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节录）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在古今词人的作品当中，传诵之广、之久，影响之大、之深，大概再没有能和上面抄录的这首《满江红》词相提并论的了。历来相传，都以为这首词是南宋名将岳飞所作。

否认岳飞为此词作者

的几个论点和论据

自从这首《满江红》词为世人传诵以来，直到本世纪的30年代为止，从来没有人对此词是否为岳飞所作提出过疑问。到30年代末，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印行，其中有辨证四库馆臣对明人徐阶编《岳武穆遗文》提要的一篇，首次断言徐阶收入《岳武穆遗文》的这首《满江红》词并非岳飞所作。

余先生的意见，应当说是具有一定的分量的。因此，此论一出为学术界的很多人所接受，夏承焘先生即其中的一人。夏先生在1961年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除接受余先生的论断外，还进一步作出新的论断，不只以为“这首《满江红》词不是岳飞之作”，而是“出于明代人之手”，而且以为其真实作者“可能会是王越（明代）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余嘉锡先生所不曾提出而为夏承焘先生所反复加以论辩的，是这首词中的"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他所举出的疑点是：

1.以地理常识说，岳飞伐金要直捣金国上京的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而贺兰山在今西北甘肃、河套大将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

2.南宋人实指宋金边塞的，多用兴元（汉中）之北的大散关，（陆游诗：“铁骑秋风大散关”、“大散关头又一秋”等等），从来没有人用贺兰山的。因为贺兰山在那时是属西夏国境的兴庆府，假使金人攻西夏，可以说“踏破贺兰山缺”，南宋人是决不会这样说的……

3.明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是鞑靼族。鞑靼入居河套，骚扰东北、西北，从中叶一直纠缠到明亡……

4.元人杂剧有《宋大将岳飞精忠》一本，四折都是岳飞一人唱，而没有一句引用这首《满江红》。第一折“寄生草”云“堪恨这腥膻丑陋契丹人，我学取那管夷吾直杀过阴山道。”云“阴山”而不云“贺兰山”。那时若已见到这首《满江红》，岂会放过不用？可见在元代还不曾流传这首《满江红》。既然贺兰山是明代的汉族与鞑靼族互相争夺的主要地点，而王越又是曾在贺兰山战胜鞑靼的主将，所以，夏先生便又进而推论说，《满江红》这首词，若非王越所作，便是他幕府中的某个文士所作的。

5.王越是明代边防名将，贺兰之捷时，已七十多岁。他是中过进士的文人，积战功至大将。弘治十一年（1498年）他立战功和不幸的政治遭遇，在当时士大夫中间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满江红》里点出“贺兰山”一辞，也许与此有关。猜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或对这场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对上述疑难诸问题的解答

能不能因为《满江红》中“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就可以断定它是明代的具有文武全才的王越一类人所作的呢？

1.《满江红》词后半阕点出的贺兰山与匈奴，全是泛说、泛指，不应当过分拘泥于贺兰山的位置所在。因为，既然把斗争对象称作匈奴，则不但在河套地区的贺兰山可以入词，就连阴山以及更西边的祁连山也同样可用。似不应因此而责备作者“方向乖背”。

2.在夏先生的《考辨》文中，曾据北宋释文莹的《湘山续录》而引录了姚嗣宗在庆历年间（1041-1048年）的驿壁题诗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然而，众所周知，南宋人诗词之脱意或摩拟北宋人诗词语句者，实不乏其例。姚嗣宗诗在北宋后期既已广泛流传，则南宋初年的岳飞，把此诗首句变换为“踏破贺兰山缺”而写入其《满江红》词中，这岂不也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体吗？

3.南宋人诗中以大散关作为宋、金边界的，虽确实有之，但那些诗全都是宋、金订立了“和约”，把东起淮水中游、西至大散关划作两国分界线以后所赋写的，而宋金“和约”却是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才订立的。在此以前，南宋人万万不会把大散关实指为宋金分界，自然更不能要求岳飞在填写《满江红》词时就率先这样做。夏先生所举陆游诸诗，更皆为宋金“讲和”二三十年以后所作，不能用来作证。

4.专就“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孤立地进行推敲，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此句之上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诸句，如只就“贺兰山”句而断言其为明人所作，则势非把“靖康耻”云云断定为“泛说”或“泛指”不可。但是，亡国惨祸是何等严重事件，而容得词人信手拈来，对明朝时事进行暗射、比拟耶！土木之变虽是明王朝一次灾难性事件，但不久明英宗即被放回，何得与“犹未雪”的“靖康耻”相比拟呢？

5.《满江红》词前半阕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两句，与岳飞的生平事功十分吻合。若把此词作者定为王越，而且定为贺兰山捷后所作，那就必须把“三十功名”改为“七十功名”才行。因为，当取得贺兰山后之捷时，王越已经七十余岁了。而且“八千里路”之句也与王越行踪不符。若谓此词乃其幕府文士之作，则两句更全无着落了。

6.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中之不曾引用《满江红》词中语句，这似乎只能怪这本杂剧作者之所见不广，而不应再作过多的推论。

7.王越在弘治十一年取得的贺兰山后之捷，诚然“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但是，王越在取得了这第一回胜仗之后，由他自己或其幕府文士把这次战功纪录下来，则直接敷陈其事，亦犹勒功燕然，事极平常，本不存在什么犯嫌疑、犯忌讳的事，无所用其顾避，为什么竟要牵扯到北宋的亡国，并要嫁名于岳飞呢？这显然是很难解说的。

8.如果说，此词虽为王越或其幕府文人所作，但当其写作之初，本即要托名于岳飞，因而，此词中的“三十功名”、“八千里路”诸语固都切合于岳飞身世，即其后半阕中语句，除“壮志”、“笑谈”二句外，也全都是实写而非用来影附明朝的时事、政局的，这也同样很难解说。因为，不论王越或其幕府文士，都了然于岳家军抗金的主攻方向及其所悬拟的进军路线，是要经由河朔而“直捣黄龙”，怎么会硬把不在这条行军线上的贺兰山填写进来呢？若出自不明悉贺兰山方位之人犹有可说，王越及其幕府文士则必定能避开“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而不应故意露出这一破绽，留与后人作为辨伪的证物和根据的。

以上观点，可以把余、夏两位先生所提疑点祛除。我的结论是：该词只能出于民族英雄岳飞之手，而不是王越或其他明人所作。

（本文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1907-1998）于1981年9月20日所撰《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的节录，标题和文字均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