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与企业的冲突

刘旗辉　周忠华　傅署安　张　馨　苟德平

一片雪花往往引发一场雪崩。

52岁的香港商人，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树鸿的死，再次让这句看似平淡的话一语成譏。

8月，大洋彼岸的一只蝴蝶抖动的一次翅膀，远在太平洋东海岸广州佛山的张树鸿，则引起了一场龙卷风——不堪忍受1900万件玩具被招回的“沉重打击”的张树鸿，选择了一种让所有人都不能理解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结束了自己身前纷繁复杂的尘嚣。

在商业重压下，选择逃避或者选择终结生命的，张树鸿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张树鸿结束生命的前夕，没有人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但很显然，他一定相信天堂里没有生意的烦恼和商业场上的尔虞我诈，一定没有身名之累。

我们常说人生的上半场，追求的是成功，人生的下半场，追求的是意义。站在张树鸿事件面前，你会觉得，这句话，按照主流文化的理解很正确，但对任何一个置身追求成功路上的人来说，似乎又不完全对。

对幸福的人生而言，成功似乎是个伪命题。在一个人人都渴望成功的时代，追求成功似乎是一剂毒药。

张树鸿的死，我觉得应证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命题。从人性角度来思考，张树鸿们的逝去，去又是个体生命的悲哀：因为他们还没有弄清楚，对企业来说，一个组织构架的基本要义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企业家作为个体生命，人生追求的目标，却应该人生幸福的最大化。

组织的兴衰成败，似乎伴随着具体的人的成败得失。但是，我个人认为，要达到人生幸福的最大化，最好还是将个体生命的快乐和愉悦，和组织的兴衰分得明白一些才好。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对企业家来说，现实的无奈多过生命的快感。财富带来的自由，似乎和自己渴望的自由相去甚远。所以，对一个企业就是生命全部的企业家来说，一旦企业风吹草动，他就惊诧莫名。

《商界时尚》曾经讨论过财富带来的自由的命题，似乎还响在那些有心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们耳边：自由不是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你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获得这样自由的人们，生活中一定很超然，也一定将企业的成败和个体生命的体验分得很开。

所有有了本期的策划，我们应该追求什么，共同探讨当代企业家的个体价值观。

2007年8月13日，卷入美国玩具回收案的中国玩具制造商，佛山市利达玩具有限公司的所有者，52岁的香港商人张树鸿，被发现在他公司仓库间悬梁自尽。

张树鸿自杀，外界一直认为直接原因是美国最大的玩具制造商之一，美泰玩具公司(Mattel)，发现上架货品的涂料中含铅，不得不在全美立即召回83种1900万件玩具，包括“芝麻街”人物和芭比娃娃。这批玩具都是利达公司制造的。玩具被召回及其原因一在公众媒体上曝光，张树鸿就被逼上了绝路。

没有人知道，张树鸿在选择悬梁自尽之前想过些什么。

这个勤劳的商人，从来没有结婚，一心一意扑在他的工厂上。他长年在工厂里住一个25平方米的小房间，起居饮食跟他的工人们差不多。他个人也没有很多的钱财，他把大部分利润，包括他自己应得的部分，都重新投入了工厂，为的是翻新厂房和设备。如果他不是个有良好信誉的商人，也不会跟美泰维持合作关系达15年之久。在他死之前，公司下属的其中一个工厂正要搬到投资500万的新厂房去。张树鸿的工厂一向准时付工资，也不强迫工人加班。在工人和管理人员眼中，他决不是个坏老板。

然而玩具被召回了，美泰被美国媒体批评，继而将这些压力转给中国制造商利达。张树鸿经不起这个打击，他自杀了。

如今的利达，寂静萧条，记者看到的现状是，利达的仓库里高高堆着准备销毁的玩具。

显然，利达在玩具召回事件中也是受害者。美泰承认与利达的合作关系相当久远，不大可能是利达突然决定“拆烂污”。利达的油漆供应商卖给利达含漆超标的油漆，直接导致了玩具的不合格。整件事中最无法解释的是：利达是有检验油漆铅含量的仪器的，他们以前也有常规检测。为什么这次没有查出来？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人知道。不过可以知道并肯定的是，张树鸿为此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张树鸿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各方震惊于张的选择，而玩具召回事件则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了让各方平息的结论。他的死就如同投入湖中的一粒石子，当波纹平复之后，剩下的是人们的唏嘘感叹，一条生命的代价是否仅在于此？或者这是否就是张树鸿希望用自己的死来达到的目的？

谢罪还是报复

在跨国商业纠纷的大漩涡中，张树鸿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他的死让一直纷纷指责中国商人没有良心、唯利是图的美国媒体大为震惊，并重新审视沃尔玛、玩具反斗城的价格标签，意识到上游零售商的威逼压价和美国消费者的唯低价是瞻导致了不健康的生产方式。毕竟在血汗工厂里月工资低于100美元的工人离美国普通人很远，而吞下含铅玩具致死的美国儿童很近。但是因为含铅玩具事件自杀的工厂主，无形中把经济链条的两端联系起来。两端出了不同的毛病，根源却是合一的：盲目追求廉价，不仅损害了生产商，也损害貌似得益的消费者。真正得益的，是抓准了消费者心理又有财力控制供应商的中间商们。

玩具收回事件告一段落，商业纠纷目下已经解决，消费者的利益得了保护，各方面的声音正在逐渐帮助普通人接近最合理的结论。

只是这一切，真的需要张树鸿自杀谢世的行为来达到么？如果张树鸿不死，媒体和业界是否会心安理得的将责任推在中国生产商头上，不再深度反思？

张树鸿自杀，工厂仍然摆脱不了清盘关门的命运。纵使远隔大洋的纽约时报和其他美国媒体纷纷对这一事件表示同情，张树鸿的同事和工人们还是不得不另谋出路。

或许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张树鸿不死，他也许可以顺藤摸瓜地找出卖给他不合格含铅油漆的供应商并要求赔偿，而其他玩具生产商的生产隐患也便少了一分。再说，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张树鸿大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他还有厂房、设备、人力资源，有跟美泰15年的合作经验。

美国的公司要求赔偿，也不大可能万里迢迢派一班人马来接管整个利达，还是需要当地的管理团队。就算是利达全副家当卖给别人，张树鸿也还是可以从打管理工干起——他毕竟不是从头开始就拥有利达的，而是以管理人员的身份一点点买了过来。可是他并没有选择看上去相当崎岖漫长的活下去的道路，而是选择了迅捷的死亡之路。他的死，是表达对员工的歉疚，对合同另外一方的谢罪，还是向陷他于大困境的不义油漆供应商报复，我们现在都无从得知。

张树鸿的死，是偶然也是必然，在企业家光鲜亮丽的背后，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苦酒，在以公司为圆心的生活轨迹上，逐渐偏离的是自我的身心健康。拥有了成就感，拥有了名利，透支的却是日渐憔悴的身形和日益紧绷的神经。物极必反，当积累到一定程度，黄金也变成了白骨。

企业家的脆弱之心

尽管人死不能复生，但从张树鸿的离去，我们也许可以想到另外一些问题。

现代城市人生活压力大，心理疾患增多，已经是众人皆知的情况。然而细究根底，现代城市生活的水准比起过去根本是天上地下，一天不工作就没有米下锅的情况，极少发生。现代城市人的压力经不是赤裸裸的衣食压力，而是相当抽象的与“成就感”等相关的压力。如何衡量个人的努力程度和取得的成就，便成了很私人的一件事。

对于企业家来讲，成就大小表面上看来有“硬指标”：赚多少钱，打开多大市场，公司规模多大。很多企业家用这些数据和自己比，和别人比，从而找出不足之处，继续奋进。这样的工作态度当然是很积极的，但不免给自己的压力太大。毕竟更高更强的地标举手皆是，化压力为干劲，一不留神会让自己背上沉重的十字架。超越昨天的自己或是同行竞争对手当然很有成就感，但成就感比起压力来实在太短暂。人在江湖，身不由已，商海沉浮十数年下来，静夜独思不免惊觉原来已经揽了这么多压力背上身。

当然，也有人天天搏杀在办公室和谈判桌前，“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商场为战场，商场为家园，根本没有静夜独思的机会。这样对个人的身心健康就更危险了。心理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发展为心理疾患。心理疾患体现为：不再能正确对待和分析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种种挫折，本来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普通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小小龃龉甚至无心小心，在有心理疾患的人眼中看来，变成了挥不去的乌云跨不过的坎，或者是某些人串通一气设好了局一步步陷害自己。

另外，商界人士生活不规律，饮食起居无度，工作量负荷高，缺乏锻炼和休养，长久下去，人届中年，常有一种或多种疾患。大部分疾病虽然不是沉疴之疾，却也不是疥癣之患。病痛的折磨可以让人灰心丧气，意志薄弱。如果再缺乏家庭的温情缓冲或可靠同事的开解，以及必需的医疗帮助，弄不好便走上一条绝望的自尽之路。而这样悲惨的后果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商界人士的自杀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纸面上的理论或统计上的可能性，虽然报纸上的案例与统计数字，如果留心一下的话，触目惊心。一项统计显示，到2004年为止，中国自杀的中高级企业家和商界人士已经达到1200人。

2005年1月1日，山西运城鑫龙稀土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从自己集团的办公总部大楼跳下，命丧当场。1月4日，陕西金花集团副董事长徐凯，在宾馆房间内自缢。

在公众看来，此二人都是商界的顶尖儿：赵恩龙是资金数亿的集团的董事长，徐凯更在中国富豪榜名列第98位。正处年富力强之际，为何打这样一个死劫呢？

深入地调查一下不难发现，这两个集团虽然表面风光，但当时却都面临着经济困境：投资线拉得过长，投资范围涉及太多国家正收紧控制的领域，因此借款无法归还，欠下的工程款、地价无法支付，正处于资金链将要断裂的四面楚歌的情境。

除了事业上的困境以外，徐凯的个人生活也充满不快。三次失败的婚姻剩下他孑然一身；在广州工作有年，回到家乡反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能一个人住宾馆；逢年过节，下属同事朋友都高高兴兴回家团聚，徐凯独自向隅。三次婚姻留下一双儿女，曾经是他的命根子，长大后都因为他工作太忙和处理不好几次婚姻关系冷淡下来；徐凯自身的健康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已经查出患有抑郁症、前列腺炎和糖尿病。可是他还是忙得顾不上去医院检查。工作压力、生活问题和健康原因几方面压上来，可能就是徐凯的自杀原因。

商界人士的自杀，不仅仅在中国企业家中存在，外国的例子也不少。2002年，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商业欺诈丑闻制造者——恩朗能源公司（Enron）的前副总裁克里夫德•巴克斯特(Clifford Baxter)的尸体在他自己的车里被发现，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头，旁边还有一封遗书。

巴克斯特的死在恩朗案这块滚热的铁上浇了一大勺冷水，一时间美国商界、政界、新闻界烟雾腾腾，各种猜测纷纷出笼。因为当时美国司法部门正在调查恩朗案，巴克斯特已经答应检方出庭作证，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死了，人们难免议论纷纷，质疑是否有他杀的可能性。最终德克萨斯州警方的法医解剖报告表明巴克斯特是自杀的。他在车中留下的给妻子卡柔的遗书中写道：“卡柔：十分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我曾经很努力地做正确的事，但是那些曾经的光荣，现在都没有了。我十分爱你和孩子们，但我的存在已经不能对你或者我自己有丝毫的好处了。痛苦把我压倒了。请你试着原谅我。克里夫”( Carol, I am so sorry for this. I feel I just can't go on. I have always tried to do the right thing but where there was once great pride now it's gone. I love you and the children so much. I just can't be any good to you or myself. The pain is overwhelming. Please try to forgive me. Cliff)。

1988年12月11日，芬兰诺基亚公司的总裁卡里•凯雷莫(Kari Kairamo)于家中自杀，时年56岁。凯雷莫是个精力过人、天资丰厚的人。他35岁进入诺基亚公司，42岁当上诺基亚公司的总裁。在七十年代，是国际大集团CEO群体中凤毛麟角的年轻力量。他不仅发扬光大了诺基亚在芬兰的第一大企业的地位，更热心地在政治上通过诺基亚在商业行为拉近芬兰与西欧之间的关系，成效甚为显著。他也极为重视与苏联的贸易和政治来往，使芬兰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极特殊和重要的角色。然而这样一个在商界政界长袖善舞的成功人士，自30岁起就已经表现了严重抑郁症的症状，也有人猜测他自杀是因为工作太繁重，使他的精神和体力都趋于油尽灯枯。

韩国现代集团是韩国首屈一指的大工业集团。创始人郑周永在韩国的影响力，比几任总统都大。郑周永育有八子一女，个个在商业界是文武全才，却也很多人命运多舛。郑周永着意培养的接班人长子郑梦弼早年车祸身亡；四子郑梦禹因为工作压力大而患上精神疾患，被剥夺继承权后自杀。郑周永的商业帝国逐渐由他三个最杰出的儿子：次子郑梦九、五子郑梦宪、六子郑梦准接手。其中五子郑梦宪对老父最为忠心耿耿，一直全力为增进父亲的影响力和推动韩朝经济合作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钱财，甚至不惜为父坐牢。

2000年，郑梦宪就任现代峨山集团董事长。然而现代峨山经营不善，危机重重，集团财产日益缩水；与此同时郑梦宪不断被韩国司法部门调查，涉及当年向朝鲜提供资金和韩国前独裁总统的案件。

频繁作证使郑梦宪身心俱疲，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向内向坚毅的他又不愿轻易向别人求助。2003年3月4日，郑梦宪与家人一道吃过晚饭，又与几个至交喝了酒，然后到现代集团总部大楼自己的办公室去。他对司机说：“我过20到30分钟就下来。”第二日清晨6时，他的尸体在花坛里被清洁工发现，警方最终报告为跳楼自杀。他的办公室内留下了两封遗书，感激自己的助手曾经的帮助，并希望妻子儿女将自己的骨灰撒在北朝鲜金刚山。他写道：“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我将所有的困难都留给了你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杀对于一个企业家而言是懦弱的表现，死亡需要勇气，而活下去则是更大的考验，因为在他们的肩膀上扛着的不是一个人的生死存亡。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的古人教导了我们，要想成大事，寻找到生命中的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千金何重，生命何轻

看了上述中外企业家自杀的案例，人们不禁要问：自杀有什么用？自杀能挽回企业面临的困难吗？

从公众眼中看来，企业家自杀有百害而无一利。

如果企业已经病入膏肓，那么企业家自杀也不过是给企业做陪葬，于事无补；如果企业尚有一线生机，企业家自杀无疑会将这一线生机掐灭——谁会情愿接过一个曾经逼死前任的烫手热山芋呢？

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自杀是一种负起责任的表示，自杀者通过自己的死亡，将所有的责任揽于一身，换得他人平安无事。无论欠下的是人情债还是经济债，人一死就都一笔勾销。在这种习俗下，自杀虽然是个艰难的选择，对于困境重重的家族式企业倒是有点帮助：不是过去的人们比现在尊重生命，而是人们普遍相信鬼魂如果感到受了不公平对待，会采取报复措施。然而这种思维和行事方式，在今天的社会已经完全行不通了。

郑梦宪自杀，并没有阻止韩国政府调查现代集团向北朝鲜投放秘密资金的案子和涉及的其他经济贿赂案。现代汽车集团的董事长，郑梦宪的兄长郑梦九，2006年便因为涉嫌向韩国官员行贿而被捕并坐牢。恩朗的前董事长克里夫•巴克斯特早在2001年便质疑公司的账目有问题并辞职。在他自杀前夕，曾经同意为联邦检控方出庭作证。然而他没有顶住巨大的精神压力，也许是指证以前朝夕相处的亲密同事让他左右为难，或者是假账丑闻他本人也牵涉其中？到底是什么让他最终选择自杀已无从知晓，但美国政府调查恩朗的脚步却没有因为“人命官司”放慢半点，涉案的高级商业人员被捕的被捕，坐牢的坐牢，罚款的罚款，事情的发展方向没有任何改变。

既然企业家的自杀于事无补，对人对己对事业都是极大的伤害，那么如何避免企业家自杀便成为每个商海搏击之人十分关注的话题：毕竟人都有顺境逆境，保持健康的身体和精神迎接每一个挑战是必需的。企业家们都工作繁忙，往往忽视了身体健康和家人的需要。健康需要有规律的生活和适当锻炼来保持，这两点偏偏都是企业家们难以做到的，尤以中国国情为甚。

很多谈判、分析、布局，都少不了酒桌。荤腥油腻满桌又吃不下多少，烈酒以“增进感情”为名一轮接一轮的灌，忙碌起来又常错过饭食，更不要说有规律的体育锻炼了。因此不少企业家进入中年后，都多少患有慢性病。疾病不仅是生理上的，也可能影响到心理：很多精神疾病其实是根源于体内神经系统的化学物质失调，一旦遇上外界诱因便可能引发抑郁症、躁狂症或精神分裂症。

另一方面：温暖快乐的家庭生活，在金钱不是问题的企业家们反而常是一种奢求。因为工作忙，难免忽略了家人的感受。无论是丈夫妻子还是儿女，往往一两天见不到一面，长久家人难免感情冷淡，生怨言，严重的甚至求去。企业家如果“与事业结婚”，现实中的配偶不受伤害是不可能的。

企业家的工作也充满诱惑，这一点在男性尤甚。在商场上交际应酬，免不了“雾里看花”，比起家常风景，当然艳魅充满诱惑力。自杀的金花集团副董事长徐凯，与第二任妻子结婚20多年，生儿育女，曾经把儿女看得比什么都重。结果中年危机一来，执意与妻子离婚，哪怕分割财产、股权也再所不惜。离婚后旋即迎娶比他小27岁的第三任妻子。但终于因为他根本无暇顾及家庭生活，不久后还是与第三任妻子离婚了。不能说动荡不稳的私人生活是徐凯自杀的原因，但家庭风波对他的抑郁症，更有火上浇油。如果他固定抽时间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在公司困难的时候有家人的鼎力支持，退一万步讲，纵使企业的痼疾不能挽救，他还是可以以积极的态度过下半世，或者另谋东山再起。

失败再起的企业家，例子有很多。巨人集团的史玉柱曾经是改革开放年代屈指可数的风光成功人士，巨人集团的摊子铺得极大，从房地产到计算机。但是因为好大喜功，发展太快，后继不足，史玉柱也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债主天天讨债，敲门打砖，围追堵截的惨痛经历，但终于一步步甩脱了因为盲目发展房地产背上的巨债，靠着保健品市场重新成为中国的知名企业。抛开保健品的争议性不谈，如今的巨人集团在市场调查、产品定位和宣传方面做得十分成功。如果史玉柱当年失意之日也选择了一条自杀的不归路，那么就再不会有今天成功的“巨人”了。纵使“巨人”顶着同一个名字成功，也已是花落别家。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仅对企业的健康发展胸中早有全盘筹划，更应该在遇上天命不如人意的时候，有“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的胸襟和气度。甚至“从这里跌倒从那里爬起来”，又有何妨？

要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更应该及时注意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像聪明人在一定年龄之后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一样。

现代城市人其实有着各种各样的精神疾患。据国内某心理咨询热线的统计，自2002年到2007年该热线有20万来访者，其中36％有过自杀念头，12％有过自杀行动。而企业家作为“职业生活高压”的人群，精神疾患决不可小视。目前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而中国专业的自杀预防机构，还只在起步中。1988年，广州的陈云清医生在广州建立了“培爱自杀预防中心”；9年后，陈云清在家中悬梁自尽，该中心遂告解散。专业精神医生尚有不能自救的危险，生活在高度精神压力下的企业家更应该时刻小心。精神疾患和普通生理疾患一样，很多可以通过预防和及时施治解决。精神疾患初起，往往和生理疾病一样有很多征候。无论是患者本人或是家人同事都可能留心到。一个聪明的商界人士不会讳疾忌医，同样也不会忌讳精神疾患。及时找心理医生谈话、治疗，事半功倍，可以避免日后不必要的悲剧。

一个成功的商界人士，不仅对成功有着详细的筹划，对失败也有充足的准备。不被成功的喜悦冲昏头脑，也不被暂时的挫折打击到失去生活的欲望，正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忌讳谈论失败决不是聪明的做法，以家庭为代价的商业成功并不那么甘甜。注意保持身心健康，维持平衡的生活，其实是为了更大更长久的事业成功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