投资的好姑娘。甚至，那个年代的百万富翁都豪情万丈，鸭嘴兽一样的大金主布朗爱上了假女人莱蒙，他对他说：“妈妈要你穿她的白纱礼服。”

莱蒙：“奥斯古，我不能穿你妈妈的礼服结婚，我们两个的身材不同。”

布朗：“礼服可以改。”

莱蒙：“不行。奥斯古，老实说吧，我们不能结婚。”他吸一口气，继续，“第一，我不是天生金发。”

布朗：“我不在乎。”

莱蒙：“我的过去不堪回首，我跟萨克斯风乐手同居了三年。”

布朗：“我不在乎。”

莱蒙：“我们不会有孩子。”

布朗：“我们可以领养。”

莱蒙：“奥斯古，我是男的。”

布朗：“没有人是完美的。”

没有人是完美的，希区柯克的梦想是，有一天，他走进一家普通的男装商店，从货架上买到一套西装，可每一次对着镜子，他都发现，自己和想象中的自己有一百多磅的差距。这些都没什么，因为我们有电影，就像希区柯克拍出了银幕上“最高最瘦最美”的电影，我们藉着英格里·褒曼、汉弗莱·鲍嘉走出自己的躯壳，但是，让我们回到现实吧，我们背后已经没有光，我们也没有录像厅，我们的电视机也被糟蹋，我们一无所有，除了盗版。

所以，我的愿望是，有一天，还能走进一家普通的电影院，虽然北岛的诗歌马上就在耳边：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