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社会性别

关　涛

摘要：社会性别问题在现代主义作品和后现代主义作品中有着不同的体现，但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完全否定，而是对前者的继承和补充。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相遇使社会性别问题具有了多元性和主题间性，将不同种族、民族、国家和阶级的女性同时纳入关注视域，从而超越了只强调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与男性平权的现代主义作品；但同时也面临着后现代主义解构和反本质的威胁。女性主义文学家及批评家应立足于性别这一出发点，在坚持女性主体的同一性和整体性的同时，也应开放地将男性问题作为人文关怀的对象，以达到男女真正平等的和谐境界。

关键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社会性别；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4—0223—04

收稿日期：2008—03—17

作者简介：关涛，女，满族，北京工商大学外语系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一

“现代主义”这个术语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所有文学和艺术流派的一个统称。重要流派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以及达达主义等。它们都不约而同地自觉地和旧的、传统的文化决裂，积极主动地追求和探索文学艺术内容与形式上的革新，充满活力和乌托邦式的幻想，试图通过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形式来反映人们当时的存在和生活。现代主义在文学上的具体表现就是追求个人独创性。阿尔弗雷德·卢瓦西曾宣称“有多少现代主义者就有多少现代主义”。①因而现代主义艺术风格呈现出革命性、象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

现代主义在1880年至1930年这段时期从发端到发展成为西方国家的艺术主流形式（其主导地位一直保持到20世纪中叶），这段时期也是第一次女权浪潮的鼎盛时期（西方女权思想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众所周知，在19世纪先后有几大理论的诞生震惊了当时的世界，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撼动了传统的人类/男人妄自尊大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质疑了资产阶级男人的合法性；尼采宣布了“上帝之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弗洛伊德主张每个人都有着完全不同的自我；人类学和考古学揭示出父权社会不一定就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唯一的、最好的形式。在这样的社会和理论背景之下，妇女解放运动日见规模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1910年3月8日成为第一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西方妇女为争取“三权”（选举权、遗产继承权和财产使用权）而提出了“上帝创造了男女，男女应当平等”的口号。1920年至1928年，英美妇女获得了完全的选举权。第一次女权浪潮以妇女获得选举权而达到高潮。这场女权运动的发起人都是“新妇女”。相对于传统的家庭妇女而言，她们独立、受过良好的教育、性解放、热衷于公共领域的生产活动、反对妇女成为“房子里的天使”和局限于传统男权社会强加给她们的生育天职。于是，女权运动反抗父权制和争取个性解放的

革命宗旨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不谋而合。现代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关注到发生在世纪之交的社会性别变化，而社会性别的变化也必然会在现代主义文艺作品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表现。

女权运动提倡的社会文化变革的激进主张使现代主义写作从主题和形式上开始对社会性别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思虑。思考的是对于新女性的身份认同；忧虑的是获得平等权利之后的新女性及其自身力量对男性统治构成的威胁。结果导致在现代主义的许多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存在着一种对新女性气质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女权运动中出现的新妇女激发当时的作家们塑造出了许多性格矛盾的现代主义女性形象，如易卜生的《海达·加布勒》中的女主角海达·加布勒、哈代的《无名的裘德》中的女主角苏·布莱德海德等。她们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权主义对现代主义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明显例证。

第二个原因来源于现代主义同传统决裂的根本宗旨。在传统文化中，女性形象总是围绕着两个对立面。第一类是受歧视的女性。在《创世记》的神话传说中就贯穿着这种神秘邪恶的女性形象，如伊甸园里的夏娃。于是，在男人眼中，女人是一切灾难的祸根，受到诅咒和歧视。“厌女症”控制了人类历史的大半部分。之所以“厌女”是因为这类有着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的女性使男性感到恐慌。第二类是受颂扬的女性。从中世纪中叶起，人们不再无休止地攻击女性，反而对她们的“美德”和“功绩”极力吹捧。女性相夫教子的天职和为家庭自我牺牲的精神受到赞美。圣母玛丽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是，这种“女性美”其实是男人强加给女人的，目的是使她们能够心甘情愿地充当“家庭中的天使”。现代主义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对陈词滥调的传统说“不”，而表现在女性艺术形象的刻画上就出现了“第三类”女性形象。这种说法主要是针对男性作家对待女性形象的第三种态度上。男性现代主义作家一方面憧憬由各种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新女性气质所象征的平等主义的变革；另一方面又对这种激进的文化政治变革所带来的破坏力量感到恐慌。

这种“厌女症”和“爱女症”的结合不仅在男性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中有大量体现，在女性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例如：伍尔夫《到灯塔去》中的莉莉·布里斯科、夏洛特·珀尔金斯·吉尔曼《黄色墙纸》中的无名主人公。这些女性形象反映了女作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渴望自由，另一方面又害怕由于渴望这种变革而招致惩罚。

尽管男性现代主义者们渐渐意识到在他们致力于颠覆上层阶级乏味道德观念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女权主义者们正致力于推翻那种维多利亚式的传统理想女性气质，但是现代主义批评的传统却一向都是把男性现代主义作家置于经典的中心地位，推崇那些和男性气质相关的现代主义写作特征：强硬、坚毅、简洁、理性。而把女性现代主义作家置于现代主义的边缘。女性作家对社会性别的思考被认为是“家庭的”、“个人的”和“私密的”，“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因而没有男作家作品中的经典—理性—神话主题的价值高和重要性大。跟男作家相比，女性写作是无足轻重和缺乏实质的。因此，女性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确立现代主义女作家的重要性，通过开放传统经典来吸纳她们，拓展读者对现代主义构成的原有理解。

二

后现代主义是随着现代西方社会的科技和经济在20世纪下半叶的迅猛发展而源起的。现代西方文化在后工业阶段

的一次次的崭新裂变使后现代主义逐步演变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

后现代主义首先是在建筑领域获得广泛接受和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建筑上的现代主义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强烈反对古典建筑的高度装饰性和奢侈感，强调理性主义、功能主义、禁欲主义的乌托邦式的美学信念；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对现代主义的这种单一的审美模式，提倡多元的、灵活的、丰富的、宽容的审美态度。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后现代主义”一词开始逐渐成为文学艺术批评领域中的一个流行术语，此后一直是哲学和文化领域中引人关注的理论，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重要思想家和批评家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有关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论争。论争的焦点之一是后现代主义究竟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还是对现代主义的继承和补充。

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明目张胆的、大逆不道的反对和颠覆，它背叛和遗弃了现代主义文化中存在的理性、价值和理性，使当代社会丧失中心和主体从而变得混乱和冲突。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是属于现代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期。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精神，它具体表征为：解构元话语和元叙事、去中心、多元论、杂交性、反抗传统和权威、敢于冲破旧范式的束缚、不断标新立异。现代主义创生之初就具有这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精神。然而当现代主义一旦全面占领文化和思想的主导地位之后，就不再声言反叛和否定；相反，它逐渐变成了既存制度的维护者，并进一步丧失其后现代主义精神。于是就会有更新的现代主义以后现代主义精神为武器去反抗它，如此循环往复。韦尔施提出“后现代是从前秘传的现代的公开的日常形式”。②后现代状况与20世纪的现代艺术相比，有着一致的基本特征：反传统、蒙太奇、拼贴、模糊、不确定性等等，说明了“后现代只不过是20世纪的现代的兑现形式”③，是对现代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后现代对现代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改造，但它并没有终结现代，也不是反现代。例如，多元性在后现代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它影响到文化的方方面面。多元性是后现代的基本景象，多元性的实践“越来越决定着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体现当代的历史和道德的直觉”。④

诸多思想家和批评家的论争使后现代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原因在于各自论争的角度和立场不同，范围涉及哲学、宗教、社会学、美学、文艺等各个方面，而且各有各的具体表征。因此，后现代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也正彰显着它自身的后现代特征。

三

受后现代主义精神的强烈感染，社会性别问题不再只停留在关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与男人的平权上，而是援用后现代主义对二元对立的否定，对多元性、异质性、边缘性的强调、反对宏大叙事等特征，对现代主义的社会性别传统进行解构和重构，将其差异化、多元化、复杂化。批评家们把社会性别与阶级、种族、民族、国家、地域和性行为取向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认为只有放在不同的语境之下，社会性别问题才具有真正的历史和政治价值。国内将feminism一词先译作“女权主义”、后译为“女性主义”的作法正是体现了它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个不同时期的具体表征。被赋予于新的内涵，它涉及到不同阶级、种族、性爱取向等多方面的性别权力，使女性主义思想朝着多元化、差异化和复杂化的方向发展，衍生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的、存在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的、生态的、同性恋的等多种女性主义，涌现出一系列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家和批评家。例如，法国的西苏、伊瑞格瑞和克里斯蒂娃，她们从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中受到启发，强调性别的差异，致力于女性主义理论的建立。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宠儿》、《最蓝的眼睛》等；爱丽丝·沃克，曾获美国图书奖和普利策奖，代表作为《紫色》。她们的作品都以黑人妇女为主角，讲述黑人妇女的生活和故事。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佳亚特丽·斯皮瓦克和贝尔·胡克斯反对白人妇女的“女性帝国主义”，强调妇女由于阶级、种族、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朱迪斯·巴特勒批判了传统女性主义的自我中心论，认为“女性”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提出了人的社会性别角色是靠“表现”（performance）来实现的，如服装、举止、言谈方式等等，认为破除男权制度最有效的方法是男女混装，打破性界限，使社会性别不确定化，以此来消除因性别差异而导致的性别压迫。

许多传统女性主义的批评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开始反思原有理论和实践的单一性、排他性。最典型的要数肖瓦尔特，她在《我们自己的批评》一文中纠正了自己早期无视种族和他者妇女的错误，分析了美国黑人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之间的关系，并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的扩版中，增加了一个新的章节，有意地补充了对一些非白人、非中产阶级的女性作家的评论。

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及批评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及批评都是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为根本出发点的。如果说现代主义女作家在其作品中对社会性别的关注和性别意识的流露还停留在遮遮掩掩的阶段的话，那么她们的自由和理想则在后现代主义时期获得了充分的解放和实现。女作家再也不用怀着恐慌的心态去模棱两可地描述女性形象了，她们可以尽情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随心所欲地创造心目中的女性形象，把女性这一主体朝着多元的主体间性的方向去考虑，重构了文学写作和研究的传统。如果说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解构传统的男性经典、挖掘女性作家及其女性主义作品为首要任务的话，那么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接过其先辈的接力棒，不仅彻底动摇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及批评传统，并且在此基础上消解了已经确立起来的白人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批评权威，将互文性和主体间性引入自己的批评视野，赋予了文学研究跨学科的性质和创新意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及批评并不是对现代主义的女性文学及批评的颠覆，而是对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延续。

女性主义吸取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论精华，如否定二元对立、强调多元方法论、反本质主义等等，使自身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并走进大学校园成为高等教育的学科之一。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女性主义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文化思潮，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世界上已有不少国家的首领是女性；哈佛大学的校长萨莫斯由于在正式场合发布了歧视女性的言论而被迫辞职。这些说明全社会都已经意识到了女性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女权/性主义运动不断推进的必然结果和取的可喜胜利。

四

然而，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也存在着几大分歧。首先，二者对待主体性的态度不同。女性主义自发端起就一直致力于坚守性别立场，建立女性的主体性；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主体是不稳定的、变幻的、不可信的。女性主义将后现代主义的主体性观念发扬光大，认为一个女人的社会身份不仅仅是女性，还隶属于某个阶级、来自于某个民族和地区，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第二，二者对待现代主义的态度不同。女性主义肯定现代主义中有关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念，这是女性主义争取平等权利的立足点；而后现代主义理论试图解构一切现代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普遍性，女性主义认为这样会使女性主义自身面临解构的危险，使其丧失政治意义，变得可有可无。

因此，在女性主义批评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始终立足于性别这一出发点，在关注主体间性的同时始终不能忘记女性主体的整体性和同一性，这样才有利于女性整体地位的提高；另外，女性主义批评对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应对文化深层的社会性别问题即文化传统中对于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不同的假设进行反思，也就是说，女性主义批评不应该只停留在关注女性的层面上，而是应该冲破原有界限，将男性也纳入到自己的人文关怀中来，对整个社会性别问题和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思考。美国现代主义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在《美国人的成长》一书中对人的“根本脾性”的描述十分深奥，“每个人身上最坚强的东西就是他们的根本脾性。一些种类的天性在几乎所有男人和几乎所有女人身上都有”。⑤美国文学批评家安妮特·科劳德尼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必须承认“在我们的文化中所产生的男女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拥有一些共同基础”，其最终目标是超越社会性别而达到男女真正平等的境界。⑥可见，两性的共同发展是一个双赢的斗争，正如很多男性思想家和批评家曾经并正在致力于女性的发展一样，女性主义者们也应该将男性的性别问题纳入自己关注的视野，增加两性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从而达到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目标。

注释

①［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88页。②③④［德］沃尔夫冈·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洪天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06、303、491页。⑤张禹九：《空谷足音——格特鲁德·斯泰因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91页。⑥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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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凯声中州学刊2008年第4期理智的悲壮——试析王海鸰笔下都市女性的婚恋观2008年7月中 州 学 刊July，2008

第4期(总第166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