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
1920年12月16日晚,在宁夏海原地区发生85级地震,次日晚又在郑州、洛阳、陕州一带发生强烈余震。
惨况难以想象,据后来统计,死亡人数达23万。当时的记者大约很有限,交通也不方便,不可能像现在那样即刻飞去作实地报道。其实媒体无意封杀消息,民国政府虽然无能,却力不从心。那一年8月已经发生于陕、甘、豫、冀、晋“五省太旱”,死亡50余万人,灾民达2000万人,全国上下都在赈灾。因此相比之下宁夏地震未得到凸显。
就在宁夏地震之后第三天,北京举行“旱灾纪念日”,数千学生、军队及大量汽车上街游行募捐,有的工厂学校特别鸣响,情形十分热烈。总统徐世昌捐了200元,总理在呼吁救灾,内务处设有国际统一救灾会。美国公使馆特别将体育室让出来,给清华学堂学生作办公用。海外机构也纷纷解囊,英国伦敦市长在官邸召开为中国的赈灾大会,可见救灾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人道行为。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民国政府国库空虚,向英美法日四国银行提出赈灾借债400万,经一番协商,终于达成,利息却比平时高出一半。政府部门为发放赈款制定计划,国际振灾(当时多作“振”灾,舍有振兴之意)会长嘉那致电外交部,请中国政府宣布赈款分配计划。政府公布了分配各受灾地区的款项,并决定具体由当地赈灾团体自己发放,其用途受到有关委员会的监督。
这次条件苛刻的赈灾借债,对“国体”并不光彩,但政府不得已为之。由于宪政及国会的体制关系,借债之举未能“黑箱”操作,而报纸也不断追踪借债的进展,在京记者及时报道,体现了相当的透明度及舆论监督的作用。……
中外文摘 2008年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