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良
“台湾新电影”是台湾电影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页篇章,杨德昌在这段历史中占据着不是最重要但却不可或缺的地位
“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成功,主要由两股影坛新势力汇聚而成。自1982年台湾影坛陆续出现十几位新锐导演,虽也有所谓“本土派”与“留洋派”之分,但他们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既是同事又是朋友,在银幕上下都留下不少的佳话。
若加以细分,同是1982年出品的《光阴的故事》和《小毕的故事》可以视为两组新锐电影的代表作。《光阴的故事》除张毅为本土的电影专业毕业生外,另外3位导演陶德辰、杨德昌和柯一正都是留美的电影系毕业;而《小毕的故事》则是本土电影工作者(陈坤厚、侯孝贤)结合本土年轻小说家(朱天文、丁亚民)的漂亮出击。这两股力量,到了拍摄黄春明原著的《儿子的大玩偶》时更结合在一起(由侯孝贤、曾壮祥、万仁联合导演,吴念真编剧,陈坤厚摄影),形成一股惊人的气势,也把台湾电影带进一个新境界。
当年,台湾仍处于“戒严地区”,对外的信息比较闭塞,外国电影不能随便进口公映,本土电影工作者几乎全凭自我摸索成长。因此,当一批年纪相近的留学生集体加入旧有拍片体制时,便自然扮演了“新知传递者”的角色,为当时颇为保守的台湾电影界传递了西方电影新思潮。
在“留洋派”的导演之中,杨德昌俨然扮演了领袖的角色。
一方面因为杨德昌在众人中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拍片经验,另一方面因他擅长思考、多才多艺,自然形成一股吸引力,连“本土派”的年轻导演也喜欢围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