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皇帝两个文人

张　鸣

乾隆和袁枚

自古以来，人如果诗做得比较好，那么在做官方面，就差点意思。古来为人称道的清官能吏，比如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施公施纶，彭公彭鹏之类，没有一个是诗人。反过来，孔融诗做得好，做太守的时候，“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可有贼来攻城，只能城破而奔。另一位诗坛高手陈琳，为袁绍草讨曹操檄文，骂人骂得连曹操的头风都不药而愈，但真正做事，却百无一能。接下来，竹林七贤，南朝大小谢，唐朝的李、杜，都差不多，诗人和能吏，看来很难兼而得之。不过，大千世界，例外总会有，清朝的袁枚，就是一个。

袁枚是清朝鼎盛时期，数一数二的大才子，12岁中秀才，广西巡抚命其做铜鼓赋，提笔立就。20出头就登科及第，点了翰林。时人说他“身长鹤立，广颡丰下，齿若编贝，声若洪钟”，一翩翩佳公子也。据说当年袁枚点了翰林之后，回乡娶媳妇，有好事者绘图记其事，图上的袁枚，年少玉貌，身披红斗篷，胯下白马，从者数人。这样的少年进士，如果放在唐朝，照例是要被推为五路探花使，遍访长安名花，饱享艳福的。

然而，少年得志的袁枚，很快就碰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按规矩，进士点翰林，除了三鼎甲之外，一般人都属于翰林庶吉士，即见习翰林，一年后大考，如果合格则转为翰林编修，不合格则分发六部做主事，再差的则放到地方做知县。才高八斗的袁枚，居然被放下去，做了知县。

做了七品芝麻官的袁枚，并没有天天饮酒赋诗，荒废政事，反倒得了能吏之名，前后做了几个县的县令，每到一处，很快就会把前任的积案清理干净。袁令断案如神的故事，在民间到处流传，老百姓编成歌谣传唱。时人说他可以引经折狱，有儒者之风，其实他的诀窍无非是每到一地，依靠当地乡绅耋老，调查清楚有多少不良分子，然后张榜公布，许其三年不犯榜上除名，这么一来，犯事的自然少，加上“依靠群众”，耳目众多，有外面来流窜作案者，多半逃不掉。平时百姓的争执，他倒是经常引经据典，三下五除二，调解开了，其中很多典故，其实就是蒙人，蒙人蒙到两家不吵架，不打官司，也是积德。因此，周围的县，老百姓有了难解之事，也会来找他排解。

清朝的规矩，翰林是士林金字塔的顶尖，凡是做过翰林者，即使外放做县令，也是老虎班，上司照例高看一眼，升职排班，一律优先，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上去的。可是，既能做诗，也能做事的袁枚，身列老虎班，却总也升不上去，而且知县从大县富县，做到了穷县小县，从江苏做到陕西去也。十年官场蹭蹬，少年袁枚变成了中年袁枚，人到中年，百事看得开，于是辞官不做，在金陵附近买了块地，据说此地是当年谢安呆过，人称谢公墩，修了一座随同。从此在园子里饮酒做诗，做起了职业诗人，当然也是名士。

袁枚诗做得好，不成问题，连高丽琉球都高价求之。除了诗之外，他还有两件事特别有名，一件是美食，袁枚著有《随园食单》，记载了许多美食佳肴的做法。当时的随园，种菜养鸡养鸭还养猪和兔子，养法与众不同，加上园中的他自己就是厨子中的高手，率领众多高厨，做出来的菜肴，白是别具一格。当时的随园，经常高朋满座，有次开筵，客人居然达500人。各处达官贵人，诗人名流，只要路经金陵，没有不去随园的。

第二件是做人风趣，善解人意。到随同的人，除了可以饱口福，还可以饱耳福，随园老人(袁枚)的诙谐风趣，无人可及。《清史稿》说他，“诙谐詄荡，人人意满，后生少年一言之美，称之不容口。”一个朋友死了，他把朋友欠他的五千金债券，一把火烧了，还拿出钱来帮助朋友的后人。

善于美食美言的袁枚，也会挣钱，否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银子哪里来。袁枚的官运不佳，但文名远扬，四方贵人和富人，求他给死去的爹娘写墓志铭的，不知凡几。求人例有高报酬，看在钱的份上，袁枚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你要什么，我写什么，反正最后胡乱写的，他都不收进自己的集子，只当是挣钱的买卖。

第二桩挣钱的买卖，是收弟子。中国是诗之国，虽说清朝诗有点衰，但喜欢做诗的人还是很多，加之袁枚不仅能诗，而且善绘，一手文人画，也很出名。因此，四方慕名而来拜在门下者，相望于道。袁枚不仅收男弟子，还收了十三个女弟子，既教诗，也教画。这种事，在那个时代，很为人所诟病，男女授受不亲，但袁枚是名士，有大才而弃官不做的名士。这种人，历朝历代都会有所优容，因此，骂归骂，皇帝却没有问罪。

袁枚是乾隆四年的进士，一生都生活在乾隆这个“圣主”的影子里。按说，他理应得到赏识才是，可是，恰是皇帝本人不喜欢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加能吏。清朝的惯例，全国进士出身的官员，皇帝都要亲自考察，更何况是做过翰林的。袁枚太聪明，太有才情，也太能干。但是，乾隆是英主，是自恃诗才和学问比所有臣子都强的十全老人，他不可能容忍一个才情和天分都比他高的全才，这样的全才，即便冒出来了，也不能让他升上来。相对来说，皇帝宁可用庸才，因为庸才方可以显示出皇帝的高明，如果有才，也得含蓄一点。少年得志的袁枚，自然不可能像六十岁才发迹的沈德潜那样深藏不露，扬己露才，在所难免，因此，仕途失意是必然的。皇帝没有找个茬子把他杀掉，已经算是很有雅量了。

乾隆和沈德潜

时下的流行语，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套过来，不怕皇帝，就怕皇帝爱写诗。皇帝要写诗，得有人给他修改润色，做这个活计，用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话来说，就是给皇上洗脏衬衣。

皇帝的脏衬衣不好洗。不是皇帝的衬衣特别脏，而是衬衣的主人是皇帝。算起来，中国最喜欢做诗的皇帝有两个，一个是隋炀帝，爱诗爱到臣子有佳句者，嫉妒得要取他的性命。另一个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属于高产诗人，保留到现在的就有四万余首，编成集子，可以卖到几万元一套。

隋炀帝有没有人给他洗脏衬衣于史无征，但乾隆有。比较有名的一个，名叫沈德潜。此人是清朝大臣中的九老之首，活到九十七岁，而且位极人臣，官拜太子太傅，虽说是个名誉衔，但有清一朝，能有这个头衔的人像白乌鸦一样稀少。沈德潜活得长，但发迹却很晚，考上进士，点翰林那年，已经六十七岁皤然一老了。不过，科场蹭蹬的沈德潜，却是一个名满江南的老名士，诗做得好。据说人翰林后，沈德潜例行考试并没有考好，由于乾隆的看重，不仅没有给发下去做知县，反而走进皇帝的南书房，挂上了“上行走”的头衔，从此一路畅通，翻着跟头升了上去。此公到八十多岁退休之前，一直没有离开皇帝的身边。如此好运的沈德潜，唯一的凭借。就是一手好诗，以及低调而且善于迎合圣意的老道功夫。因此，有人认为，沈德潜其实是乾隆的枪手，乾隆的诗，实际上是沈的手笔。不过，看过一些乾隆御制诗之后，我觉得沈给乾隆的诗修改润色应该没错，清史稿也说，他曾为乾隆校正《御制诗集》。但捉刀代笔好像不确，因为乾隆的诗实在太差，有的像张打油，

有的则像散文码齐了押上韵，实在不大可能出自一个诗坛老手的手笔。

皇帝衬衣不好洗，原因是凡是皇帝，就不想承认自家的衬衣也脏过。因此，洗衣妇的活儿，只能悄悄地干，干了之后，还不能让别人知道。老名士兼老大臣的沈德潜，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十几年伴君伴虎，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没有透露半点“给皇帝改文章”的得意，由此挣来了逐年增加的恩遇，功名利禄，死了之后溢美号，立祠堂祭祀。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名士活的时候总算安然渡过，但翘了辫子以后，还是}H事了。

出事的原因，是老名士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大臣，但虚荣心却并没有真的丢到长白山或者爪畦国去，无论如何，给皇帝改文章都是难得的荣耀，当时不敢说，却不想从此被湮灭掉，因此，沈在自己的遗稿中，还是留下了表明自家荣耀的明确痕迹。

不想，老名士想传之后世的，恰是皇帝所格外忌惮的，沈德潜死后，乾隆借故从沈的家人那里，骗来了沈的遗稿，这下老名士的馅儿露了，皇帝被气了个半死，公开发作不方便，找了一个茬，“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就差掘坟鞭尸了。这个茬，有人说是沈德潜诗题日黑牡丹者，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可以上纲上线牵强扯成不满“本朝”的悖逆言论。也有一说是沈德潜给某举人的文集做过序，而这个文集后来被人检举，有关碍文字。

不管怎么说，反正沈老名士死后没有保住名节，骸骨都不得安宁，其真正的缘由肯定不是这种牵强附会的罪过，还是跟那倒霉的诗，倒霉的洗脏衬衣有关。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皇帝和名士虚荣心都强了一点，互相较劲的结果，最终，皇帝最不希望别人看的脏衬衣，以及如何找人洗的事，都让人知道了。沈家丢了皇家给的好处，而皇帝则丢了人。

其实呢，写诗，从手民之误，鱼鲁亥猪，到平仄不协，压错了韵脚，找人修改，本是寻常之事。然而，这种百姓的平常事，到了皇帝那里，就一定有麻烦，因为皇帝是圣上，一生下来就不能有错，有了错，需要改，也得悄悄地进行，假装从来没改过。臣子们也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捧臭脚到底。比如乾隆给灵隐寺题字，把个灵字(繁体)上面的云字头写大了，下面不够写了，于是臣子就出主意改题为云林禅寺。比如乾隆近视，把浒墅关看成许墅关，把西川看成四川，臣子们就把地名都改了，一直沿用到今天。

反正，皇帝是不能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