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的罪己诏

郑连根

罪己诏是古代帝王用来“自我批评”的文书，其起源甚早，有名的说法就是：“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禹汤之后，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等人也曾颁发过罪己诏。全面地梳理、分析罪己诏是一个工程浩大的课题，非笔者短时间所能做到，我在这里只谈一谈唐德宗的罪己诏。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权威，藩镇割据的局面形成了。各地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很多节度使的子弟在父亲或兄长死后．就发动手下的将领拥戴自己继承节度使的职位，这等于剥夺了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免权”。唐朝的中央政府当然厌恶这种局面，可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所以不得不姑息迁就。唐德宗李适继位后决心改变这种局面，重建中央权威。公元781年，恒州节度使李宝臣和青州节度使李正己去世，李适拒绝他们的儿子继承节度使的职位，结果导致了河朔四镇(指幽州、恒州、魏州、青州四个藩镇)联合起兵，宣布脱离中央。接着，汝南节度使李希烈也趁机宣布独立，甚至索性称帝。唐德宗李适动员全国兵力，先行讨伐李希烈。

从理论上讲，李适的做法无可厚非，先逼藩镇造反，然后再以平叛之名将其一一剿灭，这样既可除去心头之患，又可重建中央权威，何乐而不为?奈何李适本人有雄心而无大略，他驱使军队为其打仗，却不肯出钱犒劳士兵，结果引发了“泾师之变”——从泾原地区调集的平叛部队途经长安，官兵们本来希望得到赏赐，可李适就是不肯出钱，士兵们因“待遇问题”得不到“落实”而绝望，由绝望而愤怒，遂发生了兵变。兵变发生后，李适才下令急运二十车金银财宝犒劳军队，可惜，“恩典”来得太迟了。泾原之师占领了长安，德宗李适只得仓皇出逃，国家再次陷入了内乱之中。本想打击藩镇势力以重建中央权威，结果却是“求荣取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在沉痛的现实面前，唐德宗李适接受了翰林学士陆贽的建议，颁布了《罪己大赦诏》。这篇由陆贽起草的罪己诏选在兴元元年正月初一发布，“赦书目行五百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诏书中所数了德宗自己的罪过，称：“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负于黎庶”。自我批评之外，诏书还赦免了不少叛乱将领，显示了天子的通情达理，因为国家陷入内乱的责任不在别人，“罪实在予”。这篇罪己诏情真意切，很有感召力，颁布之后，“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一些叛乱军队归顺了朝廷。谁说文字没有力量?唐德宗的这篇罪己诏不就起到了拯救危局的作用吗?

问题是，不到万不得已之际，皇帝哪里肯“罪己”?想让听惯了阿谀奉承的人低头认错，实在太难了。平时颐指气使掌握别人命运的人。不到了自己也面临着万分悲惨的命运时，他们是不会诚心诚意地作“自我批评”的。现在，我们在媒体上也能读到贪官们的一些反思和忏悔，可是，我们一定要问一问：如果不是丑行败露，如果不是身陷囹圄，他们会忏悔吗?他们言辞恳切的反思和忏悔有没有笼络人心以自救的成分?当然，能反思、能忏悔毕竟比死不悔改要好得多，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迟到的反思、迟到的忏悔是要打折扣的，就像法律上所说“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一样。

唐德宗的罪己诏虽然暂时起到了稳定局面的作用，但“罪已”之后的唐德宗依然猜忌刻薄，重用奸佞。在他的领导下，衰败的唐朝不但没能实现“中兴”，而且更加衰败了。一篇真挚的罪己诏根本不足以挽救一个昏君，恰如感人的狱中忏悔不足以挽救贪官的命运。

【原载2007年3月2日《济南时报·历下亭》】

题图／朱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