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流”和“一个人”

酱香老范

被誉为“第一个占领近代科学重要位置的中国人”——数学大师陈省身，在逝世前两年(2002年)答记者问时说：“大家都鼓吹交流，讲科学需要合作，需要相互帮忙，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真正好的工作，第一流的工作，是一个人做出来的。一个人的创见是自己努力和灵感的结晶，很少是一群人讨论的结果。”又想起钱穆曾说：“学问之事，责能孤往。”(在其为数不多的几个笔名中，有一个是“孤云”，多少寓有此义。)而钱钟书所谓“学问是荒江野屋中几个素心人彼此间的事”则流布甚广。一个是国际顶尖级的自然科学家，一个是“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一个是有“文化昆仑”之誉的“学者中的学者”，他们所做出的工作，无疑都是“第一流”的。但无论从这三位的夫子自道看，还是从其一生的治学历程看，其“第一流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人做出来的”!“第一流”的业绩和“一个人”的“孤往”大有关系存焉。

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抑或文学写作、艺术创作，真正能传世的、堪称经典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都是靠当事人“一个人”独自“闷头闷脑”地“闷”出来的。抗战时陈省身随西南联大南迁，在昆明的煤油灯下“闷”出两篇论文，发表在国际数学权威杂志《数学纪事》上，业内方家认为达到了“优异数学水准”。1943年年仅三十二岁的陈省身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主要凭着个人的“努力和灵感”，“闷”出了“一个人的创见”——关于高斯·博内公式的简单内蕴证明，由此被誉为“微分几何之父”。同样和西南联大有关，钱穆亦南迁到昆明，但他有意在省城外围的小县择居而住，有课务时才赶到昆明，平时便在此独居著书，近五十万字的《国史大纲》历时一年而成。陈寅恪到此访友，叹道：“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后来钱穆回苏州，借耦园隐居一年，撰成五十万言的《(史记)地名考》。晚年他回忆这两段经历，自称“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其“孤往”之深，连陈寅恪都为之叹服。至于钱钟书，则凭着他那罕有其匹的书生痴气，无与伦比的个人学识和不着尘埃的“素心”，“闷”出一部《管锥编》(被胡乔木誉为“学术史上壁立千仞的高峰”)。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在《伊甸园之东》中说：“群体从来不会发明任何东西。珍宝藏在一个人的孤独的心灵中。”善哉!“一个人”。

“第一流”和“一个人”之关系的命题还可以信手拈出更多例证。仅以百年中国来说，如缟衣枯形的弘一法师之于南山律宗、少年时即只身去国的吴清源之于围棋、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于莫高窟、沿街卖艺的瞎子阿炳之于二胡曲、长期贫病潦倒的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全译、极端艰难困厄中的顾准之于真理探求、日常生活中“低能”的陈景润之于哥德巴赫猜想、湖南双峰县那位自号“田园宰相”的已故画家王憨山之于中国绘画、英年早逝的王小波之于小说和杂文写作……“第一流的工作，是一个人做出来的”，诚哉斯言!当然，这里的“工作”有特定含义，主要指那些可由“一个人”来做，而且当由“一个人”来做的具体而微的个体创造性精神劳动。如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基础研究、文史哲研究、非综合性的文艺创作等。而另一种“第一流的工作”，像“两弹一星”、“神五、神六号”之类的宏大项目，则需要一大批科技精英和无名英雄的团队协作。至于像推进民主、改革开放事业，更是和各级官员、人文专家，乃至普通公民都相关的“每一个人”的工作。

如今是一个重交际、讲公关的年代。且不说社会上俗吏、奸商和小市民们的庸俗关系学，就是在所谓教授、学者、博导、作家、诗人或别的什么专家那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勾肩搭背、成群结队，喜欢弄成一个“小圈子”(如现实中没有的话，也可在网上虚拟一个)，以便打造声势或相互标榜，或弄出一点后台喝彩，再不济的话也要在场面上混个脸儿熟。这种人最关心的是自己在业内、业外的名气，地位和收入是否“第一流”，至于做成的“工作”是不是“第一流”早已无心问之。于是，我们在看到大量“第二流”、“第三流”乃至“不入流”的同时，还看到“一群人”、“一伙人”、“一帮人”，就是越来越难以看到“第一流”和“一个人”(至少在文学界已很难再找出像王小波那样踽踽独行的“一个人”了)。当然，正常的团队合作是必要的，如陈省身所说：“大家都鼓吹交流，讲科学需要合作，需要相互帮忙，这有一定道理。”但“真正好的工作，第一流的工作，是一个人做出来的”。信不信由你，至少我是信的。

【原载2007年3月17日《联谊报》】

题图／Mone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