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生活成本不敌高行政成本等

潘德东等

吉尼斯纪录的又一候选项目：中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

据报道，公务消费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远远高于日本、英国、韩国、法国、美国、加拿大。2005年，全国财政三万亿元，行政费用就达七千亿，比1978年的五十亿元，增长了一百四十倍，平均每年增长23％。与国外3％至6％的比重相比，大有“成本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之势。

行政成本长期居高不下，生活成本必然水涨船高。

山东省的政协委员，在当地两会上指出：一千一百元就能买到的打印机，政府采购竟要一千五百元一台，而且没有还价余地(2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按说，同样的器材，同一个市场，政府的批量购买，本应比个人的零买零购更便宜、更实惠，但万万没想到，批发价比零售价还高出四百元。也就是说，政府采购三台打印机，就可以按市场价再买一台。如此“节约成本”还真有一手。

这种官商勾结、暗箱操作的“阳光采购”，行政成本包含两个方面：从政府角度来看，所谓的“双赢”、“多赢”，其实是政府与商家的“共赢”——用纳税人的钱打水漂，受害的却是人民群众。从商家角度来看，为拿到工程、项目．在招标、竞标过程中，会追加一部分“公关成本”、“竞争成本”乃至“贿赂成本”，并将这些“成本”转嫁给纳税人。

正如晏扬先生所言：房产商为获得土地而行贿，“行贿成本”就会打入房价，最终由购房者承担(《我们的生活成本高在哪里》，《杂文选刊》2007年3月[上])。针对房价持续走高，经济学家王东京说，开发商、地方政府、银行在千方百计阻挡房价下降。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成本不能高到这个地步。

潘德东(重庆)

还好是个故事

读到《我的葬礼上谁在哭泣》(《杂文选刊》2007年3月[上])，一股莫名的痛楚直刺心窝。很多人认为，这个物欲横流、追金逐银的时代，物质的，金钱的，便是有理的。谈精神，谈情感，那是虚构的电视剧情，空幻的象牙宝塔——那是有钱人的专利，平凡人都要在物欲面前排排后，垫垫脚……

之所以喜欢这篇文章，我把内容归结为六痛：

1、“儿媳!我的好儿媳!替娘想得周到哩。”

2、“啊，这是一群看客。这是一群过客。”

3、“这就是我那最疼爱的小女儿吗?”

4、“哎呀!怎么把我送到死老头旁边来了?”

5、“儿子说，这坟地好咧，旺子孙。”

6、“佑子佑孙，在地下也要多发挥余热。”

这六痛层层叠加，震撼力也就愈加强烈，尤其最后一笔：“我的葬礼上，只有我，在哭泣。”真可谓，峰回路转杀一个回马枪，直刺得人喘不过气来。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唐代诗人孟郊，奔波辗转之时也梦萦魂牵母亲的笑容，为什么古人可以在困顿之时依然对亲情不离不弃，而当代人却在富贵之时竟对血缘之情冷漠了起来?

如果这个世界，亲情可以背弃，友情可以利用，爱情也可以在钞票面前轻松拂去，离开人世之时，必定是凄凉的，而作为一个人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所幸，这还只是一个故事。

萧轩(吉林)

也说《想要行善不容易》

鄢烈山的近作《想要行善不容易》(《杂文选刊》2007年3月【上】)，说的事让人郁闷，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中国的官办慈善机构效率低下；民间组织运作遭受掣肘；个人善举呢，简直寸步难行。

讲一件我自己经历的事。2006年底，我在网上看到云南某小学学生没有衣服穿的报道。于是决定给那些孩子捐赠些衣物。我对我的学生讲了这个情况。他们都很激动，很多同学中午出去买了新手套、袜子、牙膏，有的在衣服里塞了钱，还有的写了热情洋溢的信。可当我把它们打包，缝好准备邮寄时，邮局要收二百多元邮资!我根本没有料到邮费这么贵!我和工作人员商量能否少一点，被她冷漠地拒绝。不寄?冷却了学生的爱心!断绝那些没有衣服孩子的希望!好事做了，心里却极不舒服。

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排名首位的余彭年，1988年他向湖南省有关单位捐赠十辆进口三菱救护车。两年后他得知救护车里的设施被改造，成了某些领导的专用车。盛怒之下，余彭年将捐赠车辆悉数收回，转赠几家县级医疗单位。然而，转赠的救护车再次被挪作政府办公车!引用余彭年的话：“行善就是我的养生之道，但行善不容易，有好多烦心事，好辛苦。”

想送炭的，无力支付邮费，急；送了炭的，知道炭被他人领走，急；身处雪地瑟瑟发抖的呢，天天望眼欲穿，得多急呀!

夏辉强(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