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敏
我给《收获》杂志写的关于“总理遗言”的回忆文章发表后,专程去给蛐蛐儿送书。虽然我知道蛐蛐儿的脑子曾受到过重创,并且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可我还是忍不住再次动员他作为“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为《江南》杂志的“第一见证”栏目写一点真实的文字。这也许会重新勾起蛐蛐儿种种不堪回首的记忆,但我真的从心底里希望他和我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历史,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客观、更公正、更全面。同时,我也希望给蛐蛐儿一点压力,让他因为需要回忆而被迫转动受伤已久的脑子,这可能对恢复他的思维功能有好处。
很长时间蛐蛐儿没有任何回音,我也曾想打电话去催问,但想起那次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最后吐出三个字:不想写,我就失去了打电话的勇气。我对自己说,不能逼他,除非他自己想写。
就在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有一天,大耳朵突然给了我一个惊喜!大耳朵给了我一个牛皮纸的文件口袋,上面用铅笔整整齐齐地写着:
1,李君旭审查结论,自述申述。
2,李君旭1971年12月-1972年4月,1975年11月-1976年5月日记两本。
3,李君旭三十年后回忆当时文章、李君励回忆文章。
4,李君旭诗稿。
5,李君旭工资条。
2007年2月-3月收集
我没想到大耳朵是那么细致那么有心的人,他所收集到的这些东西真是太珍贵了!公安部对蛐蛐儿前后两次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显然代表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蛐蛐儿1976年前后的日记,我猜想肯定会记载他制造“总理遗言”前前后后的心路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