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儒学复兴与易学历史哲学的关系

章伟文

摘要：本文认为，北宋儒者力图从儒学经典中去探求一种大中至正之道，将之上升为最高的理性原则和文化精神，即所谓天道或天理，并以之来制约王权在世间所具有的至高无上地位，为经世济民提供理论指导，这是北宋儒学复兴的深层动因之一。北宋儒者主要通过阐发《周易》之理来实现儒学的复兴。他们希望通过对理想政治蓝图的描画来规正现实政治生活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们对历史发展目标、社会历史的结构及其变迁、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规律等历史哲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易学历史哲学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北宋儒学的复兴得益于易学历史哲学诸问题的探究。

关键词：北宋；儒学复兴；易学；历史哲学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8)02-0069-06

Revival of the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conceived in Yi-ology

ZHANG Wei-we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believes one of the motives that makes in deep level the revival of the Neo-Confucian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s to search for a Dao which is advanced to the sublime principle and metaphysics，namely，the Dao of heaven or heavenly principle so as to restrict the kings power，and provide with a theoretical direction of managing state affairs. The Neo-Confucian scholars realize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through interpreting the Zhouyi，and attempt to regular the social politics with their Confucian ideal political blueprint，with regard to this，they make a deep discussion on the issues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such a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history，the framework and changes of the society，the motive and law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o on. So，the revival the Neo-Confucianism results in some degree from the research of some issues on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conceived in Yi-ology.

Key words：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revival of Confucianism；Yi-ology；historical philosophy

朱伯崑先生在其《易学哲学史》一书中提出了“易学哲学”的概念，认为对《周易》经传典籍，既可以研究其字义和文意，从而形成训诂、注释和考据之学；也可以研究其所涵蕴的哲理，形成义理之学(序，第1页^[1]。他认为历代易学家对《周易》义理的解释和对其理论思维的探讨，涉及到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包括哲学基本问题和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部分内容可以称为易学哲学。(第2页)^[1]而历史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哲学重点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过程、历史认识的方法和性质(第1页)^[2]，关注诸如历史创造与历史基础、历史结构与历史过程、历史发展动力与规律、历史认识与历史理解、历史的目的性与文明的意义等哲学问题。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北宋易学哲学中亦有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这可以称之为易学历史哲学。本文拟就北宋易学历史哲学与北宋儒学复兴的关系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北宋儒学复兴的深层动因

北宋的建立，虽然结束了唐后期及五代之乱，但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仍然面临许多难题。在政治方面，鉴于唐朝藩镇割据对皇权的冲击，宋初统治者倾向于建立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体制之下，国家大政方针取决于君主的个人意志，国家政治生活缺乏应有的活力，并由此带来了种种问题，突出的就是各级政府行政办事效率低，人浮于事，官场死气沉沉，各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现象比比皆是，出现了大量的所谓“冗官”和“冗员”；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虽然北宋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了世界同期历史上的一个较高水平，但北宋政府维持着庞大的官僚、军队机构，加上向辽、西夏等进贡的贡物和岁币，使广大民众经济负担沉重，国家积贫积弱；在文化方面，如何对各种学术文化思潮做出合理定位，并在社会中确立一个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兼顾全社会整体的最大利益?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北宋儒学发展和复兴的强大驱动力。

北宋儒学的复兴，不仅表现在其理论体系较之以往更加完善、学术内涵更加丰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儒学其主体精神和问题意识愈来愈明确。北宋儒者重点思考的问题包括：时代和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儒学的真正精神是什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去发扬光大这种精神?儒学如何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为自己定位?很多儒者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上述这些问题，并努力对这些问题去加以探求和解决，这直接导致了儒学在北宋的发展。

北宋儒者非常重视发挥传统儒家重视现实关怀、积极入世、济世的淑世精神。他们大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如北宋名儒范仲淹在其著名的《岳阳楼记》中有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可以说是这种精神的一个集中体现；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第795页)^[3]的志向和抱负也映证了这种精神；而程颢、程颐兄弟也表现了强烈的救世济民之志和现实关怀之情。程颐十八岁就给仁宗皇帝上书，“臣请议天下之事，不识陛下以今天下为安乎?危乎?治乎?乱乎?乌可知危乱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则臣请明其未然。方今之势，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者乎?《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窃惟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匮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岁失望，便须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为固也。”(《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五，《上仁宗皇帝书》，第511页)^[4]表达了他忧国忧民之心；程颢有《下山偶成》之诗，其云：“襟裾三日绝尘埃，欲上篮舆首重回。不是吾儒本经济，等闲争肯出山来?”(第476页)^[4]司马光通过编《资治通鉴》，希望统治者能以史为鉴，改善政治统治。可以说，北宋儒者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非常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他们注重从儒家“六经”及“史”中去探寻治国安民之道，以对现实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进行检讨，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担待意识”。在这种担待意识的指导下，北宋儒者先后发起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经济变法和文化方面的各种讨论，如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王安石主持的经济变法，以及北宋时期知识界在思想领域中展开的新、旧之争，蜀、洛之争等。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具体政治见解各异，对国家大政方针有着差异相当大甚至根本相反的理解，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都发扬了儒家的注重现实关怀、积极入世济世的淑世精神。他们研习儒学经典的目的，不仅是要对儒学的经典进行文字的训诂和经义的训释，更是要探求其中所蕴藏的大中至正之道，为经世济民提供理论的指导。如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臣所学者，天下大中之道也。圣人性之为圣人，贤者由之为贤者，尧、舜用之为尧、舜，仲尼述之为仲尼。其为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晋之属，去之远甚；汉、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学之者众矣，而考其得者盖寡焉。”(第510-511页)^[4]程颐认为天下存在一种“大中至正”之道，这种大中至正之道，圣因之而成圣，贤因之而成贤。此道亘古亘今，三代及其以上，秦汉、魏晋直到隋唐，历世都存在，在乎人之“由”与“不由”，大由则天下大治，小由则小康，不由则天下衰而不振。

那么，北宋儒者为什么要从儒学经典中去探求所谓的大中至正之道?历史上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变的大中至正之道，这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但这种假设在当时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王权在世间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专制的权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约束，就可能泛滥成灾，给国家生活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从汉代大儒董仲舒“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灾异说来对封建王权进行某种程度的约束起，历代儒者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思考。北宋儒者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作为处在国家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君王在国家生活中总想贯彻自我的意志，以一己之志来统治社会，而儒者们则想通过树立一种更高的文化理想或理性原则来制约君王，达到一种权力的基本平衡，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他们从儒学的经典中要设定一种大中至正的圣王之道，这是一种最高的理性原则和文化精神，他们将之上升到天理和天道的高度，封建君主作为“天子”，要按天理天道行事，才能奉天承运，了知天命而稳固自己的统治，而不能以一己之私意抗天命而行。北宋儒者通过借助于阐释儒学经典来探求王道政治的理想蓝图，儒学也因之在北宋时期得到了复兴。

二、北宋易学历史哲学在儒学复兴过程中的作用

北宋儒者推阐天道、天理的目的在于为现实建立合理的政治体制确立理论的依据，而《周易》被认为是儒学诸多经典中“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北宋儒者绝大多数都研究《周易》。如范仲淹泛通儒家六经，尤长于《易》；宋初三先生中，胡瑗著《周易口义》十二卷，孙复著《易说》六十四篇，石介作《徂徕易解》五卷；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易或问》、《张令注周易序》、《传易图序》等；李觏作《易论》、《删定易图序论》；刘牧作《易数钩隐图》和《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解释《周易》的原理；司马光作《温公易说》；张载作《横渠易说》、《正蒙》；程颐作《易传》；邵雍作《皇极经世》等等。

对于《周易》一书的性质，北宋儒者在认识上大体一致。程颐说：“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第689页)^[4]“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第690页)^[4]认为易之道，先天地而生成万物，后天地而成天地之务，《周易》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蕴藏的无非是天道性命之理，圣人因之而可以开物成务。张载提出“易即天道而归于人事”的观点，认为《周易》悉备天道与人事变易之道，循此变易之理而行，可致天下大治。邵雍认为“人能用易，是为知易”，他著《皇极经世》，力图观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以达乎万物之变。周敦颐以《周易》乾元为诚之源，而“诚”又是儒家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范仲淹重《周易·系辞》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思想。等等。北宋儒者研《易》的目的在于要探求一种最高的政治理想，也即他们所热衷的“王道”思想，并以之为指导，求得在现实中确立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制度和秩序，以解决国家和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他们一般从偏重于自然主义的天道和天理的角度论大中至正之道体，这是从形上的层面来论天道与天理；又从形下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层面论天道与天理之具体落实，这更多地偏重于人文主义。(注：此观点受余敦康先生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的影响而提出。)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儒者表现得对天道关注得多一点，有些儒者表现得对人事关注得多一点，而更多的儒者则是兼顾天道与人事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即一方面通过发挥儒学的经世致用功能，积极探索合理的、与时俱进的经世致用之道，另一个方面，又要对这种经世致用之道进行理论的提升，使之上升到天道的高度；既以形上之天道、天理来引领现实的政治生活，达到神道设教、人文化成的治理实效，又以现实政治生活的内容不断补充天道或天理的内涵，使天道和天理不致于凝固、僵化，从而形成一种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双向互动。北宋儒者通过将《周易》所体现的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精神进行结合，来具体确立“王道”政治的理想，使得他们所谓亘古亘今的大中至正之道表现得既有体，又有用。可以说，《周易》一书因其侧重阐明“天道”、“人事”之理，而为北宋儒者所看重，从而在北宋儒学复兴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北宋儒者之所以注重对《周易》进行研究，尚有其它的原因，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希望通过排斥佛老以确立儒家文化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从总体而言，北宋儒者大都通过吸收佛、道教的思想资源来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他们也自觉地意识到儒学与佛、道教存在着差别。北宋儒者注重阐发传统儒家重现实关怀、济世利民的淑世精神，他们一方面肯定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规范的价值，肯定封建人文规范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肯定宇宙天地造化的生生不息，肯定作为天地人“三才”之一的人可以因应宇宙天地自然造化生生不息的规律，不断创造符合天道的、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因此，北宋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它肯定人类变易的、历史性的社会生活的合理性，认为不能采取摒弃现实生活，超出社会现实生活之外去寻求一个超越的彼岸天国。而《周易》有关生生不息的变易思想，注重社会人伦和社会道德、肯定人文规范的合理性的价值取向，正好符合儒学的这种精神旨趣。故而易学对于北宋儒者排击佛老、确立儒家文化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使之更好地作用于当时的现实社会生活，亦有着积极的意义。

北宋儒者主要通过阐发《周易》之理来实现儒学的复兴。他们希望通过对理想政治蓝图的描画来规正现实政治生活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们对理想社会的历史发展目标、社会历史的结构及其变迁、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规律等历史哲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易学历史哲学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北宋儒学的复兴离不开易学的复兴，而北宋易学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历史哲学。

北宋易学历史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有：

(1)历史发展的理想目标问题：北宋儒者希望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探求一种最高的政治理想，也即宋儒所热衷的“王道”思想，或所谓的“大中至正”之道，来确立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制度和秩序，改变国家和社会的面貌。

北宋儒学要为现实的政治变革提供理想的政治蓝图。这种政治蓝图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虽各有不同，但都认为这种理想的政治蓝图是社会历史发展应该趋赴的目标。为此，他们重点对理想社会蓝图进行了描画。一些儒者，如邵雍、程颐等把理想社会上溯到“三代”或三代以上，认为这一时期是历史发展的理想时期，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就是复归到“三代”或三代以上的理想社会中去。

北宋儒者以“三代”及其以上的人类社会为理想社会的历史观，通常被看作是一种退化的历史观，理由是处于人类历史早期的“三代”既然是最理想的社会，其后一代不如一代，岂不是一种历史的退化?我们认为，北宋儒者所谓的“三代”，是对历史上存在过的“三代”的理想化，“三代”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这种理想社会的提出，目的在于为改造现实提供一种理想的方案和目标。因此，从实际效果看来，北宋儒者关于“三代”观念的提出，正好提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的方向，看似退化的历史观念实际上却表达了一种历史进步的观念。应该说，对古代文化的敬仰不等于就是复古主义，正如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这个过程中，通常古代的文化和文明只不过是一件外壳，在古代文化、文明的外壳之内所包含却是符合当时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文化内容和精神，一种代表时代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理想文化采取了古代文化和文明的形式和外壳，这不能视作是退步，而是进步。北宋儒者关于“三代”理想社会观念的提出正好为北宋社会的发展提出了理想和目标，这不能视为是落后的、退步的历史发展观。

(2)历史结构及其变迁问题：北宋儒者在对理想社会进行描画的过程中，还对人类历史结构及其变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李觏以《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卦为一时，认为北宋正处《泰》卦之时，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但《泰》之极，则可能城复于隍，虽然形势很好，却也有倾覆的危险。与李觏不同，石介认为北宋所处的时代以《周易》论为《大过》栋桡之时，是救乱之时，每个人都要有以天下以己任的使命感，使社会发展的航船驶向理想的目标。邵雍提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皇、帝、王、伯”四阶段论的思想。其中，“皇、帝、王、伯”属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阶段；文明社会之外，则为夷狄，夷狄虽属人类社会，但还没有达到文明社会的程度；夷狄之下则为禽兽，指的是人类所处的、还未开化的野蛮状态。程颐提出人类历史发展“官天下”与“家天下”的不同，认为“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择一人贤于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与子。论其至理，治天下者，当得天下最贤者一人，加诸众人之上，则是至公之法。后世既难得人而争夺兴，故以与子。与子虽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第228页)^[4]

(3)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北宋儒者一般都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规律。一些学者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都有一种既定的规律，如刘牧认为“天地养万物，以静为心，不为而物自为，不生而物自生，寂然不动，此乾坤之心也。……圣人之无心，与天地一者也，以物为之心也，何己心之往哉!”(《复见天地之心第六》，第532页)^[5]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并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的过程，而是人们围绕着儒家价值本体进行自由选择的过程。如李觏主张“吉凶由人”，石介主张“夫天生时，圣人乘时，君子治时”，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人们可以认识这种规律，从而可以主动选择自己的历史；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历史有其本身的发展大势，但人在这种发展大势面前亦可以有所作为。如邵雍认为，易道即治道，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为太平治世；反之，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为衰世乱世。统治者近君子、远小人是达致太平治世的重要途径。程颐认为历史盛衰之理很复杂，但历史有一种运命，对于这种运命，人是可以有所掌握并有所作为的。北宋儒者一般都认为，《周易》“卦以存时，爻以示变”，人们通过研易可以得知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从而“持之以中，用之以正”，通其变而顺其势，做历史的主人。

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要从历史的变化中去探求此规律的存在，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就能不为具体的历史事件所迷惑，为恢复王道政治奠定基础。北宋儒学的政治理想是要复现“三代”的王道政治为目标。北宋儒者一般对此都有着强烈的信念。如程颐认为“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后之愚者，皆云时异事变，不可复行，此则无知之深也。”(第514页)^[4]历史虽然发生了变化，但“王道”的精神是历世不变的。圣人治理国家，有所道，有所迹。道是圣人之意，迹是意之表现。后世统治者要得圣人之意而为之，不能只效法圣人治世之迹。时移世异，情况变化了，圣人的一些具体的事迹已经不适合于后世的具体情况了，此时，就要原圣人治世之意，取意而不取迹。所以，“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圣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劳，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学者，得圣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圣人因一时之利而制之也。”(第326页)^[4]“王道”模式的合理性既在于某种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在于其符合天道性命之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所关注的只是事件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只有这种独特性和个别性才能构成历史，如果事件总是重复地发生，这就无所谓历史了，因为事件虽然重复发生着，但却没有变化与发展，这种自身同一性不能构成历史。北宋儒者历史哲学观不同于此，他们一方面要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存在一个大中至正之理，另一方面又要论证此大中至正之理的实现是个历史的过程，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时代社会背景之下，理的实现方式是不同的。大中至正之理虽然是不变的，但体现此理的历史却是变化的。在这种变化中，人类可以一次一次地达到历史的理想状态。普遍性与个别存在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历史事件本身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历史既是发展的，又具有普遍性，这就为历史成为哲学和哲学融入历史提供了可能性，历史哲学就有了其存在的最基本的条件。

(4)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北宋儒者一般从阴阳的对待、流行中去探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如程颐提出“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的观点，认为阴阳的矛盾对立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的发展不是循环，而是复演，历史的每一次复演，其前提和基础较之以前都会有很大的不同。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安排定的，人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虽然程颐用理来说明历史的发展，但他更强调人自身的活动对历史的意义，历史不是既定的一种理性的设计，历史仍然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他虽然强调历史的普遍性，但也给人类的历史性活动留有余地。欧阳修提出“物极而必反”的命题，认为“物极则反，数穷则变，天道之常也”，认为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邵雍则以“一分为二”的法则解释天地万物的变化与发展，太极“分阴分阳，迭用柔刚”，生成万物。张载提出“一物两体”，解释何为太极，实则对天地的演化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则进行了阐释。

总之，北宋易学中涉及很多历史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北宋儒者在对儒家“六经”和“史”，尤其是对《周易》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解读过程中所引发出来的。北宋易学中的历史哲学问题和当时的时代精神是紧密相连的，北宋儒者对于历史的解读，重在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考察，得出关于社会发展的内在精神，对历史事件的引用和描述，是要在这此历史的事件中发现理的存在。在他们看来，社会之所以未能摆脱种种弊病，就是因为人们不能了解理想社会的存在模式及其原理，他们想通过自己艰苦的理论探索，为社会发展找到一条理想的发展模式。他们虽然并没有建立一种历史哲学的自觉意识，但他们研究历史与社会，力求寻找到一条理想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自觉地将中国历史哲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2]韩震.西方历史哲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3]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三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4]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刘牧.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M].张继禹.中华道藏：第16册[Z].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李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