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地位60年巨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沈丁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中美力量对比也更趋平衡。2008年,我国经济产出已接近美国的1/3,按购买力计算超出美国的一半。若按进入新世纪前8年的平均发展速度,我国经济规模有望在2015年前赶上美国。即使按目前的“保八”衡量,我国也将在2025～2030年左右赶上美国。以购买力计算,则将更快(当然,上述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都存在着能否在10 ~ 20年内可持续发展的问题)。60年来中国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包括对美国关系的发展。由于我国制度的进步、国力的提升,中美关系的发展正更趋平衡与成熟。中美之间日益呈现一种相互学习和尊重的氛围,并形成一种共同合作和倚重的关系。这种气氛,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11月对华访问之后,愈加明显。

中美关系不仅受到两国国力对比的影响,更由于双方为维护各自核心利益而进行博弈,其处理手段与效果随阶段不同而发生变化。当代中美两国都声称追求独立民主和自由。就表面逻辑,这两个国家享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且它们都曾长期认为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唯一优秀的,并且有权力和责任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向海外输出。但在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都长期不能认同对方的意识形态,它们分别采取了反帝和反共的国策,并在国内建政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因此其对外政策与国内制度造成了它们拒绝认同双方价值观的相通性,反而都曾坚信对方的内外实践背叛了其宣称的理想主义。中美彼此看待对方的这种长期的排他性以及镜像对称的认知,无疑使双方错失许多和解与合作机会,并在冷战时期几度陷入危险的热战对抗。中美在维护各自的价值观和核心利益的同时,曾长期抵制对方的价值观和核心利益,两国之间持久的人权与台湾问题,其原因盖出于此。

在今天,中美高层的热线已连接两国最高元首、首脑、外交以及军事领袖,但在五六十年前双方并不具备这种条件。中美对朝鲜半岛统一的人文价值和战略后果看法悬殊,双方不仅未能共同防范朝鲜战争的爆发,反而先后被迫卷入一场无法共赢的危机管控,并同时衍生出已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台湾问题等严重对抗。但基于中美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共同根本利益,两国政府不断采取斗争加克制的做法,并在共同面临苏联扩张的上世纪70年代,借由“乒乓外交”的契机实现了双方最高层公开和正式的接触,最终于70年代末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中美恢复正常关系具有外来因素的推动。它绝非仅是增进我国的国家安全,它还在更长的时间内体现为中国现代化的新起点,确立中国国家建设的现代进程,有利于落实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并因此塑造亚太地区的恒久稳定。中国选择开放,美国选择与此合作,这是上世纪最后30年人类历史最有价值的发展。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崛起,美国显然担忧将挤压其主导空间。但在经历了我国30年的开放和发展后,美国正对我国和平上升的现实进行调适,因此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已不再是美国一味担忧或捏造“中国威胁”,也不再是中国不断驳斥“中国威胁”或者宣示“中国和平发展/崛起”,而是华盛顿试图冷静对待中国的迅猛发展,不再拒绝中国崛起以及逐步接受中国扩大中的影响力。就如同奥巴马总统11月亚洲之行所反复表示的,“美国无意遏制中国”。

冷战结束近20年来,美国已结束关于中国的辩论,对中国崛起已取得两党共识,即中国发展同时给美国带来机会,一个和平发展的、繁荣进步的、充满活力的中国有利于美国利益。美国不可能放弃全球化给中美带来的双赢机会,更何况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不可能被任何国家所能遏止。美国惟有通过接触和塑造中国,才有可能将中美关系导向对美国有利的稳定方向。越来越多的美国朝野人士开始务实,准备接受中国的继续和平崛起以及美国国际主导力继续下降的难以避免的未来。在他们看来,中国必须同时以它新近增加的能力为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

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中国与世界巨大的和平繁荣的机会,也给了中美合作创造财富与共同发展的机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调整了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行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尝试,这已取得卓越的成就。在全球化时代,中美已经并还在继续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合作:美国向中国输出了大量资金、技术并开放了广阔的消费市场,中国则向美国开放了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基地,前后向美国提供了数万亿美元的优质性价比产品。美方在客观上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就业和社会稳定、技术和管理积累,成为中国核心利益的合作者。中国向美方提供的海量商品,显著改善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尤其是中低层人民的物质生活,为美国繁荣与稳定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也同样成为美国核心利益的维护者。新中国建立60年来,中美经贸合作的进步是难以想象的。从1949年中美双边经贸仅5万美元,到2008年超过3337亿美元,当今中美关系已由于双方合作的深刻互利而牢不可破。

中国发展和崛起的价值后果,是促进国际社会的公平发展,包括美国社会的公正进步。毋庸讳言,尽管中美当今共同采用市场经济制度,但双方的政治制度仍有重大差异。中国奉行不干涉美国内政的原则,对美国国内政治制度不说三道四;但美国仍自以为制度优越,动辄对他国进行指责甚至制裁。事实上,中美在政治价值观上的鸿沟,不会一夜消失。但人们注意到,由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20世纪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给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相当影响,促使它们进行社会改良与进步。

社会主义国家所主张的公平正义,事实上已为各国人民普遍接受。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在人类最广阔的人群中持续实践着这种公平理想和制度完善。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时,我国在落实青少年义务教育、保障劳工就业权利、启动农民退休养老、实现多数人基本医保等方面,又做出了新的努力。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无时不在进行。中国在几十年发展中取得较大进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取得新的成就,必定对西方社会形成竞争压力。近20年来,美国政府时有推动全民医保改革,这本是为了谋求社会公正与稳定,但囿于资本主义社会既得利益的阶层的反对,始终未获实质性进展。目前,美国新一轮全民医保改革又在推动,美国面临金融危机而推出诸多国家干预的安民措施,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公平因素。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也将是在各自寻求“高度发展、公平公正”的框架下,两国进行国家制度与竞争力的博弈。

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战略后果,还有利于平衡跨太平洋两岸的安全关系。一方面,中美双方已经创造了多重交叠的政治安全沟通管道,具有及时沟通、增信释疑的良好条件,已形成预防和管理危机的一定机制。像朝鲜战争初期那样中美缺乏信任与沟通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中美都在当代世界具有超级战力,都具有进行高烈度常规战争或大规模毁伤性战争的能力,双方都难以接受严重军事对抗的后果。再一方面,两国在经贸金融合作、反恐防扩散、稳定国际形势、防控大规模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方面都有大量共同利益。因此,中美必定要发展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

中国国际地位的崛起对中美关系带来根本性的稳定作用,是中国以我为主提升能力、同时也是借重美国并给美国反馈利益的过程。但是,即使理性的美国战略精英能够理解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积极意义,他们仍将难以接受美国相对地位的衰退。即使美国不会也无力以强制手段遏止中国,但它还将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与我国锱铢必较,寻求在经济共赢过程中的相对与绝对赢量,以及在维护国际安全秩序中确保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可预见在未来10 ~ 20年中,也就是在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必然发生大量关于利益分配的公平性纷争,包括对财富产生过程中劳工权利与环境保护的争论,以及对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气候变化等跨界问题的争议。但这些都是发展中利益平衡的问题,属可争可让可控范畴。

重要的是,中美已经走上了由现实主义所决定并可预判的关系稳定的道路。中美都追求和平,问题是谁治下的和平。中国宣示不寻求中国治下的和平,但也不能接受在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美国尚不甘放弃霸权,但对维护由其治下的和平已感力不从心,2008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例证。美国发展的模式虽已很有成绩,但也愈加显现其固有不足。向着社会主义方向移动,由国家政权保障更多普通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必将是美国改革的方向。随着中美力量差距的缩小,当前这两个国家间仍然存在的一些战略问题如台湾问题,将有望更趋缓和。在两岸实现统一之时,中国才可自称成功崛起。那也将是美国纠正其外交政策中一个长期性根本错误的时刻,使它受到更多尊重的时刻。