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嗣明
词为江南审美文化之代表文学样式,已为许多词家和文化史家所确认。在他们看来,在宋代,其文学主体乃以词名,就因为中华文化南移,江南文化处于中心地位所致。如冯天瑜等的《中华文化史》尝言:
也正是在北宋,文化中心南移的态势已十分明显。“二程”在洛阳讲学,弟子却以南人居多。故程颢送他的大弟子杨时南归时,就有“吾道南矣”之语。词为宋代文学的主体,就地域性而论,其风格、题材、情调均具有“南方文学”品性。北宋的词家,前期如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全都是南人,后期的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也多数生长于江南或其周边。
的确,随着中华文化中心的南移,社会习尚、审美趣味也在发生急剧变化,“自唐迄宋,变迁孔多……前则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576页)。“犹多古风”的唐代,其占主导地位的是北方文化,色调浓烈雄放,史称唐型文化;而“别成一种社会”的宋代,其中心地位的文化为江南文化,色调淡雅婉媚,文化史家谓之宋型文化。正如一些文化学学者所言,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相对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李白的诗,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奔腾着昂扬的生命活力;昭陵石雕中雄壮健伟、神采飞扬的“八骏”,乾陵石雕中粗壮雄伟的石狮,李爽墓中双手握拳、昂首挺胸、足踏怪兽、远眺怒吼的陶天王俑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两宋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