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城防火问题研究

陈　欣

摘 要：北宋东京城街道狭窄，民居稠密，皇宫多次扩建，官僚大兴宅第，加之商业活动通宵达旦，拜佛成俗香火不绝，致使东京火灾频仍。为防火灭火，设军巡铺和望火楼，防查火情，并成立了专业的消防队，配备“长梯”、“唧筒”等先进的灭火工具。遇大的火情，调驻军参与。城内实行灯火管制，午夜后禁烛火，醮祭等夜间燃火者，要事先报告官府。仓库、木材场等重要设施，严禁火烛，违者严惩。东京防火制度较为完备，是城市管理的重要举措。关键词：北宋；东京城；防火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2—0184—03

北宋东京是座人口上百万的大都市，街巷店铺鳞次栉比，居民住宅屋宇相连。东京城的火灾破坏性极大，防火工作成为城市管理的重要举措。

一、东京的火灾事故

北宋的火灾较之其他朝代更为肆虐且后果严重。据《宋史》卷六十三《五行志》载，都城东京乃事故多发地，其中严重的有：雍熙元年(984)五月，汴京的乾元、文明二殿受灾。初夕，阴雲雷震，火起月华门，第二天早晨才止。雍熙二年九月，楚王元佐宫火，燔烧房舍数百区。大中祥府八年(1015)四月，荣王元俨宫火，火借北风，延烧左承天祥符门、内藏库、朝元殿、乾元门、崇文院、秘阁、天书法物库，内香藏库，许多珍贵的文书付之一炬。天圣七年(1029)六月，玉清昭应宫灾。玉清昭应宫是大中祥符年间日役工数万，费时七八年建成的，凡三千六百一十楹，除长生崇寿殿外，延燔殆尽。明道元年(1032)八月，大内火起，烧毁崇德、长春、滋福、会庆、延庆、崇徽、天和、承明八殿。熙宁十年(1077)三月，开封府火。元祐元年(1086)三月，宗室宫院起火。元祐六年十二月，开封府亦有大火。元符元年(1098)四月，宗室宫院大火。重和元年(1118)九月，掖庭大火，自夜达晓，大雨如倾，火益炽，共毁五千余间，后苑广圣宫及宫人所居几尽，焚死者甚众。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尚书省火，延烧礼、祠、工、刑、吏部。①以上仅是东京大型火灾的典型例子，此外有数不胜数的中小火灾，难以统计。

宋建国伊始，宣布承受周禅，周以木为德，木生火，所以宋以火德王，色尚赤，这被作为国家大典规定下来。②康定元年(1040)，又在南京即河南商丘设坛祭祀火神，定时祭拜。徽宗当政，又建造了“火德真君殿”，加以供奉。任何违背火神象征和辱骂火神的作法，都是不允许的。皇帝常从火灾联系自己的施政弊端，加以反省，广开言路，征听臣下的批评建议，并形成制度。宋真宗甚至还下“荣王宫火延烧殿庭求直言诏”，体现了帝王对火灾的高度重视。

二、火灾原因

造成宋代都城火灾频频发生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下几点：

第一，迂曲相连的坊市合一结构。唐朝实行的是坊市分离的城市建构，无论坊或市都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机构，使之成为城市中的基层管理组织，并制定了种种严格的法律条文。“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籬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非时擅开闭者加越罪二等，处徒二年”等等。③

入宋以后，“坊”“市”作为城市构件的基本载体已走完了历史进程，形成坊市合一的城市新貌，这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明显体现：东京城市街道两旁民居、店肆及官司衙门层层相依，紧紧相连，既反映出街道载体职能的丰富多样，又显现出东京建筑的拥挤和杂乱。坊市制度的崩溃源于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这是经济繁荣的表现，但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东京主街道一般宽15—20公尺，此外尚有密如蛛网的小巷，狭窄的街道两旁店楼密列，稍有不慎，星星之火就可能蔓延成熊熊烈火。开放的商业街市与居民住宅区粘连相通，增大了防火、救火的难度。火灾蔓延的教训时有发生，如建隆三年五月，“相国寺火，燔舍数百区。”明道元年八月，“修文德殿成。是夜，禁中火，延燔崇德、长春、滋福、会庆、延庆、崇徽、天和、承明八殿”。④

第二，狭窄拥挤的城市空间。北宋建国，天下统一，吴越钱俶、闽国陈洪进、南唐李煜、西蜀孟昶等纷纷纳土归附或被迫投降。他们及其众多大臣携带妻妾子女，举族北迁，东京城内大兴土木。赵匡胤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黄袍加身”历史重演，说服石守信、王审琦、赵彦徽等大臣：“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⑤东京成为王公贵族、官僚大臣兴建宅院的首选之地。宋多次扩建皇宫，以宋徽宗时规模最大。如政和三年(1113年)春，新作延福宫于大内北拱辰门外。后苑西南之地现作为百司供应之所，而原先得“内酒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辔等库，悉迁移它处，又迁两僧寺、两军营”⑥，作为新宫之组成，扩大了宫殿的占地面积。精心设计的亭台楼阁与狭窄的民间巷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擁门”⑦。商业的发展使侵街现象难以遏制，以至惠民河的河桥上也“开铺贩鬻”⑧。政府对侵街虽一再制止，但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不得不作出让步，允许在临街开设邸舍。东京的城市面积只有唐长安的一半，而人口数量却远远超过唐长安。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出：街道坊巷有如蜂群蚁涌般的人潮，在沿街店铺及一个连着一个的贵族宅第后面，又有密密麻麻的院落或住宅错杂其间。密集的市民居住区占据了京城的大部分空间。居住拥挤，易酿成烈火肆虐。王安石有诗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状况：“青烟散入夜雲流，赤焰侵寻上瓦沟。门巷便疑能炙手，比邻何苦却焦头。”⑨

第三，通宵达旦的商业活动。东京商业活动形式灵活，丰富多彩。有以铺席为中心而形成的商业区，也有许多行商走进东京的大街小巷。“马行街北去，从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箓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⑩就经营时间而论，每日开张的店肆自不侍言，夜市已成为东京商业的组成部分。宋初夜市只允许到三更以前，宋中叶以后，夜市就不再受到时间限制了。“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11)还出现了专门夜间经营、“至晓即散”的市场“鬼市子”(12)。而“酒店多点灯烛沽卖”，“向晚灯烛萤煌，上下相照”，“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13)长时间的劳作容易倦怠，降低了应付火情的灵敏度，火灾一旦发生，极易蔓延。

第四，烧香拜佛是引发火灾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百姓家作佛堂，香灯不息。东京的佛寺有相国寺、上方寺等50余处，其他祠、庙、庵、院等60余处。建隆五年，“京师建隆观火”。大中祥符八年二月，“宗正寺大火”，从景祐初至庆历中(1034—1044)十年间，玉清昭应、洞真、上清、鸿庆、寿宁、详源、会灵七宫、开宝、兴国两寺塔殿，相继烧毁，如景祐三年七月，“太平兴国寺火起阁中，延燔开先殿及寺舍数百楹”。庆历四年六月，“开宝寺灵感塔灾”。(14)对火灾有的人不去灭救，而求助神佛帮助灭除，反映都城寺院火灾的严重性。

第五，雷电也是引起火灾的原因。天圣七年（1029）玉清昭应宫因雷电引发大火而化为灰烬。这种火灾在科技不甚发达的时代是很难避免的。

三、防火灭火制度

为应对严酷的火灾，东京成立了一支专业的防火队，称“潜火队“。《东京梦华录》记载，京城每相隔约三百步设立军巡铺一所，住铺兵五人，主要任务是夜间巡警，防查火情。“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望火楼对城市建设有着启发性的意义，元明清时期的城市中均设有望火楼。潜火队“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此外，还有水囊、唧筒等灭火器具。在所有的灭火器具中，唧筒值得注意，利用它来射水灭火，相较于用木桶或水袋、水囊等泼水或掷水，是极大的发展。竹制唧筒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消防泵。

城中有不少高层建筑，灭火经常要用梯子。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崇政殿宿卫士作乱时，即用“救火长梯登屋入禁中”。救火长梯足可以够到皇宫的高屋顶，一般的房屋墙垣更不在话下。宋代制定了一套灭火规范，“每遇有遗火去处，则有马军奔报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15)。潜火队员平时分区巡逻值勤，各负其责，一遇火情，则一起出动，甚至还调动驻军参加扑救。发生火情后，民户常常要等都巡检率潜火队来后才开始扑救，延误了救火时机。大中祥符二年六月诏：“今后如有遗火，仰探火军人走报廵检，画时赴救。都巡检未到，即本厢巡检先救。如去巡检地分遥远，左右军巡使或本地分厢界巡检员僚指挥使先到，即指挥士兵、水行人等与本主同共救泼，不得枉拆远火屋舍。”(16)

救火工作仅仅依靠潜火队和军队是不够的。天圣九年(1031年)正月，仁宗听说“都辇闾巷，有延燔者，火始起，虽邻伍不敢救，第俟巡警者至，以故焚燔滋多”，颁布诏令：“京城救火，若巡检军校未至前，听集邻众赴救，因缘为盗者，奏裁当行极断。”(17)依靠大众使大部分火灾在初始阶段就被控制，效果显著，《枫窗小牍》卷下称：“每遇生发扑救，须臾便灭。”

宋代以法令的形式颁布诸多防火条例，贯穿了“防患于未然”的指导思想。首先，灯火管制相当严格。灯火香烛是引发灾情的重要导火索，许多火灾发生在深夜。“京师火禁甚严，将夜分，即灭烛，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关白厢使，以其焚楮币在中夕之后也。”(18)东京夜市必须在午夜前熄灭灯光火烛。若遇有特殊情况必须夜间点燃灯火者，要预先向都巡检报告并获得批准，否则将严惩不贷。其次，对火灾易发地采取防范措施。天禧五年四月，“事材场火”。大中祥符九年五月，“左天厩坊草场火”。政和三年五月，“京师大盈仓火”(19)。仓库、草料场、木材场等是火灾易发的场所，大中祥符八年，宋真宗颁布诏书：“皇城内诸司，在京百司库务，仓草场，无留火烛，如致延燔，所犯人自官吏悉处斩，番休者减一等。”(20)用严刑重罚来防范火灾的发生。最后，对防火队员制定了奖惩机制。队员因巡察失职而造成恶果，轻则降职，重则处死。对救火有功的人则给予奖赏。太祖建隆二年一月，内酒坊火。太祖即下令“诛内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于厚载外，工匠五十余人悉命斩于诸门”。后“经宰相等极言谏止，乃追释之，获免者十有二人”。(21)熙宁七年，元降为三司使，宋迪为三司判官，“迪一日遣使煮药，而遗火延烧计府，自午至申，焚伤殆尽。方火炽，神宗御西角楼以观，是时章惇以知制诰判军器监，遽部本监役兵往救火，经由阁楼以过。上顾问左右，以为对”(22)。次日，宋迪夺官勒停，三司使元降罢官，以章惇代之。由于采取重奖重惩措施，潜火队员在巡检时恪尽职守，救火时奋勇争先，提高了效率。

可以看出，北宋的专业救火队伍已相当先进，组织严密，设备齐全，法制完备。政府对防火高度重视，管理制度较有成效，为后世的城市消防制度开创了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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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14)(19)《宋史》卷六十三，《五行志•火》，中华书局，1977年。

②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宋史论丛》，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③《唐律疏义》卷八，《越州镇戍等垣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

⑥《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京城》，中华书局，1977年。

⑦《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铺席》，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

⑧《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二一，中华书局，1957年。

⑨王安石：《安石全集》，《外厨遗火二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⑩《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

(11)(13)《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

(12)《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

(15)《东京梦华录》卷三，《防火》，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

(16)《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一，中华书局，1957年。

(17)(20)《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七、二之三一，中华书局，1957年。

(18)(22)魏泰：《东轩笔录》卷十、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

(21)《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三一，中华书局，1957年。

责任编辑：何 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