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激励下,通俗作家群体中的部分成员有“趋新”的倾向,本文揭示了此类在文学史上久被遮蔽乃至遗忘的部分事实。在1921—1923年间,这种“趋新”的表现屡遭严拒,并被视为是一股敌对势力而要将他们“扫出文坛去”,于是分道扬镳之势终成定局。自此,新文学的主流作家以“为人生”与“中国向何处去”等探求为己任;而通俗作家则侧重于为“乡民市民化”等现代化工程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各有自己侧重的读者群体,形成了各得其所的“互补”局面,这使我们的文学更具有为多元读者服务的普适性。
一
从晚清到五四,知识精英的雅文学与市民大众的通俗文学曾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时,就视通俗作家吴趼人等为同盟者,将大量的篇幅供通俗作家们发《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声讨晚清官场腐败、社会腐朽等题材的小说。而当通俗作家李伯元主持《绣像小说》时,知识精英作家别士(夏曾佑)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小说原理》的文章,其中对通俗小说曾予以充分的关注:
综而观之,中国人之思想嗜好,本为二派:一则学士大夫,一则妇女与粗人。故中国之小说亦分二派;一以应学士大夫之用,一以应妇女与粗人之用。体裁各异,而原理则同。今值学界展宽(注:西学流入),士大夫正日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惟妇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
以上两例都表明知识精英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通俗文学的启蒙作用的,因此,在创作实践上和理论阐发上对通俗文学极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