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适”文章我不会

高　深

“守望麦田”五十五年，几乎没有写过“闲适文章”。

其实，我并不特别推崇“文以载道”，只是觉得对人生、对社会、对时代、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有许多想说的话，该说的话，便没有工夫去“闲适”，于是疏远了风花雪月，冷淡了儿女情长，却偏爱大事、大情、大理。

看一件事物，听一段故事，有人多是从形象思维的角度去观察，去思考，去构思作品。我则往往在认识与理解事物的过程中，直至摸到了事物的本质，使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成为连体，才开始考虑创作。

我在天涯海角，听了也读了一些关于“鹿回头”的故事，凡写这个故事的人，几乎都是站在猎人的立场上，赞美他执意追求的精神，最终获得了爱情。我接受不了这种强暴式的爱情，花鹿是弱者，是屈服强者的牺牲品。我在《鹿回头》这首诗中，揭示了强暴与屈服的实质：“可怜的花鹿 ／被追逐到生命的绝处 ／ 于是变成了美丽的少女 ／ 嫁给了要置她死地的猎户 ／ 生与死转化成恩爱 ／ 猎人与猎物结成夫妇 ／ 这美丽动人的传说 ／ 美化了弱者的屈服。”这首诗得到邵燕祥、吴奔星等多位诗评家的赞许，并收进了几个版本的“建国五十年诗选”。

有评论家直言不讳地说我的作品“思想大于形象”。对这类评论，我一向不以为意，从不反驳，有时甚至窃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有思想”绝不是件坏事情。作家的思想深邃，作品才可能有深度，有见识，笔下才有真情感。没有思想，哪里来的情感。

“我的诗，是受伤老兵手中，倒下又扶起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