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和小科员

龙应台

傲慢

1999年7月，我正在筹划一趟单车旅行，带两个孩子去走莱茵河岸。5天单骑，一天20公里，大概可以沿河百里。正在研究地图的时候，接到台北马英九市长的秘书来电，大意是说，因为马市长希望邀请龙教授回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

我记得自己当时不假思索地答复：“要履历？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嘛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

没几天，接到马市长自己的越洋电话。从电话的交谈中，我知道，这个人，还真的读过那些没什么意思的书了。

又过了几个礼拜，接到市长贴身秘书的电话：市长将亲自到法兰克福来，晚上八点多到，“龙老师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谈？”

我也记得自己当时三分玩笑、七分认真地答复：“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

于是市长风尘仆仆从台北飞到罗马，在罗马密集而繁琐的公务行程之后，只身与秘书一人，摆脱了记者团，悄悄飞到法兰克福机场，再从机场搭出租车，在德国的暗夜中寻找我离城20里路乡下的家。

是在进入了政府的公务系统之后，在长达近4年的公务生涯每天工作16小时的高压后，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回想到当初的“跨星际”接触，我才认识到自己身上“知识分子的傲慢”是多么的不食人间烟火，多么的自视清高。

我不是个高傲的人。曾经有记者观察到，在签名售书的场合里，当我坐着为排队的读者签名时，如果年长的读者出现，我一定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为他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