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之前看３Ｇ：反观中国ＴＤ的标准化战略

袁军鹏　牛　杰

由中国自主研发的TD-SCDMA技术发展之路，也是有关标准问题的争议之路。在全球化与知识产权强保护背景下，从TD标准的发起、制定历程来看，政府与企业在制定标准过程中应正确认识自己的角色定位。政府和企业要充分吸取现有技术，发挥“后发优势”，结合中国自己的特点制定自有3G标准，并将其推广、融入国际社会，其中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诸多启示。

随着2008北京奥运会的临近，距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诺的“奥运会期间提供3G服务”实现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但有消息传来，在中国移动的TD建设中，北京由于基站选址、施工环境等问题，导致建设工期有一定的延误；中国移动的TD手机采购行动也已经推迟了两个月的时间；加之“不发牌照”的试运营的模式，引发人们对于3G战略的反思。而由中国自主研发的TD-SCDMA技术发展之路，也是有关标准的内容、程序、制度等问题的争议之路。

3G标准的发展现状分析

关于中国的3G标准，舆论上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太过关注自己的TD- SCDMA标准，中国将错过大量创新机会；另一种则认为中国应当而且必须以通信产业为契机，推动国家标准化战略的实施，从而在通信技术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实现由通信大国到通信强国的转变，否则将会重蹈“运10”飞机制造业的覆辙。由此，技术标准，作为直接影响国家经济贸易、科技合作、企业生产以及公民终端消费的关键性工具，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

1998年提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并于2000年被国际电联接受为三大国际标准之一，是我国在3G产业布局上走出的第一步。2002年3月，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拉开中国TD-SCDMA技术全面产业化的序幕。2002年10月30日，TD- SCDMA产业联盟成立。2006年1月，信息产业部将TD-SCDMA正式颁布为国家通信标准。而在2007年3月，则启动了覆盖8个城市、1.3万多个基站、800万户的移动试验网，该项工程已获得国家240多亿元的投资，而截至该项目为止，TD-SCDMA大规模商用测试仍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国移动的TD-SCDMA试验网招标总投资额达267亿元，其中包括40亿元用于采购终端，此外，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也进行了自己的TD-SCDMA招标。

而与此同时，与TD-SCDMA并称三大主流标准的WCDMA和CDMA2000分别在全球拥有74个WCMA网络和21个cdma20001X EC-DO网络，均已具备了较为系统的技术平台和完整的产业链条。2007年10月30日国际电联(ITU)在日内瓦举行的无线通信全体会议上更是传来了多数国家投票通过WiMAX成为3G标准的消息，这样WiMAX就继WCDMA、CDMA2000和TD-SCDMA之后成为了第四个世界3G标准，并以其“高带宽、移动性、低成本”的技术特质得到了业界的青睐，并已在韩国实现了商用。

技术、经济与政治层面下的TD标准分析

《通信世界》总编项立刚曾说，“对于电信标准的决策，是一个政治问题，然而它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所以，本部分从技术、经济和政治层面分析我国不惜重资在3G标准中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世界主流3G标准的技术比较

2000年5月由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部(ITU-R)通过了3G的5个标准，主流的标准主要是WCDMA、TD-SCDMA和CDMA2000，其中WCDMA主要倡议者是欧洲和日本，TD-SCDMA由中国提出，CDMA2000由美国为主要倡议者。

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2G)已在我国得到长足发展，形成了基本满足人们语音和短信通信需求的覆盖全国的移动通信网络，并且将在20～30年内长期存在。因此3G应该以提供因特网业务为主，下行容量远大于上行容量5倍以上。CDMA方式的主要技术缺陷是上下行容量基本相同，而且当增加发信功率时，系统产生的自干扰会加大，导致频道容量基本不变。无法利用发信功率换取频谱资源效率，导致CDMA方式的小区频谱利用率很低，虽然可以利用一些高级技术，如多用户接收、智能天线等改善上述问题，但系统的性价比会迅速下降。所以，从这点来看，几个主流标准都存在问题。

TD-SCDMA就技术层面将与WCDMA、CDMA2000不相伯仲，甚至从我国移动通信市场实际情况和频谱效率角度考察，TD-SCDMA标准还具有相对技术优势：如频谱利用率高，其频谱占用约为WCDMA的六分之一；支持多种通信接口；频谱灵活性强，仅需单一1.6M的频带就可提供速率达2M的3G业务需求，而且非常适合非对称业务的传输；系统性能稳定；能与传统系统进行兼容；支持高速移动通信；系统设备成本低，如在无线基站方面，TD-SCDMA的设备成本至少比UTRA TDD低30％；对功率要求仅为WCDMA的七分之一；并且，由于TD不同业务对覆盖区域的大小影响较小，易于网络规划，避免了呼吸效应。当然，这些优势的发挥离不开稳定而性能优良的系统，并暗示对于TD技术的集成化发展将势在必行。

虽然其他三大标准对我国TD标准的发展构成割据之势，但是据TD-SCDMA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分析，WiMAX成为国际标准，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TD-SCDMA的未来前景，因为WiMAX也采用了TD-SCDMA的TDD模式，这正说明TDD模式作为未来移动通信主流技术的前景。

所以，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TD-SCDMA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与其它主流标准相比具有相对的技术优势，所以，我国政府选择支持TD-SCDMA为国家标准。

通信标准蕴含的经济因素分析

从经济因素来看，通信领域有着巨大的经济含量。作为高科技工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行业的“网络效应”将导致技术竞争与经济利益的紧密相连，而消费某项技术产品的客户终端也将随着该产品用户基础的扩大而获得更多效应。而无论固网业务还是移动业务，不管是用户数量还是用户增长率，中国各项指标都居世界第一。根据信息产业部的数据，截至2006年12月底，中国手机用户已达4.61亿户。作为世界通信行业的第一大市场，3G标准的确定直接关系着谁将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位置和获得利益。

把自己的技术纳入标准给企业带来两个主要的优势。第一，掌握对知识产权的控制。控制知识产权不仅可以带来专利费收入，而且可以成为封杀竞争对手技术轨道的武器。第二，提出和制订标准的过程同时是理解和掌握产品开发技术的过程，是企业以自己的知识积累和组织资源解决技术问题的过程，所以提出标准的企业能够把新技术体系的发展纳入自己的技术轨道，从而更可能在后来的产品竞争中获得优势。通信标准是信息时代不可或缺的“国家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即一个人的消费不减少另一个人的消费，但只有为3G通信技术付费的人才能享受这种服务。这就客观上决定了对这种公共物品的供给必须由本国的公共部门来完成，否则将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这是因为由于通信产业标准一旦确定颁布，当增加一个人使用时其边际成本等于零，私人企业必然要对这种物品的消费进行收费，这将为人们购买、合理消费这种物品设置经济障碍。而这样的结果，最终影响的必然还是消费群体和该国家产业的整体发展。

从我国各产业发展历史来看，不重视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的开发和保护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从手机、高清电视，到MP3专利费之争以及DVD之痛无不证实了这一点。其中，仅DVD专利技术一项，国际3C、6C联盟就曾成功从中国DVD企业囊中掏走高达230亿人民币的专利费。

目前两大通信巨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所采用的2G技术，其技术来源分别为欧洲和美国，虽然双方目前都尚未收缴专利费，以尽可能在中国攻城掠地、扩大市场占有份额，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倘若未来中国市场被限制在外国标准上，而没有中国自主创新的竞争压力，外国企业必将收紧产权政策，而这将对中国通信行业带来致命的冲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3G中国标准TD-SCDMA的出现，为中国发展成为通信强国的目标提供了最行之有效的途径。

通信标准的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在知识经济时代，日益激烈的国家竞争表现为以科技实力、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而科学技术则是影响经济的首要因素。作为技术后发国家，中国要实现经济和技术的跨越性发展，不能再错过每一次发展的机遇，而要加紧制定和实施我国的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加快技术创新，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

中国技术进步的一个历史教训就是坚持自主创新不够。在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存在的技术差距产生了一种思维倾向：由于外国技术比我们的更先进，所以可以通过引进技术来代替自主开发。引进外国技术是正确的，但同时放弃了自主开发却是错误的。放弃自己的“落后”产品去引进“先进”技术，其结果只能是技术能力的全面倒退。放弃自主的产品开发就会中断自主的技术持续改进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是技术进步和创新的主要内容，是企业技术能力成长的主要源泉。因此，无论引进技术多么重要，放弃自主开发都是违背技术进步基本规律的。韩国政府及国民坚定不移的支持自己的民族产业，从而成就了韩国的通讯、汽车等产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所以，鉴于通信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推广中国独立研发的标准、逐步建立中国自己的专利技术，也成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必需。

当然在发展民族产业、坚持自主创新的旗帜下，也不要陷入片面的境地：言必称“国家、民族”，而忽略了TD技术本身，以及其将带来的对于经济、产业的影响力。全美亚洲研究所在2006年6月发布的《标准就是力量--中国国家标准化战略制定中的技术、机构和政治》报告中认为，“中国需要控制狭隘的技术民族主义情绪对推动中国标准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努力使中国参与国际标准的过程更加理性化。”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技术还是经济乃至政治层面，坚持在3G标准中走自主创新之路是我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TD发展中的难点

没有1G、2G，而直接发展以未来需求为导向的3G标准，中国通信技术的这种跨越式发展不可避免地遭遇来自多方面的压力。

首先，来自国外政府和企业的专利围剿。据香港媒体报道，高通高级副总裁兼亚太区董事长汪静在香港定期召开媒体沟通会上表示：由于3G技术基于CDMA技术，因此高通享有有关技术的专利权，每个3G手机要支付高通专利费，有关费用不超过出厂价的5%。虽然TD-SCDMA产业联盟及众多国内通信业人士对此予以了迅速的回应以表示异议，坚持“TD-SCDMA的主要核心专利在TD-SCDMA联盟企业，并非外国公司手中”，但是从高通的这一举动来看，国外企业绝对不会错失从中国再掘一桶金的机会。

对此，虽然TD产业联盟2005年下半年邀请外部专家对TD专利进行了详尽的评估，基本印证其核心专利的所有权，但是其“专利地图”尚未公布，国外企业必将就产权问题锱铢必较，这将成为未来极有可能出现的争端之一。

其次，国有通信产业的内部性影响。伴随TD-SCDMA标准下中国3G牌照的即将发布，必然导致中国通信市场势力格局的大洗牌，技术要求下的行业调整将不可避免。信产部副部长奚国华指出：中国3G牌照的发放取决于四个因素，一是产品、技术、业务的成熟性，二是竞争格局的优化，三是知识产权问题，四是必须全力支持TD-SCDMA。但是同时市场上却出现了部分企业为保自身已得利益而要求“技术中立论”的声音：如要求在给运营商发3G牌照时，让TD-SCDMA和其他标准捆绑；以尊重市场为由要求中国政府承诺让运营商自主选择标准等等。这其中自然不乏国外企业的身影，但是国内企业由于其此前在2G标准中的应用与运营业已成为了这一场标准之战中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如何协调国内企业接受、推广TD-SCDMA标准，将对政府提出严峻考验，不能仅依靠行政命令的力量，更需要政策性的协调才能促进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

再次，应对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的新形势。自2000年TD-SCDMA被正式接纳为国际认可的3G三大标准之一，TD-SCDMA形成了四大TD-SCDMA设备供应商阵营：大唐-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华为-西门子成立的合资公司鼎桥、中兴-爱立信、普天-诺基亚。在由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先后组织的两次大规模技术试验中，这些设备厂商成为推动TD-SCDMA产业链发展的中坚力量。新形势下的国际合作为TD-SCDMA的发展积累了力量，但仍需有全新的法规、措施与之相应。

建议与思考

欧洲通讯委员会在其编著的《e经济学———数字化市场的战略问题》中曾经提到“在网络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全球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制定标准和确定制定标准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既需要技术创新的推动，也需要完善的法律、政策的平台支持，更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多个主体间的良性互动。

在当代，标准作为由政府批准的、对产业市场产生直接影响力的一种规范与形式，政府有责任保证标准作为一种国家公共物品得以贯彻和使用。西方国家强调政府应该在技术标准竞争中保持中立，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但事实上政府是技术的使用者，政府采购对于一个标准的成功具有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政府掌握着频谱等稀缺资源的调配，而频谱等“垄断资源”的分配对于一项技术标准的成功有时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政府以“积极跟进、先行试验、培育市场、支持发展”十六字为发展方针，从2002年开始，推出了一系列支持TD-SCDMA标准的政策措施，包括3G频谱规划中把主要频谱分配给TD-SCDMA标准，成立了相关企业参加的TD-SCDMA标准产业联盟等等，为TD技术和标准的不断成熟与完善创造了发展的空间和机遇。因此，在TD标准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更加强调政府的作用，采取措施以标准为工具来平衡和管理社会的发展。

对此，学界提出应推进国家标准化战略，加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以及政策执行的有效性。而具体到产业标准，则应加强专利池的组织管理研究，建立健全专利池审查和监管机制；变政府对产业的直接扶持为间接扶持，如政策倾斜和政府采购等，引导、规范产业的健康发展；修订、完善标准化法，推进知识产权、公平竞争立法等。

而对于这一场历时已8年、耗资上千亿的TD标准推行过程，笔者认为，这不失为一次我国在全球化浪潮下，理解、参与并运用标准规则而进行的努力；也是我国为推动电信产业发展、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进行的有益探索。但是，从这一过程中吸取经验与教训，笔者认为，仍应加强在政策过程中的反馈环节，并将其贯彻到政策制定、执行的每一阶段，从而协调多方利益。其中，尤其应注重处理好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原有通信企业和新兴研发企业等的关系，以政策性决策和切实举措等推动、引导企业积极投入产业发展与建设中。此外，树立客观、理性而健康的舆论导向，增强全社会对于我国自主创新的正确理解与认识，塑造积极、健康的创新氛围，也将对推进民族自主创新起到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袁军鹏，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牛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