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杂文的零思片想

朱铁志

杂文，是射向封建主义及其直系亲属官僚主义的枪弹。也许对于强大的敌人来说，其火力未免太微弱、杀伤力太有限。然而伟大的战役从不排斥弱小的力量，不能断其一指，伤其十指也行；没有微言大义，微言小义也可；不能人木三分，入木三厘也不错。

不能发现真理，起码可以热爱真理；做不到全说真话，起码可以尽量做到少说假话，不说废话，鄙弃空话、大话、套话，尽量捍卫说真话的自由和权利。

不被鬼脸所吓，也不做鬼脸吓人；不被媚态所惑，也不谄媚于人。

杂文的骨髓里有钙、有铁、有钢，有一切宁折不弯的材料和品质。

见不得冷脸的人，不要写杂文；耐不住寂寞的人，不要写杂文；见官腿软的人，不要写杂文；见钱眼开的人，也不要写杂文。

不做吹捧者吹捧的奴隶，也不做诋毁者诋毁的奴隶。喜也杂文，悲也杂文，荣也杂文，辱也杂文，然后近乎杂文家。

杂文虽小，但不拒广博。专业的杂文家其实不是好的杂文家，没有专业背景的人难以成为杂文家。然则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就一定能当好杂文家么?也未见得。

——学养固然重要，人格更不可缺。

笃信“学而优则仕”的人，当不了杂文家；希冀“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当不了杂文家；梦想学而优则商、学而优则名的人，照样当不了杂文家。

世间砖头万种，惟有杂文这块砖头最硬；然而用于“敲门”，最不灵。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笑；搬起杂文砸自己的脚，可敬。

杂文不是手电筒，要照亮别人，先要照亮自己；要解剖社会，先要解剖自己。杂文崇尚“社会批评、文明批评”，更要“三省乎己”，把自己“撕碎了给人看”。没有理论的创作是经验主义的瞎子摸象，没有创作的理论连苍白贫血都谈不上。

真正的杂文家应该是社会良知的代言人，应该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鲜明的平民意识”。

杂文不能泄私愤，但它可以泄公愤，要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杂文不能表达人民的爱憎，就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毛主席对作家说过：我们感谢你们!是因为人民需要你们!

当然，“公愤”有时未必是真理在手。“私愤”也不见得就是宣泄个人怨恨。当万人皆醉的时候，那个清醒的人就可能惹来“公愤”，然而到底谁离真理更近，恐怕还很难说。布鲁诺被处以火刑的时候，没有人不怀疑他是“疯子”。而时间证明，恰恰是当年那些认为他是“疯子”的人自己疯了。

如此看来，关键不在于泄私愤还是泄公愤，而在于那愤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正义和民众。不仅如此，愤怒的属性还要与时俱变，当年引起“公愤”的思想，也许为后人所敬仰；当年脍炙人口的意识形态，可能沦为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

杂文家怕人家对号入座，担心由此罹祸；杂文家又怕人家不对号入座，好人坏人看了都没感觉，那还叫杂文么?能够让人对号入座正是成功杂文的重要特色。

然而无论如何，杂文家是拒绝利用自己的文体优势进行人身攻击的。即便某人为事实和法律证明是十恶不赦的恶棍，杂文家也无权对其进行人格、人身侮辱。对事不对人，是杂文家不成文的行业规矩。

杂文是最易引起争鸣的文体，因为杂文家思想最活跃，感情最炽烈，为人最坦率。黄一龙说，杂文家的血液沸点很低，只需五十度就沸腾了。而我说，杂文家有时又是最冷静的人，当所有人都轰轰烈烈的时候，能够保持相对清醒的，正是那个叫做杂文家的人。

照世俗的标准看来，杂文家都是一些“傻乎乎”的人，是一群没有城府、很不成熟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杂文家的言行总是遭到“人情练达”之士嘲笑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易冲动”是杂文家最可宝贵的品格，正因为他们“脆弱”、“敏感”，动辄火冒三丈，所以他们能够路见不平，秉笔直书，即便遭受误解、受人诽谤，也在所不惜。

他们的“冲动”与其说来自价值观念，不如说来自固有的血性。世上有那么一种人，见着坏事就要批，遇到恶人就要打，不是认为不这样做有违是非标准，而是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一群靠“本能”行事的人。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本能”是长期积累、修炼、沉淀的自然结果，是由自觉追求到自然而然的“自动化”过程。

对于杂文家来说，匹夫之勇易得，深刻老辣难求。抡圆斧头排头砍去虽也需要排山倒海的气势，但那毕竟是连李逵也能做到的雕虫小技。而在复杂的战局面前审时度势，迂回进攻，闪转腾挪，举重若轻，一招制敌；大获全胜，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才是战略上的高境界。

对三百六十行而言，写杂文依然是高风险工种。在现有条件下，它还没有劳动保护，没有特殊津贴，社会地位不高，从业危险不小。杂文家有点像走钢丝的杂技演员，既要走得平稳安全，又要走得潇洒漂亮，不能显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样子，要心平气和、从容不迫。

对于杂文家而言，在危险的环境中作业，安全生产当然是第一要义。保全自己才能消灭敌人，这个道理是不消说的。杂文家的保全自己不是放弃人格的苟延残喘，不是没有原则的明哲保身，而是一种职业需要的生存智慧，是为了人民利益而持续发展自己的必备素质。

杂文家不是随心所欲的放纵主义者，他们既不放纵自己的私欲，也不放纵自己的思想和勇气。他们鄙视“过把瘾就死”，崇尚“永远过瘾永远不死”。他们不仅认为经济社会需要持续发展，人类的精神文明也要持续发展，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韧性的战斗精神”，尤其需要持续发展。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历史的重负和优秀的传统一样悠久，杂文家任重道远，焉能“过把瘾就死”?那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历史和人民的不负责任。

杂文家大都是些“喜新厌旧”的人，他们本能地拥抱新事物，拒绝旧观念。即便是对待自己的文章，也总是不满足，必欲创新而后快。不能在思想观点上创新，起码在材料视角上创新；不能在材料视角上创新，起码在语言文字上创新。他们视杂文为文学的一支，不仅关心要说什么，更关心怎样说；不仅要表达得真诚晓畅，而且要表达得艺术漂亮；不仅要把杂文写成战斗的檄文，而且要写成典雅精致的美文。

真正的杂文家往往不太喜欢杂而无文的杂文。在他们心目中，杂文与时评有着明确的界限。并不是排成楷体字的就是杂文，也不是放在花边里的就是杂文。

杂文之“文”是文明之文、文化之文、文学之文、文雅之文。

所谓文明之文，是说杂文所昭示的思想观念也许不是最新的，但它必须是符合人类文明精神的。它拒绝在正义幌子下的倒行逆施，反对在集体名义下的一己私利，排斥在文明假象后的野蛮粗暴。一切陈腐的、恶浊的、反人性、反人道的思想主张和集权意志都与杂文无缘。

所谓文化之文，是说杂文必须有学养灌注、学理贯通、学问滋养。朱光潜先生说过：“不通一艺莫谈艺”，即不通晓一门具体的艺术最好不要妄谈美学和艺术规律。写杂文也一样，空怀一腔热血是不够的，

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思想依托。那家园和依托，便是深厚扎实的学问基础。文、史、哲、政、经、法，抑或天文地理、花鸟鱼虫，总要通晓一门，略知其他，这是为文的起码条件。

所谓文学之文，是说杂文作为文学的一支，必须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讲究形象思维、框架结构、遣词造句。文章总要体现文学的一般特征，读来不仅有思辨的震撼，也有欣赏的愉悦，让人齿颊生香，回味无穷。

所谓文雅之文，是指杂文的一种内在气质，它是文明、文化、文学综合作用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是一种下意识的流露，是一种不经意的表达，好比腹有诗书的谦谦君子，又好像长于名门的大家闺秀。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雅，是长期修炼、自然积淀的结果，火候不到，是学不来的。东施效颦，徒增笑柄而已。

时弊是杂文存在的社会土壤，没有时弊就无需杂文，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是永恒的，因为时弊是永恒的。如此说来，时弊成了杂文家的“衣食父母”，就像小偷是警察的“衣食父母”。有趣的是，杂文家并不感激时弊，就像警察并不感谢小偷。相反，鲁迅先生早就声明，希望自己的杂文“速朽”。不幸在于，时弊似乎比杂文更有生命力，就像小偷之顽强丝毫不亚于警察一样。对于眼里不揉沙子的杂文家来说，想不写杂文还真不那么容易，就像警察想“下岗”，小偷还“不答应”呢。

杂文不是虚构文体，它因而常常被某些“文学家”排斥在文学家族之外。不过，关于杂文是否是文学的争论，在我看来实在无足轻重。文学而窘迫到难乎为继的程度，好像也风光不到哪里去。而《杂文选刊》、《杂文月刊》在文学刊物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依然销量迅速攀升，好像并未陷入“生存困境”，这不仅昭示着杂文的生命力，也昭示了人心的向背。

虚构文学可以思接千载、神游八极；杂文同样可以把自己的触角深入生活的每个角落。君不闻生活比想像更精彩，而杂文的生存空间无比宽阔，杂文家想下岗似乎比小说家还难。

与其他文学门类相比，杂文的境界更是“有我之境”。离开创作主体的爱憎取舍、喜怒哀乐，杂文就成了不知所云的个人梦呓。所谓“零度情感”、“纯客观观照”是与杂文不搭界的。

杂文中的“我”，是“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有别于众人的高度个性化的话语表达；是“我”的学养背景、“我”的见识、“我”的特殊的格物致知路径的集中外化；这个“我”既是大写的“我”，因为它代表了多数人的价值取向；又是小写的“我”，因为它在具体的思维方式和话语选择上，惟恐与人雷同。

杂文毫无疑问是“讲理”的，但那理寓于事中，寓于情中；通事理、达性情，因而能深入人心，舒解郁闷、化解块垒。

杂文的叙事须是文学化的，要有韵味、有趣味；杂文的抒情，须是抒真情。情景交融、理趣相生，是构成杂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特征。

杂文是克隆技术的死敌，它追求独特的“这一个”，而不能容忍克隆思想、克隆情感、克隆文体、克隆语言。对于创作个体而言，杂文批量生产之日，正是创作枯竭之时。

【原载2006年第12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