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真相

袁　敏

我给《收获》杂志写的关于“总理遗言”的回忆文章发表后，专程去给蛐蛐儿送书。虽然我知道蛐蛐儿的脑子曾受到过重创，并且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可我还是忍不住再次动员他作为“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为《江南》杂志的“第一见证”栏目写一点真实的文字。这也许会重新勾起蛐蛐儿种种不堪回首的记忆，但我真的从心底里希望他和我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历史，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客观、更公正、更全面。同时，我也希望给蛐蛐儿一点压力，让他因为需要回忆而被迫转动受伤已久的脑子，这可能对恢复他的思维功能有好处。

很长时间蛐蛐儿没有任何回音，我也曾想打电话去催问，但想起那次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最后吐出三个字：不想写，我就失去了打电话的勇气。我对自己说，不能逼他，除非他自己想写。

就在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有一天，大耳朵突然给了我一个惊喜!大耳朵给了我一个牛皮纸的文件口袋，上面用铅笔整整齐齐地写着：

1，李君旭审查结论，自述申述。

2，李君旭1971年12月－1972年4月，1975年11月－1976年5月日记两本。

3，李君旭三十年后回忆当时文章、李君励回忆文章。

4，李君旭诗稿。

5，李君旭工资条。

2007年2月－3月收集

我没想到大耳朵是那么细致那么有心的人，他所收集到的这些东西真是太珍贵了!公安部对蛐蛐儿前后两次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显然代表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蛐蛐儿1976年前后的日记，我猜想肯定会记载他制造“总理遗言”前前后后的心路轨迹；而更让我意外的是，文件口袋里居然有蛐蛐儿写的回忆文字，这让我欣喜不已，我想，蛐蛐儿终于战胜了自己，终于有勇气直面那段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的历史。

公安部对蛐蛐儿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分别如下：

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审查结论

李君旭，男，一九五三年生，浙江缙云县人，共青团员，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因伪造“总理遗言”，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由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

经审查，李君旭伪造“总理遗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问题性质是严重的。鉴于李君旭有反“四人帮”的一面，他的问题又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复杂情况下发生的，保护审查后，能主动交代问题，并有所认识。属于严重政治错误。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

右下角的日期上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带国徽的庄严印章，左下角是蛐蛐儿的签字：同意。

李君旭77.11.4，

公安部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复查结论

李君旭同志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因制造所谓“总理遗言”受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

经复查，李君旭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其做法是错误的，现按中央精神，决定撤消本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审查结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

日期上同样是公安部的印章，但不知为何却没有蛐蛐儿本人的签字。两份结论，时隔两年零一个月，公安部前后结论上的措辞却有了本质上的改变。一个是“有反四人帮的一面”，而另一个是“积极反对四人帮”；一个是“属于严重政治错误”，一个是“其做法是错误的”。结论上这样的改变，对一个前面还有漫长人生的年轻人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种改变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但对于一个经过十年动乱，有太多东西需要拨乱反正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速度已经令人欣慰。事实上，有了公安部按照中央精神撤消原审查结论这样重大的改变；有了公安部1979年的复查结论中对蛐蛐儿“积极反对四人帮”的肯定，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曾经有一度非常光明。尽管复查结论中仍然保留有“错误”二字，但相比蛐蛐儿反“四人帮”的主流而言，这小小的“错误”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蛐蛐儿的回忆文章大约有三四千字，这对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显然只是冰山一角，但作为真正的“总理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是第一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显然是任何人的任何文字都无法替代的。我当即认真阅读了这篇断断续续的回忆文章，说实话，我首先感到惊讶，我没有想到在大家眼里木讷、迟钝，几乎不说话的蛐蛐儿写下的文字条理却基本上是清晰的。我也有些感动，直白的文字没有任何修饰，却简单而平实地讲述了他当年写“总理遗言”的缘由、动机、经过，也讲述了他被抓、被审、被关、被放的全部过程。我一面让照排马上将这篇文章打字发排，赶《江南》第四期的“第一见证”；一面将蛐蛐儿的文章送给我哥看，因为我哥和蛐蛐儿是一起关到最后才被放出来的。一位当年曾作为“掺沙子”进入“总理遗言”专案组的老公安告诉我，专案组成员在追查“总理遗言”的过程中仔细阅读了抄家查获的我哥和蛐蛐儿的一些笔记、日记、来往信件，以及综合各方面的调查、审讯后觉得，蛐蛐儿的文章、诗歌文采斐然，很有才华，但政治上不太老练；而我哥哥文采虽然不如蛐蛐儿，但思考问题比较深刻，很有政治头脑。专案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子，蛐蛐儿的笔”。所以，当涉及此案的核心要犯我爸、我姐、阿斗和他爸爸、蛐蛐儿的爸爸于1977年1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四个月以后被释放出狱时，我哥哥和蛐蛐儿却继续被关押了将近一年之久。事情虽然最后得以澄清，我哥哥其实和“遗言”制造本身没有关系，但作为另一个重要当事人，我想我哥哥应该清楚这个重大历史案件的每一个环节，我希望关于那段历史的任何回忆尽可能与史实相符。当天晚上，我哥哥就给我打电话，说蛐蛐儿的这篇文章他仔细看了，最好先搁一搁，让更多的当事人都看一看。我说我正在发《江南》第四期的稿子，本来想在“第一见证”里刊登蛐蛐儿这篇文章的，时间已经很紧了。我哥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纪实文章的要义就是真实，现在这样发恐怕不行，虽然迄今为止有几个重要环节的真相我依旧不了解，但我感到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特别是我们这拨人当年为什么被抓等问题上，蛐蛐儿还是没有说出实情。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注意到我哥用了“还是”这个词，也就是说，蛐蛐儿不是第一次用笔涉及这些内容，而且，无论是蛐蛐儿自己写的文章，还是别人采访蛐蛐儿以后写的文章，都存在着与事情的本来面目相左的地方。看来《江南》四期的“第一见证”栏目恐怕得换文章了。听我在电话里不说话，我哥又说，还记得我从京城监狱被放出来时说过的话吗?当然记得，你说，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是的，这话我不是随便说的，现在看来我说二十年还是说短了……我在北京出狱后的第一个晚上，就在公安部招待

所碰到了蛐蛐儿，我当时就希望蛐蛐儿能告诉我事情真相，但他只是一个劲儿向我道歉，却始终没有把实情说出来。当时我们都才二十多岁，我们都还要面对长长的人生，我想他不说肯定有不说的难处。我原以为等二十年以后，等我们都老了，再在一起回忆往事时，那些不想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事情也许就都可以说了，可我没想到，如今三十年都过去了，蛐蛐儿仍然没有说实话，看来我们还是不够老啊……人只有到真正老了，才能对一切无所顾忌。我哥接下来说的一句话更让我大吃一惊：“蛐蛐儿的头脑其实非常清楚，比我们所有人对他的想象都要清楚。有一些他不想说的东西，他还是没有写出来。”

挂掉我哥的电话后我脑子里乱糟糟的，我想起了蛐蛐儿的前女友J对我说过的一番话：“蛐蛐儿从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喜欢说假话，说假话常常说得自己都陶醉了。虽然他有时候说假话并不是存心的，完全是下意识的。他总是追求完美，达不到他心中的完美他往往就会编造故事，说假话。”J说，她自己从不说假话，所以她不能容忍蛐蛐儿说假话。她曾经向蛐蛐儿提出这个问题，蛐蛐儿说他对别人说假话，对她从不说假话。可是J说，当说谎已经成了蛐蛐儿下意识的习惯和无法抵御的思维需要时，你怎么判断他说的一切是真是假?我也想起了我哥曾经对蛐蛐儿说假话的习惯有过一段评价：蛐蛐儿说假话常常是并无恶意的，他很真诚地说谎，但他没有想到他的谎言常常给他人造成了连他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后果。这时。他又想弥补，但事情的走向他已无法把握，于是，他常常在后悔和焦虑中越走越远，最后弄得无法收拾。我更想起我写的第一篇回忆“总理遗言”案的文章发表后，我将刊载这篇文章的《收获》杂志分送给每一个当事人，当年因为这个案子而饱受心灵和肉体创伤的J的父亲王叔叔看了我写的文章后婉转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蛐蛐儿为反对“四人帮”而编造了“总理遗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的这一举动用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说出了人们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我们还是很佩服他的智慧和胆量的。但不管怎么说，“总理遗言”毕竟是假的，是蛐蛐儿编造的谎言，不能因为编造“总理遗言”的动机是反“四人帮”的，编造谎言也变成英雄行为了。有一次大耳朵到我办公室来，将王叔叔的这层意思转达给我时，我的心沉重了很长时间。

我一直感到非常困惑和矛盾的是，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来看待蛐蛐儿说谎的事情。我也总是无法判断蛐蛐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说谎。为什么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蛐蛐儿依旧没有勇气说出事实的真相。本来我为《收获》写的第三篇文章是关于蛐蛐儿和他的前女友J的爱情故事的，我已经开了头，写下了题目《走过春夏秋冬》，我甚至已经在电脑上写了一万多字，但是，接了我哥的电话以后，我面对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思路完全被堵塞了，我满脑子想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给说谎定位?说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我从小到大说过谎吗?我有没有为自己的谎言付出过代价?假如因为我说谎而造成某种后果，我有勇气为这种后果承担责任吗?

我发现自己很久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我给我的一位结交多年的老友打电话，我向她表达了我的困惑。像往常一样，这位老友在静静地听完我的讲述以后说：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什么?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当代“华子良”。我一下子愣了，她的话像一把锤子在我心上重重地砸了一下。老友紧接着又说，我的直觉是，你应该先放下那个写了一半的爱情，就写你所了解的谎言，那可能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放下电话，一个标题跃上我的脑海：钢丝上的谎言。

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将“谎言”这个词搁置在“钢丝”上，我只知道走钢丝是一桩特别危险的事情，走得好，身体保持平衡，你便可以在那一根弹跳起伏的细绳上做出各种各样优美的舞姿和造型；但如若走得不好从钢丝上掉下来，轻则致伤致残，重则摔个半死，甚至丢掉身家性命。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义无返顾前赴后继地去走钢丝，那是因为钢丝上幻化出来的种种美丽让许许多多的观众如痴如狂。那么，谎言呢?谎言是否也有同样的功效?

我最初发现蛐蛐儿说谎是在我们家从前那幢小楼的旋转扶梯日，那时我们还都是小学生，印象中我那时的阅读范围也仅限于《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一类的小说。我爸爸的卧室里有一口老旧的书橱，里面有一整套的《红旗飘飘》和满满两架单位定期给我爸送来的浅灰封面的《文史资料》，据说这种《文史资料》当时只有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阅读。我那时对爸爸书橱里的书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我注意到蛐蛐儿对我爸爸房间里的那口书橱情有独钟，他每次到我们家来玩都会偷偷溜进我父母的房间，而每次进我父母房间蛐蛐儿又都会磨磨叽叽地在那口书橱前东张西望。每次我都会将蛐蛐儿从我爸的房间里轰出来，我告诉他我爸不喜欢小孩子进他的房间。那一天蛐蛐儿又在我爸的房间里磨叽了半天，要回家前被我在楼梯口碰上了。那时候他已经长得人高马大，喜欢将皮带束在衣服外面，显摆他挺拔的长腿。可那一次他怪怪地穿了一件肥大的灯心绒夹克衫，那松松垮垮的样子和他平时的精神利落判若两人。他看到我有点紧张，脑袋一低就要下楼。我有些狐疑地看着他似乎显得臃肿突起的肚子，说，蛐蛐儿你穿谁的衣服啊?怎么变得那么肥胖啊?我边说边用目光扫过蛐蛐儿的肚子，追问道：你衣服里是否藏了什么东西了，怎么好像鼓鼓囊囊的?蛐蛐儿慌乱地摇摇头说，没有啊……话没说完只听“嘭”的一声，紧接着哗啦啦的响，蛐蛐儿肥大的夹克衫里掉下了好几本《文史资料》。“好啊!你偷我爸爸的书!”“不是偷，是你爸爸答应借我看的。”“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呀?”我爸爸正好从外面回来，他的出现让蛐蛐儿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接下来的事情发展是，我爸从地下捡起书本拍拍蛐蛐儿的肩膀说：小鬼，说谎要不得哦!你要看这些书尽管问叔叔借，但要有借有还，再借就不难喔!看得出来，我爸说这话时，眼里满是对蛐蛐儿的喜爱。我有些妒忌，我知道我爸爱才，对蛐蛐儿小小年纪就喜欢读《文史资料》备加赞赏，可也不能因为蛐蛐儿有才，就对他张口说谎、动手偷书的行为姑息啊!

没想到几年以后我也因为偷书而被人抓获了。那时我已在杭州第十一中学上学，十二三岁的年纪正是求知若渴的年龄，而文化大革命对知识的戕害和对传播一切中外文化的书籍的封杀让我们面临的似乎只有枯竭的文化沙漠，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书可看，像干涸的河床里奄奄求水的小鱼，却看不到一滴水珠。十一中是一所老牌的中学，它的图书馆有着丰富的藏书。是谁最先发现那些藏书，又是谁出主意砸开图书馆的窗户跳窗而入，这些细节我都已经不记得了，我不会忘记的是，我们七八个同谋犯看到满屋子积着厚厚灰尘的图书欣喜若狂!我们有两三个同学在窗户底下接应，三四个同学发疯一般地往窗外楼下的草坪上扔书：《红与黑》、

《高老头》、《牛虻》、《九三年》、《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青年近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们完全被这些书给迷住了，我们贪得无厌，没完没了，舍不得这本，放不下那本，当图书馆窗外的草坪上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时我们还不肯收手。直到告密者带着老师和学校保卫处的人将我们人赃俱获时，我们还没有从疯狂的兴奋中清醒过来。我在自己的裤腰间藏了一本《金蔷薇》，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是谁，但我喜欢“金蔷薇”这个名字，没想到就是这本被我偷偷藏在腰间因而没被查获的《金蔷薇》，让我从此痴迷文学，也让我对蛐蛐儿将我爸的书塞在裤腰里想偷出去的行为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理解。

在电脑上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想为“谎言”做什么辩解，但当我敲完一段，按习惯重新阅读一遍时，我承认，在我的笔下，“谎言”的面目似乎并不那么可憎，反倒有几分单纯和可爱。我想，我们每一个从孩子走向成年的过来人，如果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成长经历，大约没有多少人能和谎言脱得了干系，在汉语字典上，“谎言”无疑是个贬义词，但在人生海洋中，“谎言”的内涵和定义似乎可以更立体更宽泛更辩证更人性一些。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一方面将蛐蛐儿写的回忆文字复印了若干份分送给所有我能联系上的“总理遗言”当事人，请他们尽可能地回忆核实文中的主要环节和重要细节；另一方面我想找我哥哥弄清楚，蛐蛐儿究竟在哪些重要环节上隐瞒了事实的真相，他又为什么要隐瞒?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他一个终日坐在轮椅上，几乎与外界隔绝的人，究竟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坦然回首的呢?

我没能马上找到我哥哥，因为在这期间我上海的姨父由于一个意外突然去世了，我哥哥匆匆赶去了上海。1976年5月9日，我哥哥就是在上海姨父家中被公安人员抓走的，虽然姨父姨妈作为老共产党员当时还是配合了组织上的抓捕行动，但我哥哥一直没有忘记他被公安人员戴上手铐时姨父姨妈受到惊吓的表情和为他担忧的目光。我哥哥对姨父姨妈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我不知道他会在上海耽搁多久，我不能因此而等待，我决定先进行我的工作。

重新仔细阅读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时我注意到这篇文字的第一页上的笔迹和后面的完全不一样，第一页的上端还很奇怪地重复记录了一个电话号码：86633018。电话号码旁潦草地写着一个曾经熟悉但已离开这个世界多年的人名：蒋南翔。我知道蒋南翔当年曾是清华大学校长，“文革”后又出任过教育部长，也知道“文革”中他曾遭受过“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蒋南翔会和“总理遗言”有什么关系。

在我记忆中，“文革”进入到1975年，随着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他对“文革”的积年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关系到否定还是肯定、抛弃还是坚持“文革”的斗争也在悄然进行。1975年8月和10月，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冰等人致信毛主席一事，拉开了这场斗争的帷幕。刘冰等人之所以给毛主席写信，是他们一致厌恶迟群这个当时清华第一把手兼“通天人物”的跋扈作风和恶劣品质；他们写信的目的在于：把迟群从清华“搬掉”。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此事只有通过毛主席的首肯方可实现；他们也真切地意识到：写给毛主席的信，惟有通过邓小平的转交方可送达。他们先后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旨在抨击迟群；第二封信则把迟群和时为清华第二把手的“四人帮”党羽谢静宜联在一起加以批评。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来信看成是矛头对着他本人的，他认为邓小平偏袒刘冰等人。毛主席批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毛主席的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直至次年4月，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然而，从清华园滥觞的“批邓”斗争，并没有使“文革”取得决战性的最后胜利，而是更加凸现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已经进行了将近十年的“文革”将何去何从?实际上，由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所带来的“文革”最后一场战役恰恰表明了“文革”已走人了历史的死胡同。

应该说，清华园里的“刘冰事件”和1976年中国在历史转折关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有紧密关联的，但其时蒋南翔只是一只早已被打倒在地的“死老虎”，他不可能和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再发生什么瓜葛。蛐蛐儿的回忆文字首页蹊跷地出现蒋南翔的名字和一个重复记录的电话号码，这中间是否还会藏匿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缘由呢?

从笔迹上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的第一页似乎有他人操笔，会不会是蛐蛐儿口述，别人记录的呢?如果是，那这个记录的人又会是谁呢?从内容上看，第一页的记录显然非常重要，而且应该是蛐蛐儿本人的表达，虽然文字排序有点凌乱，但陈述是清楚的：

写遗言时间：1976年2月5日“狗肉宴”之后一两天。

地点：菩提寺路菩提新村3号亭子间，是一气呵成。

参考胡志敏(明)遗言，并且想找斯大林遗言和列宁遗言。

1月8日周总理去逝(世)，想到周总理活着的话，“四人帮”就不致敢乱搞。我要和他们唱反调，肯定邓小平，因为76年“四人帮”开始批邓运动，我要和他(们)捣乱。

我首先拿给爸爸妈妈，爸爸叫我不要传。我问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爸爸说像是真的。我听了非常得意。这样我就拿去抄了几份，给我姐姐寄去，还寄给别人现在想不起来。然后就再拿给瓜子看，并问他像不像真的?他说像的，并且他们就开始抄。到瓜子家，晨光、阿斗、大耳朵在场，其他还有没有人忘了。

我注意到最后那句“到瓜子家，晨光、阿斗、大耳朵在场，其他还有没有人忘了”这句话被用箭头和黑线标明插入“然后”后面，“就再拿给瓜子看”之前，如果这一页纸文字确实是蛐蛐儿写的，那说明蛐蛐儿还是很在意细部的准确性的。

我先打电话问我哥哥，当蛐蛐儿最初把“总理遗言”拿给你看的时候，你相信“遗言”是真的吗?当时你难道就一点都没有想到“遗言”是蛐蛐儿写的?你不是曾经对我说过，“总理遗言”中的许多内容是你们经常在一起议论的话题吗?我哥说，他们当年从蛐蛐儿手里第一次看到“总理遗言”时，直接的反应就是议论像不像真的，然后大家就开始抄。

据我哥的回忆，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身患重病久不露面的周恩来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并做政府工作报告。周总理瘦骨嶙峋，脸上布满了老人斑。印象中，总理坚持在讲台上站了半个多小时，只念了报告的前面和后面各一部分就离开了会场，大家心里都很难过，许多人落泪，但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只要总理在，大家心里就充满了希望!那时候，我哥他们这帮哥儿们聚会越来越频繁，只要聚在一起大家就要议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特别是在总理逝世后，他们更是经常在一

起议论怎样用具体的行动支持邓小平同志，阻止“四人帮”上台。他们上街撒传单；深入工厂、农村做社会调查；到部队联系解放军战士，试图寻求武装力量的支持……可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显然对改变时局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这样一份从天而降，说出大家心里话的“总理遗言”时，每一个人都兴奋无比，尤其是遗言中提到：“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这番话既说明了小平同志复出是主席的正确决策，不能说变就变；更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和隐隐的担心，同时也吻合了这帮年轻人心中希冀邓小平继续为国家掌舵的愿望。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总理遗言”的真假，不是他们没有辨别力，而是他们太希望“总理遗言”是真的了!事实上他们很快就将“总理遗言”作为和“四人帮”作斗争的战斗檄文和锐利武器来传播了，当他们迅速地将抄录的“总理遗言”不停地给别人看，让别人抄；别人又给别人看，又让别人抄时，那种会心的笑容，那种发自内心的共鸣，无声地流淌在彼此之间。直到今天，我哥他们还认为，在当年，尽管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都从心底里反对“四人帮”，全国像他们一样的青年小团体多而又多，但真正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用文字统一起来的却是蛐蛐儿制造的“总理遗言”。我哥说，大家都没有想到，我们这帮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曾经有过那么多的计划和设想，但最终对“四人帮”真正产生打击，影响全国，喷薄而出的火山口竟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总理遗言”。我哥还告诉我，他当时真是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份“总理遗言”会是蛐蛐儿自己写的，如果想到，或者蛐蛐儿向他透露哪怕一星半点，那他一定会采取措施，不会像蛐蛐儿那么幼稚，最先把“遗言”给身边最亲近，关系最密切的人看，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在我哥看来，随便撒在路边，或者贴在墙上，都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同时也能保护自己。蛐蛐儿的单纯和幼稚，让他和他的这帮年轻伙伴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又打电话问大耳朵，这份回忆文字第一页的字和后面几页的字为什么完全不像，好像不是出自蛐蛐儿之手。大耳朵说，是蛐蛐儿写的，他认真和不认真时写出的字完全不一样。我又仔细对比了前后的字体，觉得大耳朵的话还是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不是字迹潦草和端正的区别，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字体。

我再给J打电话，我想她是最了解蛐蛐儿的，别人可能在那么多年以后吃不准蛐蛐儿的字体，她却绝不可能认不出蛐蛐儿的手笔。想当年，她和蛐蛐儿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彼此心生爱意的时候，互相经常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偷偷递条子，她不可能不对蛐蛐儿的字刻骨铭心。

没想到，J看到蛐蛐儿的回忆文字也无法确认第一页上那曲里歪斜的字是否出自蛐蛐儿的手笔，虽然相比较后面端端正正排列有序的字体，我似乎觉得第一页东倒西歪的笔迹来得更真实和亲切，但我知道我撰写的文章不能以感觉代替事情的本来面目。

第一个对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提出疑惑的是阿斗，他在蛐蛐儿写下的“写遗言时间：1976年2月5日‘狗肉宴之后一两天。地点：菩提寺路菩提新村3号亭子间，是一气呵成。”这两行字旁边加了批注：据杨的文章说：在蛐的日记中记载写“总理遗言”的时间是2月11日；地点是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此处提到的杨的文章，是指杨匡满先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的报告文学《遗言制造者》)对蛐蛐儿回忆中写到的“总理遗言”的第一批传抄人和传抄地点，阿斗也提出了纠正。阿斗说，地点不是在瓜子家，而是在蛐蛐儿家的亭子间；在场的人应该是阿斗、瓜子、大耳朵，并没有晨光。阿斗是个非常认真仔细的人，对于蛐蛐儿写“总理遗言”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这些当事人与此相关的重要的细节，他觉得都必须准确、真实。阿斗希望我再去仔细看看蛐蛐儿1976年2月5日至2月11日的日记，也再仔细看看杨匡满的报告文学。阿斗这种对历史认真严谨的精神令我佩服和感动，我告诉阿斗，我在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时，也产生了和他相同的疑惑，我也为此反复阅读了蛐蛐儿写于2月5日和2月11日的日记，事实上，2月5日到2月11日之间的其他日子蛐蛐儿没有记日记，而2月5日和2月11日这两天的日记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写“总理遗言”的只言片语。所以，我们依然无法考证和确认“总理遗言”诞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对此，阿斗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我对阿斗说，这可能也是我下决心要重返1976的说不清的动因之一。阿斗说，有些事情本来好像已经清楚了，看了你的这篇文章反而好像又糊涂了。我对阿斗说，问题是，本来好像清楚的事情也许并不是事情的真相。所以我希望将我所接触到的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加以最客观的叙述，让人们自己去理解、去体会、去感悟。

我给J打电话，希望她和我一起再去看蛐蛐儿，当面求证我所产生的困惑。J虽然很忙，但她还是答应陪我一起去。大耳朵知道我们要核对一些事情时表示他也马上赶过来。

在去蛐蛐儿家的路上，我将我哥哥看了蛐蛐儿的回忆文字后说的话，以及我那位老友对蛐蛐儿产生当代“华子良”的感觉都对J说了，J听了以后沉默了半晌，最后说，他太追求完美了，我没有想到直至今天，他都已经那样了，他还是那么在乎自己在人们眼里的形象。

我们走进蛐蛐儿家中的时候，蛐蛐儿正坐在床沿上削一个梨，见到J和我进门，蛐蛐儿放下手中的刀，乐呵呵地看着我们。我将刚刚收到的刊载着我的关于“总理遗言”第二篇文章的《收获》送给蛐蛐儿，J则给他带去了一大袋水果和真空包装的肉食。蛐蛐儿打开了《收获》看我写的那篇文章，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文章开首处那张曾经被公安部查抄存档，作为制造“总理遗言”的“反革命小集团”的重要证据的照片上。照片上的蛐蛐儿年轻英俊一脸阳光，是一个任何女孩子见了都不会不动心的帅小伙子。

我拿出了复印的蛐蛐儿的回忆文字，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的困惑：

这第一页上的字和后面的字完全不一样，是你写的吗?

蛐蛐儿看了一眼，摇摇头：不——是。

那是谁写的呢?

不——知——道。

那这上面的两个重复的电话号码是谁的?旁边写着“蒋南翔”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蛐蛐儿还是摇头。

我和J互相对视了一眼，我知道J也许觉得我的追问过于急迫，但我急于弄清事情的真相。我又问：那后面的文字是你写的吗?

蛐蛐儿点点头：是——的。

你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问。其实我看到装订好的封皮上用铅笔清楚地写着：2007年2月26日，那应该是今年春节过后。但我需要蛐蛐儿的回答来证实我的某种预感。

蛐蛐儿沉默着，不说话。当我再问时，他

说：几——年——前——吧。

站在一旁的蛐蛐儿的护工葛师傅开了口：怎么是几年前呢?是春节前后写的吧。

就在这时，大耳朵赶到了。大耳朵家离蛐蛐儿家很近，他盯着蛐蛐儿写这些回忆文字时几乎三日两头往蛐蛐儿家里跑，他最清楚蛐蛐儿是什么时候写下这些文字的，自然是封面上记录的2007年2月左右。我不知道蛐蛐儿为什么要说是几年前写的，他的脑子究竟是一时清楚一时糊涂，还是想清楚时清楚想糊涂时糊涂?要命的是，就连第一个拿到蛐蛐儿回忆文字的大耳朵和整天陪伴着蛐蛐儿的葛师傅也说不清楚这第一页的文字是谁写的。

历史的碎片常常因为时间久远而无法拼接，对此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我没有想到，就是当下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也会如此扑朔迷离。就在我几乎丧失信心，打算将蛐蛐儿回忆文字首页作为一个永久的悬念搁置起来的时候，蛐蛐儿姐姐李君励撰写的回忆文章让迷雾一般的事情又有了柳暗花明的可能性。李君励回忆文章的第一段文字，现在看来可以说是蛐蛐儿制造“总理遗言”的热身或者说是引子。李君励这样写道：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后不久，小旭往我所在的航天部210所(陕西省户县)寄来了“总理遗言”手抄本。现在我记不清他是同时还是分次还给我寄过其他一些资料(如：高教部长蒋南翔的讲话。他的讲话慷慨激昂，痛斥当时的教育状况，什么取消高考，交白卷，考教授等)，这些资料，当时都很对我们的口味，出于对周总理的热爱，对“四人帮”的痛恨，对邓小平的期望，我们那批知识分子都非常爱看。我在办公室拆开信件(我们那时没有家庭住址，只有信箱和分信箱。信件都由室内助理员从传达室拿来再转)，往往是室内室外的同志一轰而上抢着看，当时没有看到的只好排队预约。有些材料我都没能先看到，就给其他同志抢去了。那时还真感谢小旭，能给我们寄来说出我们心里话，使我们激动不已的资料，在乌云滚滚，非常迷茫的日子里，使我们看到了一点光明，看到了一点希望。

这段回忆在时间的记忆上肯定是有误差的，蛐蛐儿写“总理遗言”是在1976年2月5日“狗肉聚会”之后，他不可能如李君励回忆的在“1976年1月”就将“总理遗言”手抄本寄给姐姐。但李君励说的“现在我记不清他是同时还是分次还给我寄过其他一些资料”这句话从某种程度解释了她在时间先后的记忆上所产生的误差。倒是紧接在这句话后面括弧里的关于高教部长蒋南翔的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从侧面佐证了蛐蛐儿回忆文字的首页上“蒋南翔”的名字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肯定是蛐蛐儿记忆深处一道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记，也可能是触发蛐蛐儿回忆那段历史的标志性的起点。从这一点上看，大耳朵说的蛐蛐儿“认真和不认真时写出的字完全不一样”这句话可能不无道理，这首页上歪歪斜斜的文字也有可能真的是蛐蛐儿写的，那接下来的疑问是：蛐蛐儿为什么要否认是他自己写的呢?他为什么又要用两种完全不同的字体来撰写回忆文章呢?当我问蛐蛐儿他的回忆文字是什么时候写的，他又为什么要说是几年以前写的呢?是真的脑子一时糊涂产生的失忆，还是又一次有意识的说谎呢?如果是说谎，那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我急于解开这些谜团，我想也许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能否打开解密蛐蛐儿的通道。我拿起手机，走到凉台上，悄悄地拨出了“86633018”这个电话号码。一串动听的音乐声响起，一个悦耳的女声伴随着音乐说：您好!欢迎致电浙江中医药大学，你的来电正在等待接听中……我连续拨打了三次，都是同样的女声和音乐。我一时想象不出浙江中医药大学和蛐蛐儿之间有什么关系，停顿了一下，又在这个电话号码前加拨了010，我想，蒋南翔生前生活在北京，这个电话号码或许和北京方面有什么关联?拨了两次，话筒里一片沉寂，没有任何声音，显然，这是一个空号。我失望地关上手机，从凉台回房间时一只蚊子趁势从纱门缝隙里钻了进来，房间里立时有了嗡嗡的蚊子叫声，它让这间昏暗燥热的房间更显得郁闷无比。我知道我的一连串疑问很难从蛐蛐儿嘴里得到答案，我只有在重返1976的琐琐碎碎中寻找蛛丝马迹。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看来我只有暂时绕开这个话题了，因为我还有其他更需要弄清楚的事情，今天难得J也在这儿，一个曾经存疑了很长时间的问题，趁两个当事人都在，我得赶紧求证查实。

“蛐蛐儿你还记得那个高高大大的陈公安吗?”

蛐蛐儿依旧是迟缓地摇头，眼里的神色像孩童一样单纯。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在市局关押的时候是他参与审问你的呀!那你还记得另一个瘦瘦小小，眼睛像电灯泡一样闪闪发亮的陈公安吗?”

蛐蛐儿仍然摇头。

我有些沮丧，面对蛐蛐儿安然无波的眼睛，我依旧无法判断他是真的忘记了过去的一切，还是不愿意重复辛酸往事。我那位老友说她仿佛看到了一个当代“华子良”，我觉得蛐蛐儿和“华子良”虽然没有任何可比性，但他们面对外部世界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自闭，这中间可能有某种相似的内因。

我看看坐在一旁一直不说话，但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蛐蛐儿的J，悄悄地和她耳语：我能将我们给蛐蛐儿过生日那天你说的那些话重新问蛐蛐儿吗?J没有正面回答，却用眼神给了我默许。

我拿出那本红塑料封皮，像极了“文革”中几乎人手一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袖珍本一般的日记本，这是J在2006年12月26日蛐蛐儿生日那天交给我的，是她珍藏多年的记载着她最美好也最伤心的初恋的文字。

给蛐蛐儿过生日最初是我提议的。从1976年二十三岁的蛐蛐儿写出震惊中外的“总理遗言”，到2006年跨入知天命的蛐蛐儿只能与轮椅相伴，三十年的日子流水一样淌过，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蹒跚臃肿的残废，生命的大悲喜就蕴藏在这无声无息流淌的过程中。一个人的生日是刻录他生命年轮的底版，我知道蛐蛐儿离开这个喧嚣的社会已经太久，这些年来他生命的底版上没有留下什么可以让他回味和咀嚼的东西，倘若我们这些“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在三十年后一起为他庆贺生日，或许会给他单调乏味的幽居生活带去一丝色彩。

2006年12月26日，大家商定选择离蛐蛐儿家最近的“张生记”给蛐蛐儿过生日。

下午，J给我打电话，说生日蛋糕和鲜花她会准备的，叫我们谁都不用管了，又让我提前一点去，说我们俩一起去点菜，我说好。

我五点一刻到达“张生记”时，J和蛐蛐儿早已在那儿了。蛐蛐儿那天显得特别精神，穿一件红黑两色的夹克衫，气色红润，若不是坐着轮椅，你几乎看不出他是一个病人。陪同蛐蛐儿来的护工葛师傅告诉我们，蛐蛐儿知道大家要为他过生日的消息高兴得睡不着觉，从下午开始就要葛师傅给他洗头洗澡换衣服，四点不到就嚷嚷着要出门，这会儿已经在“张生记”等了快一个小时了。我看到墙角的柜桌上摆着硕

大的蛋糕和美丽的鲜花，J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蛐蛐儿。显然，她也早就到了。

我和J一起点菜，平时经常有应酬的我早就腻味了大鱼大肉，下意识地点的大多是清淡的素菜，和几味家中不太易做的海鲜和汤煲。J在我点完之后果断地又加了几样在我看来如今几乎已经没人爱吃的菜：东坡肉、叫花鸡、红烧蹄膀。我说，东坡肉那么肥，叫花鸡和蹄膀那么腻，谁吃啊?J说，他吃，他爱吃肉。吃不完给他打包带回去。J说这话时，蛐蛐儿一直坐在轮椅上傻乐，我想，J是真正知道和了解蛐蛐儿的。

六点过后，我哥哥瓜子，阿斗和他的妹妹小利，晨光和他的姐姐欣荣，还有毛宁、大耳朵，大家陆续走进来，每个人都大声地和蛐蛐儿打招呼，这个说蛐蛐儿气色好，那个说蛐蛐儿精神佳。蛐蛐儿一直在笑，虽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看得出来他很高兴。这完全是一场老朋友的聚会，而这些老朋友几乎都是和他共同经历过1976年那场牢狱之灾的难友。入座时，几乎是不约而同的，大家就让J坐在蛐蛐儿的旁边，蛐蛐儿的神情就像一个天真的大男孩，无邪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她，她的脸红了。大家张罗着给他俩拍照，我注意到J还是很矜持地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虽然她看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温情，但那温情里显然已没有波澜，三十年的人生磨难已经熨平了J情感世界里的褶皱，虽然这样的褶皱当年曾将她的心戳得百孔千疮。

在我心目中，J和蛐蛐儿属于八竿子打不着的南北两极。蛐蛐儿在学校时是有名的风流才子，英俊倜傥，才华横溢，有许多女生都在心中暗恋着这位白马王子。参加工作以后有更多的漂亮女孩围着他转，他天生就是被爱情包围被爱情宠坏了的那种男孩。而J却不是那种靓丽抢眼浑身会放电的女孩，她个子不高，相貌也不算特别出众，但却有一种让人过目不忘的气质。她原本也是一个性格开朗健康阳光的女孩，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父亲被打倒的原因，她变得少言寡语。她有一双像湖水一样深不见底的眼睛，但那眼睛总被一层淡淡的忧伤笼罩着，谁也无法看清那忧伤背后是什么样的风景。印象中，J除了和一个叫明的女生总像姐妹似的结伴而行，几乎不和其他同学来往。蛐蛐儿和J从哪方面看似乎都没有理由走到一起。

我曾不解地问过大耳朵：我一直以为我哥哥、阿斗、晨光和蛐蛐儿是最要好的朋友，可为什么在蛐蛐儿的日记本中，你的名字却出现得最多呢?大耳朵说：那是因为蛐蛐儿生命中走进了一个女孩，他恋爱了，爱得不能自拔，爱得痛苦不堪。那时候，阿斗在外地路太远，鞭长莫及；瓜子太严肃，历来对风花雪月不屑一顾；而晨光年纪又太小，情窦未开，蛐蛐儿苦恼的爱情无处可以倾吐，他只有和我说。

我说，你说的那个女孩自然就是J了，蛐蛐儿真的那么爱她吗?有那么多漂亮女孩围着他转，他怎么偏偏就爱上其貌不扬的J了呢?

大耳朵说，嗨，你们只看到蛐蛐儿表面上风流才子的一面，其实他骨子里是非常传统的。他传统吗?我有些不以为然。蛐蛐儿的风流成性是出了名的，在上中学那阵他就喜欢拽女生的辫子，看到身材姣好的女生背影，他一定会追上去，跑到人家背后大叫一声“啊!”那些身材娇好的女生往往都会吓一跳，尖叫着回过头来。其实，看那些回过头来的脸蛋，才是蛐蛐儿的真正目的。若是碰上漂亮脸蛋，蛐蛐儿会乘胜追击；假如相貌平平，甚至长得有点困难，蛐蛐儿也不会让人有所觉察而难堪。让蛐蛐儿屡试不爽，愈试愈勇的是，没有一个女生因为蛐蛐儿的放肆和唐突而生气，几乎每一个被吓一跳刚要生气的女生只要发现大叫者是蛐蛐儿，都会娇嗔地莞尔一笑，令蛐蛐儿神酥骨痒。而惟独有一个女生，蛐蛐儿在她面前从来不敢造次，这个女生就是J。按说她和我哥同在一连五排，和二连三排的蛐蛐儿严格意义上说距离本是比较远的。而且J是那种总是隐在人后，像一片绿叶躲在树丛中，一点不愿意张扬的女孩，人尖子一般的帅哥蛐蛐儿眼睛从来都是朝天上看的，他怎么会注意到像树叶一样，只有等露珠滴在它身上，太阳照到它的时候才会发出光亮的J呢?蛐蛐儿是否在上中学时就已经喜欢上J我不知道，然而中学毕业后蛐蛐儿和J被分配到同一个生产建设兵团，这我早就听说了。虽然J和蛐蛐儿周围的女孩子相比长得不算漂亮，但她身上特有的一股气质对蛐蛐儿很有吸引力。大耳朵曾经问过蛐蛐儿：J又不漂亮，你为什么就喜欢她呢?蛐蛐儿说：她有才气，也很有主见，她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大耳朵说：那阵子蛐蛐儿是真的掉进去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蛐蛐儿为了一个女孩子这样神思恍惚，寝食不安。他和女孩子大多都是逗逗的，从来没有认真过，等他把女孩子热情挑起来了，那他一准逃之夭夭。惟独对J，蛐蛐儿动了真情。

大耳朵对蛐蛐儿的评价恰恰也是J对蛐蛐儿的担忧，这样的担忧让她对蛐蛐儿退避三舍，她是个对感情非常专注和认真的女孩子，她其实心里非常喜欢蛐蛐儿，无论是他俊朗的外貌，还是他挺拔的身材；无论是他丰沛的才华，还是他浑厚的男中音，早就在她心中最隐秘的柔软处荡起了涟漪，但她在蛐蛐儿面前从来表现得非常理智和冷静。也许正是这种理智和冷静与别的女孩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让自恃甚高的蛐蛐儿对这个貌不惊人的女孩反倒有一种敬佩。

然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总是这样阴错阳差，两个彼此都已深深走进对方心里的男女，却总也绕不过隔在他们中间的一层层迷蒙的纱幔。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绝对无法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情感，在他们看来可能三下五除二就可以表白搞定的爱情，在那个年代里却有着迈不过去的沟沟坎坎。J面对着高大英俊才华横溢的蛐蛐儿心中没有一点自信，她根本不相信被那么多漂亮女孩包围的蛐蛐儿会真正地爱她，在蛐蛐儿面前，她缺乏安全感。她的理智和冷静让她在自己和蛐蛐儿之间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高墙，蛐蛐儿面对这堵无形的高墙六神无主，他只有去找大耳朵。

那次生日宴会上蛐蛐儿的胃口极好，看来J确实是深谙蛐蛐儿的，蛐蛐儿对我点的那些海鲜和汤煲似乎不感兴趣，却对东坡肉和叫花鸡情有独钟。他一连吃了两块硕大的东坡肉，又吃了一只鸡腿，当他还要吃另一只鸡腿时，J给他夹了一大筷青菜，说，吃点蔬菜，肉带回去，明天再吃，别一下子吃撑了。

我注意到大家都吃得很少，每上一道新菜，大家就转动转盘将菜转到蛐蛐儿面前，大家都争着给蛐蛐儿夹菜，都希望蛐蛐儿能多吃一点。虽然谁也没说，但大家谁都知道现在蛐蛐儿每个月的病假工资拿到手的只有一千多一点，而护工的工资就要七八百，还要房租、水电，日常花销，吃只能压到最低水准线了。我们去蛐蛐儿家中看他时，发现电话高高地挂在墙上，蛐蛐儿这样一个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显然无法够着居高临下的话筒；蛐蛐儿和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能消磨时光的就是看书和看电视。但我们注意到房间里的灯光昏暗，日光灯的瓦数大约不会超过二十五支光。电视机的遥控器放在远离蛐蛐儿床边的地方，可以想象蛐蛐儿即便想看电

视他也无法打开电视机。我们曾因电话电灯和电视的问题问过蛐蛐儿的护工葛师傅，并表示我们可以想办法改变这一切。葛师傅说，电话挂得高是怕他没完没了地打声讯电话；不让他看电视是怕他受刺激；而灯光暗就是让他少看书，因为看书毁眼睛。葛师傅说得都很在理，我们没法说蛐蛐儿需要的不是这样的生活，但我们隐隐约约觉得这一切也许和蛐蛐儿窘迫的经济有关。面前这一桌在我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家常酒菜，对蛐蛐儿来说却无疑是一顿盛宴大餐。瞧他吃个没够的样子，我心里涌上一阵无以名状的心酸。当生日蛋糕端上来，J在蛋糕上插上蜡烛并一根根点燃时，机灵的服务小姐适时地关掉了电灯。大家在红黄的烛光里共祝蛐蛐儿生日快乐，并一致要求蛐蛐儿为自己五十三岁的生日说几句话。蛐蛐儿虽然几乎不说话，行动迟缓，但他清纯的目光告诉我们他的脑子是清楚的，他的内心是明明白白的。

果然，在大家期待了很长时间后，蛐蛐儿缓缓地说出了一番让大家都很震惊的话：今天和你们坐在一起我出乎意料的高兴，有你们这样的好朋友，我感到这辈子没有白活。就算是前面的路再难走我也有信心走下去；前面的事情再难办我也有信心办下去。

昏黄的烛光下每个人的表情都变得影影憧憧，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这样的感觉是容易让人产生幻觉，也容易让人充满勇气的。J在烛光里站起来，打开了那本小红宝书般的日记本，给大家念了一首当年她抄在日记本上的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诗：

我们分离了，但你的肖像

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

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

它仍愉悦着我惆怅的心灵。

我把自己又交付给新的热情，

想要不再爱它了，但我却不能，

正如一所破烂的殿堂——依然是庙，

一幅扯下来的圣像——依然是神!

她念完了，谁也没有说话。大家都沉浸在深深的感动中，说实话，现实生活中已经很难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产生一种共同的感动了，感动这个词在很多场合是一种矫情的代名词，然而这一刻，每一个人的感动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人想到，一口掩埋了三十年的爱情深窖，一旦打开，里面的温度依然烫人。

当灯光重新亮起来的时候，她的眸子里有光在闪动。她看了一眼蛐蛐儿，然后对我们大家说，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也已经人到中年，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当年的感情，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了。她接下来说的一番话让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有想到：我爸被抓以后我几乎天天都到公安局去打听情况，我妈妈和两个妹妹每天在家望眼欲穿地等我从公安局带回消息。几乎每一次都是一位姓陈的公安人员接待我，他很凶，态度很不好，总是要我揭发我爸。我说我不相信我爸会做什么坏事，我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我的不配合显然让他非常恼火，有一次，这位陈公安铁青着脸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却不肯揭发你爸的问题，你还要不要党籍!说这话的时候他将我爸的钥匙、笔、手表等随身物品从接待室的窗口里扔出来，那一刻我的心像一下子被扔进了冰窖，我甚至感觉我爸是不是死了?就在我因此感到心里发慌浑身发冷的时候，这位陈公安硬邦邦地说出了让我震惊的话：李君旭写“总理遗言”其实和你有很大关系!

我不知道J说的陈公安是否就是1976年5月那个春天的晚上，将我从工厂宿舍带回家的两个陈公安中的一位。现在回想起来，这两位陈公安其时应该也已有四五十岁。他们一个身板高大敦实，有一副宽厚的肩膀，他的一双眼睛很明亮，但是他的神情很暧昧。另一个陈公安更显威严，冷峻而不带任何表情的面容似乎时时在提醒你，作为犯人家属和公安之间绝对应该保持的距离。我觉得公安人员对犯人家属态度的好坏，常常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犯人所犯罪行的轻重，可以想见，陈公安那么凶巴巴地对J，那她爸爸的问题肯定比她想象的要严重。果不其然，多少年以后我们才知道，J的父亲王叔叔被抓以后先是关在三台山，性格刚烈的王叔叔对公安部门不分青红皂白就将他抓来气得热血上头，他曾经有过一次大胆的越狱行动，这次越狱行动没有成功，王叔叔还在越狱行动的过程中被看守的哨兵用刀刺中，这一刀离开心脏仅两公分，差点致命。王叔叔的老伴至今还保留着那件曾经被刺刀穿透的衣服。王叔叔自此罪行加重，问题升级。1976年5月27日，我爸我哥我姐和蛐蛐儿父子、阿斗父子被公安部从杭州押送北京，当时并没有王叔叔。很长一段时间王叔叔和阿斗妈妈许阿姨是与毛宁、晨光、大耳朵一起关在西天目山的留椿屋的。然而，在粉碎“四人帮”的前夕，王叔叔却突然被秘密地单独押送北京，到北京后也没有和我哥哥他们关在一起，而是单独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无人知晓，连J从她爸爸这里也从来没有问出过所以。事实上，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想搞清楚的事，每个人也都可能有永远不想说的事，有时候，往往越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却越缄默，他们更愿意将事情的真相尘封在心里。

J是在说出陈公安那番话以后将日记本交到我手里的，同时交给我的还有两张用老式120相机照的黑白照片，她告诉我，这是蛐蛐儿当年送给她的相片，她一直珍藏至今。

照片一看就是自己在暗房里冲洗的那种，相纸发黄，相片本身印得也不是很清楚。但蛐蛐儿在相片中的样子和神情完全是他当年的模样。两张照片背后都用钢笔写着小字，一张照片蛐蛐儿侧身蹲在那儿，面前是大片的滩涂和凌乱的茅草。照片背后写着：远在彼兮，旦夕以待。

——《诗经》1973.2.6，另一张背后写着：××同志留念君旭一九七三.二.七。

两张照片时隔一日，一张没有署名，感情表露却十分直接，虽然借用了《诗经》中的句子，但那种“旦夕以待”的渴望却一目了然。另一张照片后的留言却一本正经，××同志留念，是典型的那个革命时代的公开版本。我不知道当年的蛐蛐儿为何在送照片给自己心爱的女孩儿时会写下如此大相径庭的留言，但我可以猜想在那个视爱情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年代，蛐蛐儿和她之间暗中流淌的情愫要面临多少双拷问的眼睛。

现在，蛐蛐儿和J近在咫尺，三十年后的今天，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我将夹满纸条的小红皮日记本摊开在桌上，每一张纸条上我都用铅笔写满了各种问题，但我最想问蛐蛐儿的就是：陈公安当年对J说，你写“总理遗言”和J有很大关系，这是不是真的?我听大耳朵和阿斗他们也都说过，蛐蛐儿当时面临“驱逐舰舰长”的挑战，他知道“驱逐舰舰长”是J的父母给她介绍的，那年头红领章红帽徽的军人简直就是安全和可靠的象征，蛐蛐儿当时作为一个父母还戴着“臭老九”帽子的小工人，似乎没有任何可以和那位海军军官抗衡的资本。失恋后产生的无名冲动和勇气，激发了蛐蛐儿潜意识中一直蛰伏着的想冲天而起一鸣惊人的深刻念头。他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给J看，向J和J周围的所有人证明自己并非庸人鼠辈。蛐蛐儿最初写

“总理遗言”的动机当然是反对“四人帮”，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渴望为党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所担当的同时，是否也有一部分动因来自于J呢?当我犹豫了半天，最后下决心向蛐蛐儿提出这些问题时，J在一旁虽然不说话，但她的眼神告诉我也告诉了蛐蛐儿，尽管那么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已经不可改变，人生的道路也不可能重新改写，但她还是非常希望从蛐蛐儿嘴里了解事情的真相。

这一次，蛐蛐儿反应非常迅速，很坚决地摇头。

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些都是你个人的隐私，你不想说?

蛐蛐儿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的眼睛一直看着J，J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蛐蛐儿。我不死心，再一次向蛐蛐儿重复这个问题，蛐蛐儿又沉默了很长时间，终于点点头。

坐在一旁的大耳朵轻轻地吐出一口长气，作为曾经见证了蛐蛐儿那一段彻心彻肺的初恋感情的密友，他也许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清楚，在制造“总理遗言”的天平上，J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大耳朵清楚地记得，后来被公安部定性为制造“总理遗言”的“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上，蛐蛐儿进来时明显红肿的眼睛。大家都知道他刚和J见过面，那是J决定和蛐蛐儿分手的最后一次谈话。按我哥的说法，J和蛐蛐儿的分手就像在点燃的干柴上浇了一盆滚烫的油!而“狗肉聚会”之后的一两天，震惊中外的“总理遗言”就诞生了。

我注意到看似木讷的蛐蛐儿削梨却削得很有水平，像刨花卷一样落下来的梨皮居然一点不断。他将削好的梨一分为四，并且拿起其中的一瓣放到J的面前。J一声不响地拿起梨，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我想我和大耳朵都是不会妒忌J的，这一瓣小小的梨告诉我们，蛐蛐儿的脑子确实是清楚的。

J和蛐蛐儿都是1970年初中毕业后分配到安吉生产建设兵团的。她在蔬菜班，他在水稻班。刚从一个中学生成为兵团战士的她雄心勃勃地要在这块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上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锻炼成长。她骨子里是个特别要强的人，她要求自己和战友们比谁更能吃苦，谁更艰苦朴素，谁更要求上进，谁更会写小评论文章。大家争相穿着胳膊肘子膝盖屁股打补丁的衣裤，互相比谁身上的补丁多；下田挑淤泥，光脚起牛粪，什么活儿苦大家抢着干，什么活儿累大家争着上。这一切似乎比不出高低，论不清短长，虽然大家都在心里暗暗较劲，互不服气，但终究没有谁在农田里脱颖而出。她的吃苦精神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挑塘泥，肩膀上的皮都磨破了，她一声不吭；拉牛粪，男生都要发憷的活，她拉起大板车就走。到兵团才几个月，皮肤晒得黝黑，头发烤得焦黄，最要命的是从前细嫩白皙的脸蛋变得橘子皮一般粗糙，像被烫上了猴屁股般的两块红晕，她也因此得了一个很不雅的绰号：烂苹果。

那时候，兵团团部的墙报才是大家真正能展示和比拚自己才华的唯一舞台，写小评论是这些刚刚跨出校门的年轻书生们仅存的尚能舞文弄墨的机会。她和蛐蛐儿就是在写小评论办墙报的过程中渐渐走近的。她注意到蛐蛐儿总是穿一件米色的粗砺的帆布衣服，那样式一看就是父辈们传代的旧褂子，补丁叠补丁，比谁都更显朴素。他的个子很高，像一根细长的青竹竿，裤子总似乎短一截，露出瘦瘦的脚脖子。那时候，大家又给他取了另外一个绰号叫“麻秆”。他的文采是在写小评论时一下子让大家刮目相看的，她也是在写一篇评“偷黄瓜现象”的小评论时被人口口相传的。他俩当之无愧地当上了人人羡慕的小评论员。那时候男生和女生的宿舍前后排挨得很近，女生在前排，男生在后排。每天清晨太阳升起之前，她都会悄悄地拉开窗帘朝后排的男生宿舍张望，每次都会看到蛐蛐儿站在窗前微笑着看她。只要看到蛐蛐儿在看她，她的心一天都是甜的。她有个收音机，心情好或者不好的时候她都会将声音开得很大，而心情一般的时候就会将声音开得很小。时间一长，蛐蛐儿就掌握了她的规律，只要收音机声音一响，他就会伺机跑过来问她，今天心情好还是不好。

有一天，她宿舍里的收音机声音开得震天价响，蛐蛐儿心神不宁地朝那扇熟悉的窗户张望，但窗帘紧闭，他绕到门前，门也关得死死的。他想敲门，但又不敢。好不容易挨到傍晚，蛐蛐儿看到她眼圈红红的从宿舍里出来，蛐蛐儿左右一看没人，赶紧上去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原来，部队到兵团来招女兵，连部推荐了她和另外一个女生，她满心以为论政治表现和文化水平一定非自己莫属。没想到，部队最后挑中了那个女孩。她内心遭受的重创是巨大的，她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得那么响是想掩盖自己压抑不住的哭声。蛐蛐儿没有安慰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这一句话，蛐蛐儿就让心境灰暗到极点的她破啼为笑。

她的嗓子很好，在团里素有“金嗓子”之称。有一次，连里举办文艺活动，她和一位男生上台表演二重唱，她唱得声情并茂：高不过喜马拉雅山，长不过雅鲁藏布江……当热烈的掌声响起来时，没想到蛐蛐儿竟然脸有愠色，拂袖而去。她哪里会想到，蛐蛐儿这是在吃醋呢!

星期天，别人有的回家，有的上街，因为她不上街也不回家，蛐蛐儿就买来菜和肉，拉上她一起到食堂包饺子。她是山东人，会擀薄皮会包大馅，蛐蛐儿什么也不会，却津津乐道地在一旁看着她忙活，两人都很开心。蛐蛐儿就是在这时候讲给她听一个又一个爱情故事的，蛐蛐儿从小学开始就是讲故事的高手，而那些爱情故事又都那么缠绵悱恻，她吃着香喷喷的饺子，听着蛐蛐儿低低的却充满磁性的讲关于爱情的故事的声音，她觉得这样的星期天美好无比，但她此时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美好有什么更深的含义。

直到有一天，很偶然的，她在蛐蛐儿的一个笔记本上看到了他写了很多很多自己的名字，她才像触电一样突然领悟到某种柔软的藏匿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这是每一个女孩子在自己生命的旅途中或早或晚都会撞上的一种人世间最美丽的情感。

那张写有“远在彼兮，旦夕以待”的照片，是有一次她回杭州探亲时蛐蛐儿到半路上来接她时送给她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表露应该说是非常大胆和直接了，她虽然没有回答他什么，但她却收下照片，将照片藏在自己那本红封皮日记本的勒口夹层里。每天夜深人静时，她都会拿出照片默默地看上一会儿，那种甜蜜和幸福是无法言喻的。

她开始将蛐蛐儿带回家，她的爸爸妈妈和两个妹妹也都很喜欢他。爸爸是个爱才的人，蛐蛐儿和她爸爸能上谈文史政治，下侃天文地理，知识面之宽，阅读面之广，让她爸爸对这个才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刮目相看，成了忘年交。妈妈心细，也很敏感，她从女儿看蛐蛐儿的眼神和蛐蛐儿追逐女儿的目光中断定这两个年轻人中间已经发生了点什么。假如做朋友，蛐蛐儿无疑是最精彩的，但如果挑女婿，蛐蛐儿显然不合适。从外表看，蛐蛐儿太优秀了，这样的帅哥有太多的女孩追逐，不可能给女儿有安全感；从才华论，蛐蛐儿也太出色了，一个大家公认的才子和自己平凡的女儿很难携手走完人生；而最

让妈妈担心和不安的是在她看来，蛐蛐儿将来若要成为一个丈夫和女婿显然是不合格的。他是属于公子哥儿型的，而自己的女儿是属于实实在在型的，这两个类型的人在一起是不可能长久的。长辈的人生阅历和经验不可能不对J产生影响。说实话，爸爸妈妈所说的“安全感”这个问题重重地在J心上砸了一下，因为这也是她自己最揪心最困惑的问题。

我认真仔细地读了J当年的日记，可以说她和他的情感曲线是贯穿这本日记始终的，虽然整本日记中从头至尾没有一处出现过蛐蛐儿的名字，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感觉到恋爱中的女孩应该会有的快乐，爱情是深埋在革命战友的战斗友谊之下的，是“以政治帮助为基础，互相关心，互相促进的志同道合”。但有一种情绪是弥漫整本日记的，那就是焦虑和疑惑。她的焦虑和疑惑来自于蛐蛐儿无法让她相信他只爱她一个，而且这种爱是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这样的焦虑和疑惑是很折磨人的。

征得J的同意，我从日记中摘录了几段弥漫着这种情绪的文字：

一年多来，我所碰到的到底是什么?我难道真的没有能力判断一个人吗?隐藏在心底的疑问久久地被深深地埋着。今天，就在今天下午，这种疑问终于有所解了，但是我的心也因此而碎了……

我接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将是多么不幸啊!一片真诚换来的是虚假，表面上道貌岸然，灵魂深处却如此低级。我简直感到可怕，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一个沉重的打击是多么无情啊!

两年多来，有多少事曾使我感到鼓舞，有多少事曾使我感到温暖，但不可否认，也曾有多少事使我感到烦恼和不可捉摸。“纯洁”“诚挚”“有价值”都成为泡影，所谓“志同道合”也无从谈起。

……

那是一个掉在爱的漩涡里不能自拔的纯情女孩对自己深爱的人无法把握的伤感和痛苦，事隔多年再来阅读这些文字，似乎仍旧能够触摸到这种伤感和痛苦的无奈。我想，J在当年记下这些撕心裂肺的文字时，肯定遇到了对她和蛐蛐儿之间的爱情产生毁灭性打击的事情。对此，J没有对我再做更多的解释，我也没有做更多的深究，有些事情是需要烂在肚子里的，结了痂的伤口最好不要再去触碰，否则，也许会造成更深的、对更多人的伤害。

我从大耳朵提供的文件袋里找出蛐蛐儿1975年11月－1976年5月的日记复印件仔细阅读，试图从中找到和J的爱情相对应的文字，因为按大耳朵和J的讲述，包括我从阿斗、晨光等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这一段时间正是蛐蛐儿和J处于分手却又彼此割舍不下互相折磨的阶段。J的日记是印证了这一长长的痛苦的折磨的，然而蛐蛐儿的日记里却没有一丝一缕失恋者的忧伤痕迹，甚至没有一点一滴他和J交往的记录。这是奇怪和不可理喻的，像蛐蛐儿这样一个喜欢用笔头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人，怎么可能对自己生命中最深刻的情感不留一字?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给毛宁写信，给瓜子写信，给大耳朵写信，甚至给阿斗妈妈许阿姨阿斗妹妹小利写信，但恰恰没有给J写信。当我就这个疑问向J提出困惑时，她显然很意外，甚至有点失望。她问我，真的一点关于我的文字都没有吗?一点也没有。

在这些日记中有的就是一个热血青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忧国忧民的激昂!

在这一叠复印的蛐蛐儿1975年11月一1976年5月的日记中，开首是几句典型的那个时代的诗句：献给祖国吧，火红的人生!献给世界吧，闪光的青春!献给未来吧，我们生活的准则——永远革命!最后一页在1976年5月4日戛然而止。我下意识地倒计页阅读，因为我认为，就像一曲交响乐，越接近终止的地方，往往是情绪越饱满的地方。暴风雨前夜的电闪雷鸣，常常能让你在一瞬间看清楚整个天空!在蛐蛐儿戛然而止的那页日记的背面，我看到两行小字：

我不想在这本本子上往下记了，就保留这个突然中断的模样吧，1976年5月5日，我突然被捕了。1977.11.10.

往上倒推的那一段日子的日记，按时间推算正是全国追查“总理遗言”的前后，就常理而论，蛐蛐儿炮制了这样一个弥天大谎，又面临全国性的紧密追查，他不可能不在自己的日记里留下一点迹象，然而我所看到的那几天的日记里，蛐蛐儿依然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五月四日晴星期二

今天是中国青年节。遥想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冒着枪弹棍棒昂首前进的青年，不由得产生崇敬感和一种“奇特”的联想。

仅仅是一个数字的颠倒!

为此，写了一篇散文诗，也算是学学两校的文风吧。

五月一日晴星期六

今天是世界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的节日。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万岁!

中伟怎么还不回来?真叫人挂念。

四月二十二日雨星期四

前几天有中央电话通知：河北保定地区清宛等县抢枪抢粮事件。

省委下令追查杭州四·四。

今天天气很闷。早晨广播说将有寒流。下午连降雷雨，滂沱不止。

四月十四日晴星期三

四月七日晚，广播公布了中央决议：华国锋任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消邓小平一切职务。同时广播了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连日来，各大军区都致电中央表示支持。这是根据中央的指示。

……中伟从天津来了电报，西安这次也很厉害，新城广场放满了花圈，标语和杭州极为相似。

××说，我们不愿做无所作为的“名誉上”的英雄，事业需要我们，他的信中最后说：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最能看出蛐蛐儿那一段思想轨迹的是“四月十四日”前面的那一篇日记，这一篇日记没有时间和天气，显然被裁剪掉了部分内容，日记的页眉上有一行小字：以上一页日记留公安部。1977.11.7.记。

这一页日记写道：

亲爱的君旭同志，今天你参加了送花圈、贴标语的行动，你不会后悔，永远不会后悔你的这个决定。但是，当新的工作日开始的时候，你将怎么办呢?

照爸爸说的办吧，照爸爸说的办吧，照爸爸说的办吧!如果你还是一个有希望的人!

路正长，路正长，切莫庸碌度时光，切莫轻言与妄动，刻苦学习来武装!

细细体味，蛐蛐儿日记中平静的文字下还是滚动着岩浆的，火山没有爆发时，地壳表面是看不出什么异样的，然而一旦岩浆冲破地壳表层，那喷薄而出的火焰一定是熊熊烈烈的。

由于蛐蛐儿父亲李伯伯的去世，我已无法求证蛐蛐儿在制造“总理遗言”前后的那段日子里究竟和父亲有过什么样的对话，我也再无法知晓，蛐蛐儿在日记中连说三遍的“照爸爸说的办吧”究竟指的什么，但蛐蛐儿这些日记的字里行间中还是隐隐约约让人感到他似乎还要有什么重大的举动。这个重大的举动是否和制造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总理遗言”有进一步的关联我们无法断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蛐

蛐儿记日记是有所保留的，虽然我们不能说他写日记时就有这样的预感，没准哪一天日记中的文字就会暴露在公众面前，但至少他在记日记时有意识地藏匿了部分他觉得必须要藏匿的东西。他和J小小的情感显然是被藏匿了，而制造“总理遗言”这样重大的举动同样也被藏匿了!在这样完全私密的个人日记中，蛐蛐儿都是异常清醒而有尺度的，不是笔随心走地掌握着自己想用文字留下的和永远不想用文字留下的。所以，当公安部门的同志从抄家查获的蛐蛐儿的日记中找不到追查案件所需要的任何线索时，蛐蛐儿的口供就成为案子深入的依据。

蛐蛐儿的口供到底交代了什么谁也无法知晓，但是，距离蛐蛐儿5月5日被公安人员带走不到两天，5月7日到5月13日，我哥哥、阿斗、大耳朵、晨光分别在上海、江山、临安和杭州被抓，接下来5月27日这一天，是更多的相关的人一个个被逮捕。从时间上判断，应该是在蛐蛐儿被抓进去之后不到两天就将他身边的哥儿们全线端出来了。公安人员很迅速地就查清楚了这些哥儿们的父辈正是上面认为需要清查的老干部，于是一网打尽，毫不手软。

现在看来，公安部门当时认定“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子，蛐蛐儿的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无道理的。1976年1月15日周总理追悼会之后，各大报纸的新闻通稿中都提到，根据周总理生前遗言，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我哥和蛐蛐儿、阿斗、晨光、大耳朵他们就在一起猜测，总理会有什么遗言?如果有遗言，会对国家当前的政治斗争产生什么影响?大家讲到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悼词；斯大林在列宁追悼会上的悼词；晨光还从他家箱子里翻出了任弼时逝世他爸去参加追悼会时保存下来的材料，他们反复议论这些伟人逝世前后的政治背景，议论他们所了解的和这些伟人相关的人和事。我哥承认，在此过程中他也发表过不少意见。我哥说，既然报纸上都说“根据周总理生前遗言”，那就说明总理留下了遗言，这个遗言不会光说骨灰的事，而肯定会对国家的政治大事有所交代。我哥认为，依照总理的性格和他当时的处境，他肯定会叫主席保重身体；他也一定会强调老帅的关键作用；他还会肯定小平同志的工作，会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主席的英明决定；对张春桥，总理可能不会说什么，也可能会说春桥好，但要他支持小平同志工作，要大家团结起来。大家觉得我哥的推测很有道理，其他人也说了一些猜测总理还会在遗言中说什么的话，每说一条，大家都要议论一番像不像总理的口气，符不符合总理的性格。大家七七八八议论猜测时蛐蛐儿也一样高谈阔论，但他比在场的哥儿们更多一根筋的是，他那颗聪明的脑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转动，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他吸进了脑子。

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周总理与世长辞，毛主席重病缠身，“四人帮”肆其淫威，黑手伸向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江山危在旦夕。忧心忡忡的国人一直以最大的忍耐力注视着这一切，每一个人的心口都积聚着一点即燃的怒火。我哥和蛐蛐儿、阿斗、晨光、大耳朵这帮哥们那段时间是三日两头地频繁聚会，蛐蛐儿家的亭子间是他们秘密聚会的据点，这间十来平米的小阁楼常常灯火烁烁，通宵达旦。他们讨论和设想过各种各样和“四人帮”做斗争的方案和举措，他们还准备万一“四人帮”上台，他们就效仿父辈们当年的革命壮举，揭竿而起上山打游击。他们甚至商定了具体的地点，那是一片绿竹连荫，山峦起伏的丛林。他们热血澎湃，每个人都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悲壮与冲动。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不能不说在这帮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中，蛐蛐儿选择的与“四人帮”斗争的方式是奇特而富有创意的，他选择编造“总理遗言”这样一个方式，借总理的口说出了人们憋在心里已久，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喊出了人民的心声。我们今天可以说蛐蛐儿选择的方式是错误的，他编造了一个谎言，但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谁又不为他的智慧和勇气喝彩呢?谎言之所以会流行，是因为现实中不能说真话!如果人们都觉得“谎言”比现实生活更好的话，那么肯定是现实出了问题。我想，假如今天有哲学家愿意来研究一下谎言诞生的机制，这或许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

后来，当我哥他们这帮人第一次从蛐蛐儿手里看到“总理遗言”，蛐蛐儿不动声色地问他们像不像时，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怎么和我们猜测的那么像啊!事实上，蛐蛐儿编造的“总理遗言”中的许多内容都出自这群热血青年的各种议论和猜测，之后，又是主要通过他们撒向全国，传遍世界，客观上起到了整合全国人民思想，反对“四人帮”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安部门的追查和而后的一系列抓捕行动，大方向其实并无偏离，问题是公安部门忽略或者说有意模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蛐蛐儿制造“总理遗言”这件事本身只有他一个人知情，和别人并无干系。

1976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电话通知，通知中说：“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紧接着，公安部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局发出1976[12]号文件《关于认真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通知》，于是，全国范围的大追查、大搜捕开始了。等到蛐蛐儿5月5日被逮捕时，全国各地因传抄“总理遗言”被传讯和追查者已逾好几千人。

我重新再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再向我哥哥弄清楚哪些环节上蛐蛐儿没有说实话了，因为在蛐蛐儿的文章中，从杭州市公安局到北京公安部；从他一开始交代说“总理遗言”是自己在马路上捡的，到最后承认“总理遗言”是自己编造的，蛐蛐儿自始至终没有写出，他是怎样在公安人员连轴审讯的高压下撒了谎，编造了别人特别是我哥也一起参与制造“总理遗言”的故事，没有能够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了一回“甫志高”。我哥说，不能说蛐蛐儿是“甫志高”，“甫志高”是出卖革命同志，而蛐蛐儿却是在编故事。蛐蛐儿从小就是编故事的高手，在那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的高压下，蛐蛐儿这么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为了寻求自身的解脱，他就会下意识地编故事，当编造出现漏洞时，他又会想尽办法圆谎，以至越编越圆，越圆离事实真相越远。他那时到底编了怎么样的故事今天已无从考证，也从未有人想考证。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事情的结果早就清清楚楚，事情的过程却还是模模糊糊，但大家从来就没有怨恨过蛐蛐儿，从来就觉得这笔账应该算在“四人帮”的头上，可是作为蛐蛐儿自己，为什么还是沉浸在自己搭建的楼阁中，始终走不出来呢?历史上常常有许多事情就是因为后人编造故事而使真相走样，而走样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逐步加深的印象，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没有引号的真相。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也是档案馆永远有其无法替代的价值的原因。三十年后的此时此刻，当我写下这些“追寻真相”的文字时，内心是非常复杂的。我不仅感慨蛐蛐儿的命运，同样也为我哥哥等人那

时的单纯扼腕。被当时公安人员认定很有政治头脑，看问题很深刻的我哥哥，怎么就没有想到“总理遗言”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而恰恰是这种关系却让他们付出了甚至此生再也不可能得以被真正澄清的巨大的代价。想到这层，我似乎也有点明白我为什么要“重返1976”——希望这些文字能够让更多的人明白，看似无足轻重的谎言就是这样铺成了被扭曲的历史。我想，这大概也是巴老晚年一再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缘由所在。看来，“总理遗言”案还有许多未知的真相只有打开尘封的档案才能真正水落石出。

世界上有许多谎言是善意的，有许多谎言是美丽的，作为曾经在难忘的1976年震撼过千千万万人心灵的“总理遗言”虽然如J的父亲所说确实是蛐蛐儿编造的一个谎言，但这个谎言顺应了民心，张扬了民意，直到今天我依然对蚰蛐儿编造的这一天大的谎言心存敬意!但是，毋庸讳言，这一谎言在“钢丝”上弹跳起伏时没能做到最佳平衡，许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之所以最后没有造成更惨烈的后果，是因为我们的党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一举粉碎“四人帮”。假如蛐蛐儿在多年以后重新审视自己当年的谎言，能够勇敢坦诚地面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那么我相信，无论是坐在轮椅上，还是蜗居在斗室中，他依然可以活出新的精彩!

2007.6.7.改定于杭州穗庐

补记一：

我哥哥看了这篇文章后建议我将题目改成《追寻真相》，一开始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这会打乱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最初的立意和框架结构上的营造，我在修改稿上依旧保持了《钢丝上的谎言》这个题目，但当我再一次看自己最后的定稿时，我承认，我哥建议的《追寻真相》这个题目比《钢丝上的谎言》似乎更准确，更符合这篇文章的主旨。所以，我决定用《追寻真相》来作为这篇文章的标题，但我也不打算根据或围绕这个标题再动文章的框架结构和调整具体内容，我甚至在文中保留了我最初为什么用《钢丝上的谎言》这个标题的由来的文字，我将我写这篇文章的心路轨迹袒露在读者面前，我想这篇文章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历史和历史对现实的观照，而不在于文学。

补记二：

交稿的日子早就过了，但我却迟迟没有将稿子送出去。原因是“总理遗言”的几乎所有当事人看了我写的文章，大家都陷入一种深深的矛盾和犹豫之中。我哥最先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对蛐蛐儿是否太苛刻了，他毕竟是一个脑子受到严重损害的人，试想，作为一个正常人都要尽量回避痛苦的真相，何况蛐蛐儿!理解他，体谅他。更多地关心他吧!阿斗则专门跑到我办公室来和我商量和讨论，他说，在人们心目中，蛐蛐儿一直是一个反“四人帮”的英雄，你的文章追寻的真相会不会改变人们对他的印象?他的家人和他本人会不会有想法?大耳朵也几次给我发短信，要我注意这个措辞，修改那个用语；还有J更是直截了当地问我，你用的“谎言”这个说法会不会伤害蛐蛐儿?

其实，我和所有当事人的心情是一样的，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始终充满了压力，我知道写纪实文章和写小说不一样，它要面对无数双审视的眼睛；也有人劝我，你应该用这些素材写小说，那会省却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纪实，我觉得那是一种责任，它限制和要求你放弃文学作品的虚构和想象，就像一根勒紧我的绳索，时时提醒我不能信马由缰，历史需要客观和严谨。我理解那些和蛐蛐儿一起走过1976腥风血雨的“总理遗言”当事人对蛐蛐儿发自肺腑的患难情感，在那些曾经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忧患的日日夜夜里，在那些为反对“四人帮”而进行火热斗争的难忘岁月中，他们这帮热血青年的心和血自始至终跳在一起，流在一块。蛐蛐儿是他们中的一员，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和他反“四人帮”的勇敢与智慧比起来，这些小毛小病不值一提!他们不希望我的文章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不经意地对蛐蛐儿造成无意识的伤害，他们爱他就像爱自己的兄弟!我深深地为他们每一个人的善良真诚而感动，我想，他们不希望的，也是我不愿意的，但是倘若我们因为此而永远回避真相，那我觉得不仅无法坦然地面对历史，而且也无法让蛐蛐儿从他一直沉浸的虚幻中真正走出来!蛐蛐儿需要的是一种大爱，帮助他真正认识自己的大爱!

补记三：

对于最后是否用《追寻真相》这个题目，当事人们在我将要发稿之前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几个当事人认为，我的这篇文章写到最后，真相依旧没有大白。当事人担心用这个题目会不会使读者误解真相已经大白?我说。我是在追寻真相，在追寻的过程中不断对人生和命运有新的体会和感悟，我注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而我哥则说，他从来就不想回避真相，然而唯一了解所有真相的蛐蛐儿毕竟脑子受了重伤，而你却还要幻想他能像正常人那样思维，要他勇敢坦诚地面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要让他从一直沉浸的虚幻中真正走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的情况下，试图通过一个脑子曾经受到严重损伤的当事人的回忆来追寻真相，不但对他本人可能会造成新的伤害，也会使真相更加扑朔迷离。我哥要我放弃在蛐蛐儿身上追寻真相的企图，他说，等我们大家再老一点，当尘封的档案开禁时再去追寻事件的真相吧!

我想，我哥哥的话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