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忙于国事中的周恩来,对这场浩劫的到来感到难以理解。他和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文革”之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
“这一点我很不安心”
1966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完成开局之年的国民经济,周恩来聚精会神,废寝忘食。1月15日,他在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说:“帝国主义还存在,越南战争还在趋于扩大,因此要备战。一切经济建设、文教、卫生、政治、军事等,都要有备战思想和备战准备。但这不是把工作停下来,是把一切工作和备战结合起来,边备战,边建设。”

1966年年初,北方八省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周恩来亲自布置抗旱工作,把8位副总理和部领导安排到抗旱第一线,就近领导抗旱救灾。他自己则负责山东和河北。就在周恩来召开北方农业小组会议期间,3月8日凌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当即前往邢台视察灾情。同时,他又指示卫生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立即派出医疗队前往救护。当天晚间,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和总参谋部有关人员开会,商定紧急措施。次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汇报了地震灾情和紧急处置的方案。当日下午,他轻装简从,乘专列向石家庄疾驶而去。专列停靠在石家庄后,还能感受到余震的颤动。周恩来下车听取了地方领导的简短汇报,随后又登上直升飞机,直飞震情最严重的地区。
此时的邢台地区仍是余震不断,有的地段震开一米多宽的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