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幸福的休闲维度

摘要：以人为本归根结底是以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实现人的幸福为本。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价值观与发展方法论的统一，本质上是以提高人民群众生存质量、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为根本目的和最高价值，以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手段的发展哲学。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需要做好两篇文章，一是改造人类的劳动，二是发展人类的休闲。“积极休闲”对于人类的幸福生存具有日益重要的独特意义。

关键词：幸福；休闲；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4—0114—05

收稿日期：2008—03—27

作者简介：王景全，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幸福研究”是构建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基础。只有把人民群众的幸福感纳入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才能为矫正GDP崇拜、实现人本发展、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提供制度与机制上的保证。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存质量、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为根本目的和最高价值、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手段的发展哲学。本文认为，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必须做好两篇文章：一是改造人类的劳动，注重劳动的“科学性”、“适度性”①与“人本性”，二是发展人类的休闲。休闲是人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自主选择的活动方式与存在状态。对于提升人的生存质量来说，休闲具有无可替代并且日益重要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对于休闲与幸福关系的探索可溯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认为，幸福生活应具备三大要素：智慧、美德、休闲。在所有这些要素中，休闲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休闲对于人的幸福生存具有本质性、本原性的意义，“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休闲高于劳动，是劳动所要达到的目标”，“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个人的幸福在于闲暇，城邦的幸福在于和平”，“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②“积极休闲”③对于人的幸福具有多重价值。

一、休闲的乐生价值

快乐是幸福的重要内涵。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劳动——谋生只能是手段，乐生才是目的。休闲对于乐生——

快乐地生活具有劳动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价值。首先，相对于谋生的劳动而言，休闲本身就是乐生活动。人们在休闲中缓解压力，消除紧张，获得快乐畅爽的心理体验。其次，休闲是建立与维持亲密关系的非功利性交往的社会空间。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亲密关系是幸福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其对于快乐感的贡献度居于首位。美国心理学家戴尔纳强调，休闲对于培养社交能力，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获得社会支持非常重要，而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快乐的源泉。再次，非功利性的休闲心态——“知足”是快乐的重要主观条件。从“知足”中获得快乐是中国古老的生存智慧。萨缪尔森

提出的著名的“幸福方程式”（即“幸福=效用/欲望”），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古老的东方智慧进行了新的诠释：幸福与欲望成反比。在“效用”不变的情况下，“欲望”越大，幸福指数或幸福感就越低。通过营造非功利的休闲心态降低欲望是获得幸福的“减法路径”。这种“负的方法”对于人的幸福是不可或缺的，是幸福哲学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乐生是人的生命过程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生存质量的重要体现。“过度劳动”④则对于人的幸福快乐产生严重危害。一是导致乐生能力的退化。过度劳动把生活变成战场，使人失去了原始而简单的快乐能力。自然界所有动物都具有大自然赋予的乐生能力，而人类却在很大程度上遗忘和退化了这种能力，越来越多的人只习惯于或者只能从对于物质的最大化占有中获得快乐，遗忘了从自然（生态自然与人自身自然）中获取快乐的能力。大量因为过度劳动导致的无性婚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许多人只知“谋生”、“劳生”“忙活”，遗忘了“乐生”、“闲生”或“闲活”，丧失了“明智用闲”的意识与能力。其中不少人一旦脱离了工作岗位就很快产生了生理和心理上的严重不适应，一些人患上了退休综合症，还有的人生命迅速衰老甚至出现死亡的后果。二是导致生命的自我否定。人一辈子如果一味陷入无休止的、繁忙的谋生劳动而不得乐生，他对生命的体验就只能是“人生就是苦役——痛苦的劳役”，就是庄子批判与拒斥的“劳我以生”。这种生活体验导致人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不认同，严重者甚至导致对于自身生命的否定，产生自杀行为。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工作生活节奏紧张导致自杀率居高不下。一项调查显示，日本人的工作量普遍超过了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的自杀率在世界上也是位居前列，其中相当数量的自杀是由于长期的工作压力所致。近年来，此类悲剧在我国也屡有发生。有的企业甚至连续发生员工自杀事件。“一些单位为了追求效益最大化和政绩，违反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任意延长员工劳动时间，漠视员工的生命健康权，酿成许多不应有的悲剧。”⑤这必须引起我们对于当今中国无视休闲的企业文化与管理哲学的警醒与反思。

过度劳动蚕食着人们的幸福，休闲对于幸福的贡献度则日益提高。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朱利特·索尔发表的《过度工作的美国人》曾深刻触动许多美国人的心弦：“自从本世纪中叶以来，我们已经连续地选择了更多的金钱而不是用于休闲或家庭的更多的时间。然而，这使得美国人更高兴了吗？民意测验表明，回答是否定的。我们正陷入困境：更多的工作、更多的消费，及至对地球更多的损害。”⑥无独有偶，近年来中国历次幸福指数测评得分最高的不是上海、北京、深圳等经济最富裕的城市，而是杭州、成都这些以休闲生活见长的城市。⑦可见，经济因素对于“幸福指数”的贡献度已经开始趋于弱化，休闲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则日益彰显。

二、休闲的健康价值

在包括经济、健康、自由、意义、人际关系、环境等在内的一系列幸福构成要素中，健康是最基本的要素，是幸福的最基本条件。一方面，人生的幸福必须有健康才能体验和享受，另一方面，健康是建构经济、人际关系等一系列幸福要素的基础与前提。

休闲对于人的幸福所承载的基本价值之一便是健康价值。人的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都离不开休闲。然而正如英国时间研究专家格斯勒所说，现代人类正处在一个把健康变卖给时间和压力的时代。过度劳动造成的紧张压力破坏着人类的健康，使人的生理和心理疾病急剧增加。据有关专家研究，人类疾病中有50%—80%是由于心理压力过大造成的。全世界高达40%的人患有“延缓幸福综合征”。其症状表现为总是为没有充足时间去完成不得不做的事情而感到焦虑，而且永远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休息时间放在次要位置。著名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指出，当代人生活在“毫微秒文化”中，人们的时间被“切割”到最小，日常生活始终被忙碌和焦虑所充斥。这种“毫微秒文化”，把人的生活“撕裂”成“无意义的碎片”，使人的身心超负荷运转，由此引发各种各样的“时间疾病”和“意义缺失症”。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每年都有一万多人过劳死。1994年日本政府把过劳死正式列为职业病，把过度劳动列为职业灾害。［1］

我国也开始面临过度劳动的困扰，“过劳死”、“亚健康”已经成为影响部分群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身心健康的现实威胁。上海社会科学院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表明，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五十八九岁降低到五十三四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平均寿命低近20岁。过劳死的人群集中在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新闻媒体等部门。根据中国人才蓝皮书披露的数据，我国知识分子群体有70%的人走在“过劳死”的边缘。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不久的将来，这些人中的2/3将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另据广东教育工会的一项调查，广东高校教师中亚健康状态占45.55%，前临床状态占23.63%，疾病状态占20.42%，而健康者只占10.4%。近年来“过劳死”现象呈现年轻化和快速增长的趋势，北京市一年一度的“居民死因调查”显示，30岁到45岁青壮年死亡率大幅度上升。［2］

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压力过大。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有83.3%的知识分子有工作压力，而普通人群的工作压力是53.4%；感觉工作压力很小的比例，中年高级知识分子为2.7%，普通人群是5.2%，后者几乎是前者的2倍。［3］因此，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制度安排，解决危害日烈的过度劳动问题，切实保障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的休闲权益，利用休闲的健康价值，选择劳闲均衡的和谐生活方式，实现身心协调，缓解心理压力，预防和减少生活方式病的发生。根据德国健康杂志报道，人类60%—70%的疾病可以借助良好的心态和积极的休闲得以自愈。

三、休闲的审美价值

审美是提升人生命价值与生活质量的最重要的精神活动与精神享受。

审美的本质特征之一是非功利性。这就意味着它与休闲的契合和内在相关性：审美活动需要闲暇时间和非功利的休闲心态，而作为非功利的乐生活动的休闲也主要是一种审美活动。这种活动对于提升人的精神生活的质量具有劳动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价值。1970年《休闲宪章》指出：“建立于闲暇时间基础上的行为情趣，或者是休息娱乐，或者是学习交往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获得一种愉快的心理体验与满足，产生一种美好感。”正是休闲的审美性给人的日常生活带来快乐和意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过度繁忙的劳动则阻碍着爱美之心即审美需要的实现。休闲提供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重要途径与契机。休闲在客观上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提供了时间，在主观上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提供了心态。

审美是休闲活动的本质，也是人的本质。人是审美动物。正是审美为人类的生存提供着意义和价值。关于审美与休闲游戏的关系，席勒曾经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在席勒看来，审美与休闲游戏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同一性，审美活动就是游戏活动，而只有在“游戏—审美”中，人才是人。席勒说，人同美只是游戏，人只同美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才完全是人。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强调审美是人的宗教，主张用美育代宗教。

劳动使生活功利化，休闲使生活审美化。只有放慢匆忙的脚步，降低生活节奏，放弃速度崇拜，才能有闲情逸致去欣赏和体验对象的美，才能为人的精神生存建立诗意的栖息地。休闲不仅是人的日常生活通向“诗意栖居”的重要路径，而且其本身就是“诗意栖居”的生存状态。

四、休闲的意义建构价值

人不仅生存于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生活于意义世界。意义是幸福的重要构成元素，幸福生存一定要有意义支撑。科学技术与物质生产力越发达，人类对于意义的需求就越突出。现代社会，“物质不是难堪事，意义方为大问题”。物质世界的建设靠劳动，意义世界的建构则离不开休闲。休闲是展现和发展人的精神向度的生存领域。休闲不仅是精神生活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精神生活本身。亚里士多德认为，包括理性思辨在内的精神生活是休闲的重要内容，休闲耕耘了人的心灵与个性。

从超越性的层面看，中国古代先哲所推崇的高境界休闲就是人在虚静的状态下体心悟道、营造意义世界的精神建构活动。“君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个体身心修养的重要路径与方式，儒家与道家都非常推崇静。在“静”中“修身”、“养心”，建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从日常生活层面看，作为乐生活动的休闲，是一种对于美及意义的欣赏与体验，对于生活在世俗世界的芸芸众生

来说，这种欣赏与体验本身就是在“日常生活世界”建构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的过程。

五、休闲的全面发展价值

人的全面发展包括需要的发展、能力的发展、关系的发展，全面发展意味着人格的健全，意味着人的潜能的实现与多方面的生命体验的获得。

全面发展实质是人的“潜在自我”的实现，这种自我实现就是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在于德性之实现，是自我“优良性、优良品质”之实现，是自我潜能之实现。包尔生继承了亚氏的自我实现论，认为幸福或福祉在于所有德性和能力的训练和实行，特别是那种最高的德性和能力的训练和实行。

自由时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空间，休闲是实现全面发展的契机。西方休闲理论强调，休闲在人的整个一生中都是一个持久而重要的发展舞台，是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社会空间。私有制和社会分工下的异化劳动是对人的发展空间的限制与剥夺，闲暇与休闲则是对于人的发展空间的拓展。休闲把人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拥有自由自主支配的时间用于艺术科学等方面的创造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拓展社会交往，满足多方面的需要，获取多方面的生命体验。分工越细，闲暇时间和休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越重要。片面而过度追求物质占有的劳动造就单向度的人，是对于人的发展空间的侵占与挤压。人在异化的、强制性的劳动中，体验的是自由的被剥夺、生命与生活的被肢解。异化劳动之所以造成人的不幸福，就在于它剥夺了人自我实现与全面发展的机会。人在异化劳动中不是实现、完善与成就自我，而是丧失、肢解与迷失自我。

六、休闲的自由解放价值

休闲与人的自由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自由是休闲最根本的内在价值。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休闲与自由同在，都肯定了休闲的自由价值。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自由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增加自由闲暇时间是建设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而劳动只有当其成为在内心之爱驱动下随兴而作的活动时，即当其扬弃了外在强制性而具有休闲乐生性、成为人们在其过程中能够体验和享受“创造的欢乐”、“生产的欢乐”的活动时，才是自由的，才能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价值和人类解放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扬弃劳动的异化和外在强制性，赋予劳动以自由自主性和乐生性。马克思设想的那种“上午打鱼、下午放牧、晚上批判”并摆脱了社会关系强制和技术分工强制的劳动正是这样的自由乐生性活动。

解放的内涵就是把人从外在的强制（包括社会关系强制和自然必然性的强制）下解脱出来获得自由。人类解放包括“宏大叙事路径”和“日常生活路径”。前者是指通过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或者革命来实现，后者则是通过每个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即增加自由闲暇时间来实现。休闲是自由自主活动的时间与空间，真正的休闲应当是在普遍异化的社会中保留的一片非异化的净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休闲学家凯利指出，将现代生活从占统治地位的异化生产方式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将现代人从工业社会的“铁笼”中解放出来，是发展真正休闲的根本意义所在。［4］休闲的解放价值是与人在劳动中被强制、被束缚相比较而凸现的。在存在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所有劳动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与劳动相比，休闲则是人在自由闲暇时间里自主选择的活动与存在方式。如果说劳动是对人的压迫与禁锢，休闲则是对人的解放。休闲是把人从劳动的技术强制和社会关系强制中解放出来的“日常生活路径”，是人类解放尤其是个体实现自我解放的现实切入点。

需要指出的是，人的解放的两大路径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社会革命”这些“宏大叙事”领域里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社会历史基础(物质基础与制度基础)，对于每个个体的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每个个体“日常生活世界”的解放也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后者并不是可以由前者替代或者简单决定的。人的解放是“自解放”与“被解放”的辩证统一。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物质生产率已经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多元选择的空间。个体能否摆脱“时间被金钱绑架、生命被物质奴役”的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我解放意识。休闲哲学本质上是个体自我解放的哲学。

七、结束语

以市场制度模式和工业技术模式为支撑的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是“物质霸权”、“时间专制”与“速度崇拜”。自工业革命以来，以物质利益最大化、利益实现最快化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的制度安排使得社会变迁和生活节奏一直处于不断加速的趋势。这种日益加快的速度即将把人类逼到崩溃的边缘——无论是人的外部自然生态还是人内在的生理和精神生态。社会时间代替自然时间，社会节律代替自然节律。人类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令人窒息⑧，由过度劳动导致的形形色色的“时间疾病”这种被联合国称之为“世纪性的流感”病毒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在全世界蔓延。

“文明人”对于“自然人”的这种戕害，突出表明人类的进化已陷入了严重的误区，人类生存智慧在根本上出了大问题。为了矫正文明的误区，极有必要开展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这一文化复兴运动要发扬光大亚里士多德和老子这些伟大思想家们所推崇的休闲生存智慧，把休闲元素重新引入人类文化之中，从社会制度与文化价值观上改变与修复阴阳严重失衡的人类文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对于自己亲手缔造的“速度崇拜”文化开始进行认真的反思。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以最快化的速度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为特征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给人带来预想中的幸福，相反，却使人沦为物质和时间的奴隶，使人的生活陷入了焦虑、无意义与被操纵的尴尬境地。作为这种反思的结果，西方各主要国家先后兴起“缓慢革命”⑨与“简单生活运动”。种种迹象显示，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休闲生存智慧正在重新受到人们的青睐。这将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人类文明的一场新的伟大启蒙。这场新的启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有发展无提高”(指经济发展了幸福指数却没有相应提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新难题”（即所谓“伊斯特林悖论”现象）⑩，及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走过的“有钱不快乐”的弯路，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注释

①④“适度性”是指把劳动控制在自然生态承载力与人自身承受力的限度之内，超过这种限度的劳动就是“过度劳动”。参见王景全：《休闲：人与自然和谐之道》，《中州学刊》2007年第1期。②《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8页。③“积极休闲”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积极地选择休闲”；二是“选择积极的休闲”，即选择有利于自身健康与全面发展、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休闲方式，抵制消极和异化休闲。参见王景全：《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看休闲》，《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6期。⑤娄伟、王秀云：《中国知识分子“过劳死”问题研究》，《中国人才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0页。⑥［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前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⑦该结论源于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于2004年对中国6大城市——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进行的幸福指数测试和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经济调查所、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幸福工程组织工作委员会等共同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选活动”的推选结果。奚恺元教授所做的幸福指数测试表明，经济更为发达的北京、上海的居民，其幸福感比杭州、成都的居民低。参见《环球时报》2005年8月10日。而“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选活动”也将杭州等10个城市推选为中国最幸福城市。⑧⑨［加］卡萝·奥诺德：《放慢生活脚步》导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⑩参见陈惠雄：《快乐与幸福理论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光明日报》2007年5月29日。姜奇平：《经济审美化的内在动因》，《光明日报》2005年6月28日。

参考文献

［1］［2］［3］娄伟，王秀云.中国知识分子“过劳死”问题研究［A］.中国人才发展报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91—414.

［4］［美］约翰.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198.

责任编辑：海玉中州学刊2008年第4期粤港商会发展比较及其对地方商会发展的启示2008年7月中 州 学 刊July，2008

第4期(总第166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